鲁达 三、查找“活阎罗”
次日，专案组开始访查“活阎罗” 的下落。之前侦查员曾问过吴老头儿，老爷子说自那天枪战后，就再也没见过他，那个姓郭的也没有来过，宿舍的那些队员也没再提起这两人，没准儿受上司处置啦?
侦查员认为，警备司令部给“活阎罗”一个处分是有可能的。五个特务去抓一个人，目标的肩膀上还有枪伤，不仅没能抓到活口。还损兵折将闹了个一死两伤(那个被自己人一枪打了个贯穿伤的特务命大，没死)，这手艺实在太潮了，不处理那以后谁还肯“奋力向前殊死效命”?但要说就此把阎干掉，那估计也不至于。想找到“活阎罗”的下落，还得去龙华古镇走访。
这个思路是对头的。虽说已经二十年过去，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警备司令部可以迁走，但古镇上的居民还是那些。侦查员到镇派出所一说来意，马上获得一个信息:卖糕团的申驼背可能知道“活阎罗”的下落，他的糕团摊头常年摆在警备司令部大门对面，全镇人都知道“活阎罗”最爱吃糕团，每天的早点申驼背都特意为他留着。
如今，六十开外的申驼背还在卖糕团，不过已经变固定摊位为流动摊贩。龙华镇不大，侦查员在街头转悠了片刻就找到他了。果然，他知道“活阎罗”在血案发生后的去向。
“活阎罗”这个祸闯得有点儿大，据说熊司令闻言摔了东西，然后就把“活阎罗”、郭风云(小郭)关押起来，还上了手铐脚镣，内部议论说看来这二位的脑袋要被熊司令拿去祭旗了。但最后的处置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开除两人军籍，“活阎罗”调往江苏第二监狱当狱卒，郭风云就没那份幸运了，开革了事，自己去寻饭碗谋生。
江苏第二监狱位于漕河泾镇东，民间俗称漕河泾监狱。“活阎罗”是军法官，去了该监狱后，人家觉得让他当狱卒还要上三班委屈了他，就让他做了一名采办员。这主儿倒也放得开，也不嫌掉价，竟然穿了警察制服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漕河泾到龙华来拜访一班同僚，当然没忘记继续享受申驼子的糕团。申驼子以前受“活阎罗”的照顾，多年来没受镇上流氓地痞的欺压，这会念着一份情免费招待。阎的那番遭遇就是吃糕团时透露的。
侦查员这下简直喜出望外了。旧上海监狱系统在解放伊始是由上海军管会法院接收处负责接收的，监狱、看守所概由法院劳改工作委员会管理(1951年5月改归公安建制)，一应旧档案都在法院库房里，之前“悬办”未成立时，专案组中有人去法院查过旧档，都是按接收时的门类分别搁在架子上的，一查就着。
当即就奔法院，一问，接待员说漕河泾监狱在“八一三”稍后毁于日军轰炸。洪思愚等人大失所望，好在另一个留用老吏提供了一个情况，让他们的脸色马上阴转晴了——漕河泾监狱是在连续几天遭轰炸后方才成为一片废墟的。头天挨的是一颗哑弹，当局接报后急令抢救档案，释放五年以下徒刑的囚犯，五至十年徒刑的囚犯于次日发往军队当挑夫。当晚，一干囚犯加班把档案打包装箱，连夜用卡车转移到北新泾监狱(即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因此，漕河泾监狱的旧档解放后是被接收下来的。
当下调出这部分档案查阅，申驼子所言不谬，“活阎罗”阎望仕于1930年7月2日去漕河泾监狱报到，做了三天狱卒就改采办员了。1936年3月，阎提出辞职获准，之后就跟监狱没有关系了。
这下，一干侦查员大眼瞪小眼了。老刑警张福仁建议:“要不，照老方子抓药试试——去漕河泾镇上走访，看是否有当年供职于漕河泾监狱的狱卒之类的?”
5月30日，专案组去漕河泾镇查访。到镇派出所一说，人家竟像是未卜先知，接待侦查员的副所长老田立刻从文件柜中取出一册材料，说您几位要了解的都在上面记着呢。原来，上海解放伊始，市军管会发布通告，要求凡是参加过党政军警特宪以及反动会道门的人员都须前往指定机构登记。
通告一出，前往漕河泾镇派出所登记的人颇有一些，其中最多的就是江苏第二监狱的狱卒。当年建造该监狱时，并未为狱卒准备住房，连集体宿舍也没有，只有若干间可以临时住宿的值班室。所以，一干狱卒不管是有家小的还是单身汉，都到镇上租私房居住。“八一三”后监狱解体，部分狱卒不愿随军撤退，留在镇上自谋出路，此时，他们已经算是漕河泾的老居民了。
漕河泾旧貌
洪思愚等侦查员分头走访了这些人，查摸到如下情况——
阎望仕来到漕河泾监狱后，因其是外埠人，监狱又不能住宿，也只好在镇上租房居住。最初，阎时不时要发几句牢骚，过了一段日子，他发现监狱方面并未亏待他，采办员虽然不是什么“长”，拿的是寻常狱卒薪响，但油水不少，因为他掌握着向哪家商铺采购监狱一应日常消耗品的选择权。其他不说，光是监狱数百号囚犯的油米菜柴，每天的消耗量就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镇上商家老板纷纷拉拢“阎采办官”。
阎望仕早年读的是法政专业，于商业贸易一窍不通。但这主儿颇有点儿小聪明，无师自通，两个月下来就琢磨出一套从中谋私利的手法。半年后，他在镇上已经有了三个情妇，其中两个是米行、油酱店的老板娘，另一位则是经营煤炭燃料行的蒋寡妇。蒋寡妇跟阎勾搭上后，干脆让阎退掉租居的房子，住进了自己家里。
解放后，蒋寡妇仍住在漕河泾镇上，不过已经不做燃料生意，而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侦查员登门拜访，蒋寡妇冷不防见一下子来了五名气度不凡的公家人，顿时大惊失色!因为若是往细里计较，她是够资格进集训大队之类的地方吃几天免费饭的——她的亡夫早年是帮会头目、恶霸，如果不是早几年病殁，解放后上刑场挨枪子是免不了的;她本人曾参加过“一贯道”，抗战时期还与至少三名汉奸姘居过。听不速之客道明了来意，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您几位先生要打听那个姓阎的?他十几年前就离开漕河泾啦!”
“活阎罗”贪财贪色，而且这主儿得陇望蜀，光靠采办员之便挣外快已经难以满足其贪欲。遂动起了另外的脑筋。1936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蒋寡妇的燃料行来了一个个头矮小的中年男子，说一口浦东土语，自称姓林。这于江西人阎望仕来说构成了语言障碍，好在有蒋寡妇做翻译，他才明白了对方的来意:新押解漕河泾监狱服刑的一批囚犯中，有一个判处五年徒刑的强奸犯张阿根，这人在江湖上有不少朋友，奉为老大。
他们不愿张老大待在牢里吃苦头，想请“活阎罗”帮个忙，设法把他放了。当然，好处是少不了的，对方当即拿出五两(十六两老秤)金条，许诺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阎望仕是军法官出身，这种事儿以前遇得多了，并不大惊小怪，只问对方打算何时接人。对方说:“从明天起，连续五天都有人在漕河泾镇上等候。你只要把他带进镇子，随时有人接应。放心，万一运气不佳被人发觉，他也会一口咬定是他自己逃跑，与他人无涉。”
监狱每天要出动人力拖车采购食材，这活儿当然不会让采办员自个儿干，阎望仕仿效前任，去监区开几个犯人出来就是。借此机会放走个把犯人，于阎望仕而言端的是易如反掌。而监狱里逃脱一个轻刑犯，在那个年代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阎望仕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敢点头。
犯人逃脱后，阎返回监狱向典狱长胡仁清报告，胡也不过说了声“以后带犯人出去要多加留意”，随口吩咐秘书以监狱名义行文呈报上峰备案。
次日，阎望仕收到江西老家托人捎来的几只活鸡鸭，就让蒋寡妇去龙华警备司令部跑一趟，送给军法处的几个同僚。蒋寡妇回来时带来一封公文，说是军法处正好要派人送往漕河泾监狱，见她过去，就托她拿回来，请阎明天交给典狱长。
阎望仕拆开一看，惊出一头冷汗。原来，张阿根系奉贤著名水陆两栖江洋大盗梁六龙的化名，年前到七宝镇办事，遇一美貌少妇，淫心顿起，扯到路边树林里实施强奸，恰被几个巡查路过的保安团丁发觉，当场拿下。他当然不会供认自己是惯匪梁六龙，随口说了个名字应付。日前，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在办其他案件时无意间获得该信息，遂行文军法处，军法处又批转该犯羁押地漕河泾监狱。
原来这主儿是这么一个角色!阎望仕知道自己闯大祸了，这回肯定是没法儿糊弄过去的，那个林矮子找他洽谈这桩买卖时曾许诺，如果阎为此受了牵连，就去浦东找他，他会相帮安排藏身之地。如今，只好走这一步了。
第二天，阎望仕即向典狱长提出辞职，佯称接到家乡一个在省里任职的亲戚的信函，说已替他活动了一份县长差使，要求他必须在七天内赶回老家上任。典狱长不疑有他，阎望仕当天办好离职手续，不敢耽误片刻，立马动身。蒋寡妇有情有义，撇下生意，陪同阎一起前往浦东奉贤县南桥镇找林矮子。林矮子从馆子叫了一桌酒菜给他们压惊，陪客中有三个一看就是江湖人物。饭后，蒋寡妇返回漕河泾。
阎望仕的估料果然没错，仅仅过了三天.事情就穿帮了。蒋寡妇被铐上手铐，带到漕河泾监狱就地讯问。蒋寡妇嫁的是帮会恶霸老公，对江湖上的规矩了解一些，知道这件事若是坐实了，那不单单是对老阎不利，还会祸及自己，于是坚称她按照军法官的吩咐把那件公文交给老阎了，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警方还真拿她没办法，再说其夫虽然已死，但一众帮会徒弟还在，听说师母被传讯，自要作出姿态。蒋氏很快就被释放，此后，她再也没见到过阎望仕，也没听到过其任何消息。
听完蒋寡妇的这番陈述，洪思愚、梁任重等专案组侦查员大失所望，寻思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看来得去奉贤南桥跑一趟了，只是不知那个林矮子是否还在。毕竟在抗战期间，浦东地区经历过“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像林矮子这样的主儿是否还活着都难说。
倒是蒋寡妇见来人这副神色， 脑子里竟然灵光闪现，怯怯发问:“您几位先生是想追查老阎的下落?”
众人一听情知有戏，便问蒋氏是否知道林矮子等人的信息。蒋寡妇说那个林矮子没有见过，不过当初一起吃过饭的三个江湖人物中有一个被称为“徐师傅”的，今年三月初三龙华庙会那天，她去龙华寺游玩，在庙内看见几个匠人师傅在干活儿，其中一个看着脸熟，事后回想起来，那不就是徐师傅吗?
一干侦查员直奔龙华寺，监事翻了记事册，说庙会时段确有泥水匠在寺里干活儿，那是通过镇上的荐头店(职介所)找来的，寺里并不清楚那几个匠人师傅的具体信息。随即去找荐头店，终于弄清楚，这人不是姓徐，而是姓齐，就住在奉贤南桥镇上。
5月31日，侦查员前往奉贤南桥。到县公安局一了解，林矮子果然已死。此人多年与土匪暗中勾结，从事刺探作案信息、勾兑绑票交易等不法勾当，抗战爆发后倒是参加了浦东地区民众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竟然做了游击队的军师，在一次潜入南桥镇刺探日军情报时身份暴露，死于日军枪口之下。
那个姓齐的匠人叫齐火生，他告诉侦查员，老阎早就死了。阎望仕抵达南桥镇的当天晚上，惯匪梁六龙在张翁庙设宴酬谢。席间，喝高了的梁老大不知为阎的哪一句话恼火起来，拔出手枪就把阎给干掉了。酒醒后，想想不妥，严令手下不准走漏风声。按黑道规矩，阎望仕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事传到江湖上，说他把恩人一枪干掉了，那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梁老大吩咐手下人放出口风，说阎先生死于酒后急病，然后又办了一场隆重的丧事。坟墓就是请齐火生叫了几个匠人师傅给弄的，现在还在。
侦查员前去查看，果然如此。这条线索就此断了。
四、发现线索
6月1日，五名侦查员开会研究工作思路。一番讨论后，大伙儿认为原先选择的调查方向没有错，眼下首恶分子阎望仕虽已死亡，但当时随同阎前往抓捕赵宝昊的一共有五人，除去死了的那个，还有郭风云及另外两个特务。往下，专案组应该继续盯着这个方向进行追查，把这三个人作为突破口。
据门房吴老头儿说，小郭是侦缉大队一中队的特务，另外三个他不认识，但可以肯定不是直属分队的。那就去原一中队驻地枫林桥碰碰运气吧。
1920年，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在肇嘉浜以南征地百余亩，修筑了一条通向沈家浜路（今医学院路）的马路，并在肇嘉浜建造了一座桥梁。何丰林以自己的名字将这一路一桥命名为丰林路、丰林桥。1927年7月，丰林桥和丰林路更名为枫林桥、枫林路。当时，由于上海特別市政府位于毗邻的交通路（今平江路），枫林桥遂成为上海华界的政治中心。国民党政权在枫林桥设有监狱，1928年，枫林桥监狱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1930年时，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一中队的队员宿舍就设于原枫林桥监狱附近的一处强行征用的花园洋房里。
侦查员向派出所了解下来，该处花园洋房目前由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使用。那么，二十年前这里的门房由什么人担任呢，是不是和侦缉分队宿舍的情况一样呢？接待他们的派出所长是南下干部，不了解情况，不过，所里有两名留用老警察，二十年前，那二位正好干的是巡警，每天路过那处宅院不下七八次，印象深刻——那里的门房是白天雇人，晚上由侦缉队员轮值。门房共有两人，每人轮流上一天班，十二小时。两个门房一个姓张，一个姓何，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张老头儿去年去世，何老头儿还健在。
很快，何老头儿就来派出所了。侦查员的运气还不错，老何不但身子骨硬朗，脑力也似乎未显退化迹象，听明来意后，说您几位先生所说的小郭，名叫郭风云，无锡人，这人非常精明，精到刁钻，还很势利，只要是当官的，不管是哪个部门的官，他都会像哈巴狗那样围着人家打转摇尾巴，军法官“活阎罗”对他很器重。
1930年6月18日——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老何家添丁增口，迎来了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婴，那天正轮到老何当班，家人特地赶来告知喜讯，老何大喜，按捺不住激动，在门口转来转去，只要见到出出进进的人，不管是住宿的特务还是来访的外人，也不分长官军士，都笑吟吟地上前打招呼。上午九点左右，门房间的电话机忽然铃声大作，老何接听，耳机里传出在沪人听来被称为“弯巴子”（即说话声音像是打弯）的客边人口音（当时沪上把外埠人士统称为“客边人”）：“我是军法处老阎！你马上把小郭叫来接电话!”
小郭那天不知是休息呢还是夜间有使命，待在宿舍里没出去，老何用马口铁土喇叭一叫就出来了。按照规定，这当儿老何必须回避，离开时还得把门关上，因此，他没听到小郭跟“活阎罗”说了些什么，隔着玻璃窗，只看见这小子频频点头如鸡啄米。挂断电话后，小郭返回宿舍。
片刻，就见他与另两个侦缉队员李连升、荣富贵开着一辆挂“大牌照”的三轮摩托出来，边开边一个劲儿按喇叭。老何立马把大门打开，摩托车绝尘而去。
这一去，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老何听说他们出事了，在抓捕一名共党分子时，李连升、荣富贵负伤，另一个不知是军法处还是侦缉大队哪个中队的主儿丟了性命，“活阎罗”和小郭都被撸掉了差事，不知去向。此后，老何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专案组认为老何所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阎很可能是主持5月18日“德康医院”案件调查的负责人，如果这个调查有一个调查组的话，组长是阎，郭、李、荣以及6月18日死亡的金姓特务则是组员。但是，从侦缉分队门房吴老头儿提供的情况来看，赵宝昊在返回龙华后，并未受到监视，其外出与接待朋友等也未受到限制。可是，为什么在“德康医院”案件发生一个月之后，敌人突然决定要抓捕赵宝昊呢？
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可能由于以下原因：一是敌人虽然已经恢复赵宝昊的自由，但对他的审查其实并未完全结束，仍在暗中悄然进行。二是敌人对赵宝昊的审查确已结束，赵也基本过了关。可是，6月18日当天或者之前一两天，敌方意外获得足以推翻之前审查结论的可靠情报，证实“德康医院”案件发生伊始他们对赵宝昊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所以决定采取逮捕行动。三是逮捕赵宝昊的行动与“德康医院”案件并无直接关系，赵在完成曾先生代表组织向其下达的绝密使命，要求执行“四号方案”时不慎露出破绽，被敌人发觉。
那么，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侦查员倾向于第二种。试想，如果敌人早已发觉赵宝昊在“德康医院”案件中的嫌疑，肯定也会知道赵并非关键人物，特工活动多半是单线联系，即使抓住赵宝昊，也难以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形成致命威胁。最好的应对办法，应该是放长线钓大鱼，而不是公开抓捕。
如果是赵在6月18日上午和秘密交通员接头时被敌人发现破绽，敌人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手段。但事实证明，赵牺牲后，地下党组织并未遭到破坏，因此，第三种可能也就不成立了。况且，哪怕敌人真的以为赵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要对其实施抓捕，出面组织抓捕行动的也应该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这个级別的军官，哪轮得上“活阎罗”这么一个普通军法官？
专案组最后一致认为，赵的牺牲与“四号方案”无关，应是敌人意外发现了赵宝昊在一个月前“德康医院”事件中的疑点而采取的行动。组长洪思愚立即向”悬办”杨主任汇报了专案组目前的进展，杨主任意专案组的分析，要求专案组再接再厉，尽快完成使命。
6月3日上午八点，侦查员梁任重第一个到达办公室，就接到龙华镇派出所打来的电话。专案组日前前往龙华镇调查时，曾要求派出所协查二十年前以“活阎罗”为首抓捕赵宝昊的五名特务相关的信息，龙华警方自是重视，特地组织了一支出民警、治安积极分子、居委会干部、退休进步人士组成的三十多人的队伍，分头走访。
这一步棋还真是收到了效果，现在人家来电话告知：五名特务中两个受伤者的下落已经打听到，一个改行做了算命先生，在漕河泾镇上开了一家算命馆；另一个摇身一变成为江湖艺人，终年在沪郊一带流动卖艺。
侦查员当即出动，当天即把二犯捉拿归案。这两个人就是当年侦缉大队一中队特务探长郭风云的下属李连升和荣富贵。1930年6月18日，郭、李、荣三人以及军法处警卫老金随阎望仕赴侦缉分队宿舍抓捕赵宝昊，老金被赵宝昊一枪击毙，李、荣两人被赵宝昊掷出的石灰粉伤了眼睛，荣富贵更是雪上加霜，被赵宝昊挟持作为人肉盾牌挨了一枪，那颗子弹凑巧从心肺之间的空隙穿过，给他留了一命。
由于目标自裁，断了线索，再加上己方损失惨重，熊司令视为“奇耻大辱” ，不过，对死伤特务的善后处置还算厚道，死者老金的抚恤金照拨，伤者李连升、荣富贵送医院治疗，出院后发给一笔退伍费滚蛋。
李连升当时的位置在上风口，进入眼睛的石灰少一些，只是视力受损，并未失明；荣富贵就倒霉了，双眼失明胸口还挨了一枪。两人都是行伍出身，当军人自是如鱼得水，若说谋生技能，那真是一片空白。幸亏干了几年侦缉活儿，在上海滩有若干江湖朋友，有人看他们可怜，就分別介绍他们拜师学艺。
荣富贵已是瞎子一枚，当时并无“残疾人就业政策”之说，对残疾人的称谓也是鄙视性的“残废人”，所以瞎子的就业岗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算命先生，要么去澡堂给浴客按摩。荣富贵想学按摩，但枪伤导致双手无法过度用力，那就只好去算命了。
好在干特务的脑瓜子大多没毛病，而且还都比较聪明，学啥像啥，荣富贵只学了一年出头就满师放单飞了。他先是沿街摇铃招揽生意，不久有了点儿小名气，就在镇上摆了个算命摊头。因为有江湖朋友捧场，干得还不错，抗战胜利后盘下了一个临街门面，开了家“富贵命馆”。
江湖朋友给李连升介绍的营生是学唱“小热昏”。“小热昏”是江南地区一项传统的街头说唱艺术，清末朝政腐败，社会上多现欺压民众侵犯公权损害道德的现象，一些有正义感的说唱艺人就把这种现象编入节目在街头演唱，作为招徕生意（卖梨膏糖等）的一种手段。由于节目内容过于敏感，难免会惊动官府。当事人就以自己染病发高烧热昏了头胡言乱语为借口逃避处罚，故而得名“小热昏”。时间稍长，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吴语曲艺形式。李连升在唱“小热昏”方面的发展不及荣富贵学算命，二十年下来，始终在沪郊游走表演，做流浪艺人。
不过现在，算命先生也好，流浪艺人也好，都做到头了。两人被捕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1930年月5月18日下午五时许（即“德康医院”枪击事件发生后），李、荣由小郭召集，火速前往公共租界“广仁医院”对面的“唯诚旅馆”向阎望仕报到。阎吩咐他们三人对正在医院治枪伤的赵宝昊进行秘密监视，特別强调巡捕房已派人在病房昼夜“陪护”，务必注意不能暴露身份，毕竟这边是公共租界。
就这样，三个特务在“广仁医院”监视了三天。第四天，警备司令部已跟巡捕房交涉好，赵宝昊获准离开医院，由他们三人接往徐家汇天主教堂后面的一家由法国人开的小医院隔离审查。阎望仕每天来一趟听取汇报，遇到疑问则进病房直接跟赵宝昊谈话。六天后，阎望仕说军法处已有结论，赵宝昊没问题，可以解除隔离，返回龙华侦缉分队宿舍休养。
郭、李、荣于是返回一中队，之后一直到6月18日，均未接到过与此事相关的使命，阎望仕也没在他们跟前露过面。6月18日上午，小郭突然通知李、荣两人，阎军法官来电，让他们三个立刻赶往军法处报到，估计有紧急差使。三人随即驾驶一辆三轮摩托，急如星火从枫林桥赶往龙华。
阎望仕告知，这次的使命是逮捕上次审查过的那个赵宝昊，但并未解释原因。三个特务也不多问，干这一行就是这个规矩。参与逮捕行动的还有军法处警卫老金，之后就发生了那场枪战。
李连升、荣富贵的供词证实了专案组之前的分析，可以确认，赵宝昊最初是通过了敌人的审查的。至于一个月后敌人为何突然逮捕他，大概是因为审查结论发生了改变。根据国民党特务系统“一案一办”的原则，只有同一个案件，才会动用同一拨特务继续执行使命，这样做有利于保密。由此侦查员判断，赵的被害，不会跟他受组织之命进行的绝密调查有关系。如果是那样的话，逮捕他的应该是另一拨特务才对。
李连升、荣富贵交代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1930年5月19日下午，有一个三十多岁、妆扮时尚却一脸寒霜的女子，突然出现在“广仁医院”外科病区，向病区看门人索取探望住院患者赵宝昊的牌子。看门人自然属于特务首先要打点的对象，立刻在窗口挂出了“有人探望”的暗号。李连升随即跟了进去。
让他惊讶的是，这个女子竟然事先疏通了巡捕房派来“陪护”赵宝昊的那个便衣，不但轻松进入病房，而且那个便衣随即离开，去病区走廊另一头窗前抽烟去了。李连升想假装认错病房推门窥探，被那便衣发现了端倪，背着手朝病房门口踱过来。李连升只好去病区外把荣富贵唤上来，两人商量好，由李设法缠住那便衣，荣则趁机闯进病房。不料，当他们两个再度进入病区时，那女子正好从赵宝昊的病房里出来了。
荣富贵立刻跟踪。只见目标出了医院，招停了一辆黄包车。荣富贵干这一行当然熟门熟路，事先早就在医院门房那里寄存了自行车，当即骑车尾随。只见黄包车从医院所在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拐至大王庙路（今成都北路），行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拐弯，在西藏路（今西藏中路）口停了下来。
那女子下了车，到马路对面一家小百货店门口摆出的摊头上挑选商品。一辆电车“当当”驶来，女子忽然丢下手里的商品，一个转身上了电车。本来，以荣富贵当年的体格，踩自行车追上电车是没有问题的，可中途却遇到巡捕抄靶子（拦路搜身），耽搁了时间，好不容易脱身时，目标早就失去踪影了。
这段供词对于专案组来说，无疑是一条线索。这个神秘女子是何许人？她的出现是否与案子此后的转向有关？侦查员对此进行了分析，首先排除了该女子是地下党组织派去跟赵宝昊接头的联络员的可能。“悬办”领导介绍“马字三号”案情时说得很明白，5月18日事件发生后，赵宝昊被巡捕房送往“广仁医院” 不到一小时，组织上已经指派曾先生前往医院与赵宝昊联系。组织上也肯定预料到警备司令部不会闲着，绝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堂而皇之地与赵宝昊再次接触。
那么，那个神秘女子来自何方呢？来探访的亲友？应该不会，赵宝昊在奉命打人敌人内部后，已经切断了跟所有亲友的来往。况且，如果是去探望的话，怎么能空着手呢，好歹也要提溜一两样礼品才是。而且那女子还能摒退巡捕房的“陪护”，更是令人百思不解。
一干侦查员反复研究，没能说得出个所以然。有人提出，要么换一种思路，是否可以对见证二十年前那一幕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可问题是，这么些年过去 ，去哪儿找当事人呢？
专案组长洪思愚想到一个办法：当年“陪护”赵宝昊的巡捕房便衣是何许人，可以通过查阅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找线索。租界当局对于档案保存非常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档案落入侵华日军之手，仍原封不动保存于库房。抗战胜利后，租界警务档案由国民党政权接收，保存于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全部档案由上海市公安局接管、保存。如果当时巡捕房对该案有记载的话，那肯定也会记录“陪护”便衣的姓名。
次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前往市公安局档案库查阅原公共租界警务档案。折腾了整整一天，终于找到了“德康医院”枪击案的相关记载。档案里对该事件的记载很简单，由于没有更多证据，租界警务处是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具体承办单位是成都路捕房刑事部，派赴医院以“陪护”名义监视赵宝昊的便衣有单正超、施清泉两人，每人昼夜为一班轮值。事发当天下午四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提出交涉，第四天，经公共租界警务处批准，赵宝昊出院。
档案中附有一纸英文条子，翻译出来后，为侦查员解答了神秘女子的来龙去脉。该女子名叫邢美兰，系“德康医院”枪击案中死者之一、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少校督察官钱祖谊的遗孀。钱有青帮身份，被击毙当天，邢氏即去龙华求见熊式辉，要求给一个说法，但熊司令拒绝接见。邢氏认为其夫死得可疑，就想到去向枪击案中唯一的生者了解情况，但这必须得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的允许，遂向青帮大佬杜月笙求助。杜月笙给公共租界警务处打了电话，警务处就批了这么一纸条子给成都路捕房。在医院值守的捕房华探便衣事先接到上司的通知，对邢氏未加阻拦，甚至主动回避。至于邢跟赵宝昊具体谈了什么，档案中没有记载 ——这并非巡捕房的公务。
专案组认为，赵宝昊其时所从事的秘密使命属于特工性质，按说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胜任，但以我党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条件举办这种训练班，也难以安排专业教官对其进行个別辅导。所以，不能排除赵宝昊在与邢美兰交谈时露出破绽的可能（当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的猜测成立，邢美兰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或许，这就是敌人在一个月后突然逮捕赵的原因。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侦查员发现了一个疑点：按说，邢美兰系新丧寡妇，她去“广仁医院”时是丈夫死亡的次日，应该是热孝在身。可是，李连升、荣富贵两人的供词中说，她穿着一身浅绿色衣衫，从头到脚未见任何戴孝标志。这在当时来说可是容易被人指手画脚的，一个新丧寡妇，怎能如此穿戴？于是，专案组决定查查这个女人的下落，指望从她身上找到线索。
巡捕房档案中没有关于邢美兰个人情况的记载，也没有死者钱祖谊的相关信息，仅仅是对赵宝昊的个人信息提及一句，说他“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军士 ”。那就只好另辟蹊径了。侦查员议了议，找到了一个法子——当初她是经杜月笙介绍去找公共租界警务处的，那就通过这条线倒查吧。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已逃往香港，专案组没法儿找其了解情况。起初他们想通过原帮会人士打听邢美兰的下落，邢夫钱祖谊是青帮成员，其妻在其死后既然能够求得杜月笙的相助，那看来钱祖谊在青帮内部应该是有一些知名度的。洪思愚正要拍板进行分工安排，忽见侦查员张福仁似有异议，便问老张是否有另外的主意？
张福仁是地下党，在上海滩做了多年刑警，是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对旧时上海综合情况最熟悉的一位。他在解放前从事刑侦工作时，跟帮会打过许多交道，还数次跟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位沪上帮会大亨有过接触。所以，他对青帮内部情况比较了解。
此刻，他发表意见，说如果采用广泛撒网的方式调查邢美兰的下落，可能需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倒不如有的放矢走走捷径。那么，这捷径怎么走呢？张福仁说，可以找一个叫黄国栋的人打听。
1934年10月3日，杜月笙的总账房黄文祥患中风症猝然去世。杜月笙早年未发迹前，曾在上海大码头里马路“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当学徒，与黄文祥是师兄弟关系。
以杜月笙的那份江湖义气，自然要对黄文祥的丧事和身后事宜有一个交代，用他的说法就是，既要对得起已故的师兄，也要给江湖人留一个榜样。
杜月笙除了协助黄家很体面地办理了丧事，还邀请黄文祥的儿子黄国栋前往杜公馆，继承其父的总账房职务。杜公馆的总账房，是公馆内一个最容易受到杜氏家眷、徒弟以及下人杂役巴结的位置——所有人要动用金钱都须经其点头。因此，总账房对于公馆内外几乎所有与帮会相关的事儿都知晓若干。
张福仁与黄氏父子均熟识，一度还做过邻居，知道黄文祥生前经常给儿子谈些江湖闲话，以增加黄国栋的社会阅历。张福仁认为，像钱祖谊中弹身亡以及衍生出来的其遗孀邢氏前往杜公馆求助这样的事儿，黄老爷子肯定会告诉黄国栋的。与其到处寻找邢氏的线索，倒不如直接找黄国栋调查。其他侦查员听张福仁如此这般一说，皆深以为然。
这桩活儿自然非张福仁莫属了。当下，老张和侦查员蔡微鑫、宋有谷一起去向黄国栋外调。黄国栋在接替亡父杜公馆总账房职务之后，一口气干了十六年。上海解放后，他被逮捕判刑，囚于提篮桥监狱（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曾任上海某区政协委员）。
6月4日，三侦查员前往监狱，一问，黄果然听其父说及此事，那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四年后其父病殁，他接替杜公馆总账房一职后，曾与邢美兰见过两次。
第一次是1935年一个春雨潇潇的下午，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时尚女子持杜公馆管家万墨林签署的条子前来向他取款一百五十元，条子上领款人姓名是邢美兰。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个女人就是四年前在成都路被共产党打死的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钱祖谊的遗孀。
半年后，邢美兰再次来到杜公馆，拿来了一百八十元钞票，说是还上次的借款及利息。因上次的取款单上并无借款之说，黄国栋告诉她，须待万管家证明确是借款方才可以收款。这天，恰巧万墨林出去办事，杜月笙则去了浙江天目山，没办法，只好等万墨林回来后再说了。
黄国栋就让在杜公馆值班的杜氏弟子大龙给邢氏沏了一杯茶，正好他也没事，就陪着聊了半个小时。黄国栋告诉侦查员，他记得邢美兰说过她家住在沪东杨树浦路华忻坊。那天邢美兰还了钱离开后，大龙告诉黄国栋，这个女人是个角色，听说跟“党调科”有关系。
黄国栋提供的这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所谓“党调科”，其全称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始建于1927年（另一说是1928年初），1932年 ，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又改组为“党务调查处”。1937年4月，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该处为第一处。
1938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议（当场获得通过），以“军事委员会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历史上与“军统”相提并论的“中统”正式形成。该组织虽改过不少次称谓，诸如“特工总部”、“常务调查处”、“军统局第一处”等，但坊间一直称其为“党调科”，抗战爆发改称“中统局”后，“中统”这个称谓才取代了“党调科”。
黄国栋听到邢美兰跟“党调科”有关系这个说法时是1934年，要知道，自1928年以来，这个“党调科”是中共在沪上进行秘密活动时最难缠的对手，如果邢氏跟“党调科”确有关系，那么赵宝昊的牺牲是否也跟“党调科”有关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