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春风会把我吹成什么模样
□本刊特约作家 王选
我是在四月回到秦岭那个小镇的。
四月,我们这里最好的季节,万物脱胎换骨完毕,焕发生机。我背着包,提着用第一份工作的三千多元押金购买的戴尔笔记本电脑,坐上了回家的班车。躺在满是油渍的靠背上,在能颠出心肺、颠烂屁股的藉罗路上,我似乎思绪万千,我从一个体制外的城市记者变成了一名体制内的乡村教师,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想了很多,喜忧参半吧,喜的是挤进了体制内,在体制内哪怕做一条狗也是不用担惊受怕被绩效被考核的,虽然不是铁饭碗,但至少有一只饭碗了,哪怕是铝的塑料的甚至纸的。忧的是从城里回到了乡下,我们家乡的人常说“宁做城里的狗,不做乡下的有”,我将在这穷乡僻壤里像一株落寞的蒿草一样荒度年月了,直到最后在寂寂无声中被苍老收割,被黄土掩埋。至于别的,我还想了什么,我都忘了。我只记得那条我回家唯一的路上,两侧是高大的梧桐,梧桐开着淡紫色的花,像一串串喇叭,吹着绵长的春风,为我送行。梧桐后面,是雪白的梨花、樱花、杏花,还有黄得流蜜的油菜。粉红的桃花谢了,落了满地。绿柳飘荡,洋槐吐叶。地膜泛着白光,在浅草隐没的山沟里横横竖竖。
大地把最灿烂多情的色彩全盘托出,大地也不知道在这色彩缤纷里,一个少年的万千思绪,并不比它逊色多少。
我就在这样一个季节回到了秦岭。
小镇依然。黄牛套着犁具,被牵着去种洋芋。黄牛拉着稀里哗啦的粪,在水泥路面上开出了一溜褐黄的花。三条腿的野狗在街道上一瘸一拐地走着,寻觅着吃食。路边的土坯房刷了白灰,用以遮羞,但依旧掩不住院内的衰败。正午的阳光泼在小镇上,像刷着一层亮漆。小镇依然,还是我回家时经过的模样。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横在两山一沟中间。一千七百米的海拔,让这里的植物比川道里晚醒了半月。
小镇不知道一个人回来了。回来与否,似乎与它无关。它活在年复一年的疲惫当中,哪有什么心思去过问我呢。
我走进秦岭中心小学的校门时,是正午,学生放学了。只有乒乓球案上团着一堆学生,摔画片玩,像一群猴子。我认识的一个老师接待了我,然后去外面的镇子上吃一碗六元面很扎实没有臊子的臊子面。下午,我见了校长,一个中年人,谢顶严重,只有耳朵后面长着半圈头发,像割过的麦地埂,留着一溜杂草一样,稀稀拉拉。我把干部派遣表啥的,交给了他。他没说什么。当我走出校长室时,学校的男教师站在二楼的护栏边,齐刷刷地瞅着校门口,原来同时新分配来的一个女教师到校了。学校的男教师总是对新来的女教师充满好感,因为学校光棍不少。但遗憾的是,紧随其后的是女教师的男朋友,扛着一堆被褥进了校门。男教师绿着眼珠,唉声叹气、怨声载道地进了办公室。
我们同时分进来的有三个人,我,刚才那女的,还有一个男的。女的,学校给分了一间宿舍,男的,是镇子上人,回家住。唯独我,没有宿舍。因为后来校长说,学校住满了,让我自己想想办法。我给父亲打了电话。最后说镇子上有一个亲戚,亲戚全家都进城打工了,门锁着,让我去住,顺便给他们看门。那个亲戚家,我初三时,曾吃过半学期的饭。
教导主任给我们安排了工作,我们一边协助其他教师整理“两基”迎国检的表和材料,一边暂时代替有事的教师上课。给我安排了五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和三年级的美术。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一名教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教师。即使在师范上学的时候,站在台上试讲,我也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教师。教师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搞不清楚,或许,唯一能说清的就是成了国家正式人员了,再无其他。
四月的风,开始暖了。春光万里,一片辽阔。
春风会把我吹成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