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哈森
4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公布了《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份,这是一个相当直观的数字,告诉我们大学生得了新冠传染病后就业有多困难。
相比于去年求职申请人数,今年第一季度猛增了69.82%,但是招聘需求人数却减少了16.77%,4月底,还有55.2%的应届生都没有收到offer。
图:《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数据
很多大学生直呼“我们这届太惨了!”
无独有偶,1930年代的大学生,流传着“找不到事是正常,找得到事是例外”的口号。这时候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怎样的就业困境?
01 毕业生人数大量增长
1927-1937年是被称为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可是就是在这个“黄金时代”,大学毕业生就业却成为政府“老大难”问题,甚至一度还爆发了毕业生为了找工作向政府请愿的群体性事件。
在1922年学制改革和各国退回“庚子赔款”的刺激下,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兴建了大批各类大学以及私立学校,与此直接相关的就是大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1914-1922年,每年大学(包括专科)毕业生只有1000多人,但是1931-1937年七年间,毕业生人数达到55591人,比1912-1930年的毕业生总数还多出2万多人。
图:中央大学旧址
由于社会接纳能力不够,猛增的毕业生人数带来了很大的失业问题。1931年,当时国内一流的中央大学也为毕业生就业问题发愁“中大本届毕业生二百余人,半数未获相当职业。”1934年,据山西省披露失业率“今年打破过去一切记录,人数达到480人,目下正式找得职业者,仅十分之一。”1934年,中央大学400多应届毕业生中,有300多没找到工作。
02 就业困境下文科生最惨
与今天的就业格局非常相似,在就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中,就业难度对于不同专业的毕业生是不一样的,但文科生无疑是最惨的。
《教育杂志》统计1933-1934年专科以上的大学生就业情况时发现,理工科(理、农、工、医)就业其实并不难。这两年理工科毕业生4873人,但只有284人没有找到工作。相比之下,文科毕业生人数是理工科三倍,达到10313人,但失业人数却达到1716人。足见当时社会对文科生的需求呈过饱和状态。
对于有实实在在技能的学生来说,找到份工作还行,当时《申报》求职报告显示有技能学生的就业机会是文科生的5倍。因此,社会上嘲讽文科生“学工科的是凤毛麟角,学法政的倒是车载斗量。”,当时就业情况是“大致土木工程就业较易,机械学生次之,化学诸科又次之。”
03 政府助力大学生的就业举措
国民政府在1928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12月27日制定了《失学革命青年救济规程》,可是做这个规定后就没了下文了。1934年,当第一次求职请愿运动爆发后,国民政府才意识到必须要行动了。
首先是开设就业中介所。1934年10月,教育部牵头联合其他单位成立了“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这类似于今天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专门服务专科以上的应届毕业生。12月份,这个咨询处正式运行,其工作重点是调查毕业生失业情况以及为其推荐就业岗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可推荐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截止到1936年4月,到“咨询处”登记求职的人有2025人,但是只有195人实现了就业。
其次是扩大公务员招录人数。1936年蒋介石提议政府为高校毕业生开办“就业训导班”。通过招收“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近年毕业生之尚未就业者,约一千人,加以短期训练及实习,期满后,由政府设法助其就业。”这个训导班类似于公务员上岗培训班,通过对学生进行四个月的公务员业务训练后,派到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部门实习。三个月过后,毕业生由实习部门任用。这一政策最终解决了1500人的就业问题。
再次是调整各专业招生数额。鉴于社会公认文科毕业生人数太多是毕业生失业的最大问题,因此教育部开始减少大学文科的招生数额。文科招生占比从1928年的22.7%减少到1937年的13.3%;理工科招生占比扩大,从原来的18.6%增加到32.8%。这就直接减缓了学生的就业压力。
当然,这些措施都只是在治标,经济未能发展上去,国民政府依然要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显然,国民政府并没有提升经济的能力。因为1945年以后,就业问题更为严重,再次成了此起彼伏的大学生学潮的重要导火索。
参考资料:
1、《太原通讯》,载《大公报》,1934.9.24。
2、武增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透视》,《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3、王晖,戚务念:《民国高校毕业生之就业特征及政府反映》,《教育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