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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5年，王朔终于将陆续推出新作、长篇小说《起初》，厚厚的四卷，其最后一卷《纪年》最近刚刚出版，我们立刻便奉上阅读报告。当然，另外还有7本中文原创新书以及4本外文译著的推荐。
《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
王笛/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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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罢《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又把《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翻出来重读，两相对照，真让人感慨良多。在2010年出版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结尾，王笛教授写道，茶馆和茶客即将踏入“轰轰烈烈”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而《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恰恰借由小小的茶馆，具体而微地展现了“轰轰烈烈”的时代究竟什么样，而当“轰轰烈烈”变为“平平淡淡”之后，人们的日常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百年来的中国，就浓缩在了小小的茶馆之中。面对时代变局，无论是茶馆老板、茶客、在茶馆中开展表演的各路艺人，还是置身于更为广阔天地里的人们，能做出的选择委实有限，最终也不过是在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的时候，勉力上来透口气。
《鼙鼓声中涉江人——沈祖棻词赏析集》
张宏生/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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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名气很大，几乎是涉足古典文学尤其是词学必读的书，但先生本人的词作以前却没有读过。这本《鼙鼓声中涉江人》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张宏生当时为纪念师母110周年诞辰而组织编撰的，从沈先生存世的500多首词作中选取了110首（组），由本事、用典到章法、词艺等等，做了体例完全等同于《宋词鉴赏辞典》等书之于古典词人词作的赏析，撰稿人包括施议对、钟振振、王兆鹏、彭玉平等知名词学学者及多位出色的程门弟子、再传弟子，其中还有沈祖棻先生的外孙女张春晓。将该书与程千帆先生笺注的《涉江诗词集》参照来读，对于沈先生作品的理解会深入许多。
1949年春天，沈祖棻先生手定《涉江词》，词集名源自屈原的《九章·涉江》和《古诗十九首》之“涉江采芙蓉”，寄托了她独立自守的意志和寄望江南之情。从1932年到1949年，沈先生的五百多首词作中有四百多首创作于抗战期间，诚如张春晓所说，“一部《涉江词》将兴亡之痛与身世之感打成一片”。沈祖棻研究者黄阿莎在鉴赏中写道：“女词人词中所书写的，是她耳闻目睹的一切，是她所经历的时代变局与家国兴亡，而不是只拘泥于闺阁之内、儿女情长”，“诸如空袭、战火、手术等亲历之事一一入词。为了不违背词‘要眇宜修’的审美特质，她必须有意改造旧有语典来书写新兴事物。”叶嘉莹先生曾说“沈祖棻先生的好处在于字字都有来历”（《从李清照到沈祖棻——谈女性词作之美感特质的演进》）。她在词作中大量使用“旧有语典”，化用晏幾道、贺铸、周邦彦、吴文英、张炎等古代词人的句子，然而却能熔铸前人成句，将“古典与今情”融合，“古老的意境被用来书写二十世纪中日战争中的个人体验”（黄阿莎），而词的创作也让在颠沛、久病、思乡、孤独中煎熬的词人获得了某种依托，所谓“微命托词笺”，先生“将词作为全部情志甚至生命的寄托，所以其词中的悲喜愁怨，往往摇动人心”（彭洁明）。下面这首《金缕曲》，是沈祖棻在抗战中分寄友人萧印唐等的，萧先生得词“泣诵再三，并传观师友，以博同声一哭”：
寂寞人间世。论交游、死生患难，如君能几？辛苦分金怜管叔，知我平生鲍子。更莫说、文章信美。不见相如亲卖酒，算从来、词赋工何味？心血尽，几人会？
重逢待诉凄凉意。且休教、等闲飘尽，天涯涕泪。我亦万金轻掷者，今日难谋斗米。空料理、年年归计。一样关山多病日，未能忘、尚有中原事。堪共语，兄和姊。
《起初·纪年》
王朔/著，新星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2年8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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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是一个对写作高度自觉的作家。在《起初·纪年》的“自序”里，他已经交待了这部小说的不少形式秘密：“聊天体”、新北京话口语、外地方语、从音不从字、变文陌生化、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历史与叙事、真实与虚构，换言之，对于历史小说这一文类的基本态度。《起初·纪年》是王朔十四年来第一次出书，是他预告已久的大小说，是四卷本系列小说《起初》（分为《鱼甜》《竹书》《绝地天通》《纪年》）的最后一卷——“最后完成这卷即本书，文字最顺，阅读体验最好”，所以“应该把最好、无歧义部分优先提供给读者”。
《纪年》“取材于《资治通鉴》《汉书》《史记》所载汉武旧事”，第一句“起初，我六年”，“我”就是汉武帝。开头五章，全在开会，通篇对话和报告，研判匈奴和对匈战事。其中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仿佛有时代错误的词语和句子：“国宾馆”“成活率”“公主班”“香型”“人体工程学”“我署对匈工作可分中行老师入匈前和中行老师入匈后”“阿老曾来我处视查，与我们共同分析狄情，对我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说中行老师没了，什么病？阿老说梅毒。我说他不是长乐宫出身，太监……怎么会？阿老说哦，这个梅毒不一定插入，接触、用一块帕子擦脸，也会传染。我说太可惜了。”“我说他爱他。小栾说谁爱谁？我说军臣单于爱呼衍朵尼。这还看不出来，男人和男人之间也会产生感情，你不要光想他们地位差距。”“我说好！建议将来工程完成，找一个地方，把这个展览变成永久性展出，组织部队参观。将来匈奴不再为患，也可以开放给老百姓参观，也是国防、历史双教育，告诉子孙我们曾经面对多么强大凶恶的敌人。”这些现代词语，从王朔笔下的汉朝人口中讲出，竟也没那么突兀，这些痞味句子，幽默而不鄙陋，使人回想起王朔八十年代的小说。王朔八十年代写的是中短篇，而体量对小说而言，并不仅仅意味字数的多少，更是文类形式的判然有别。时间所限，我还不知道王朔的语言将如何结构这五十四万字的长篇，我迫不及待地奔向《起初·纪年》的下一个情节关节处……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
田天/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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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者在绪论中定义：“本书所论的秦与西汉的‘国家祭祀’是指：受中央祠官直接管辖的神祠祭祀。”（绪论，第2页）作者讨论的是从秦至西汉末年，大一统国家祭祀的整合过程，也就是秦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面向——国家宗教祭祀——从驳杂到统一的过程。大致的进程如作者所述：“秦与西汉的国家祭祀，由分布于全国的神祠组成。战国时代的秦国有广立神祠的传统。至战国末年，秦的畤、庙、祠以雍为中心，遍布关中地区。秦统一后，原六国山川祭祀及齐地八主祠也被纳入中央祠官的管辖范围。汉初袭秦旧制，汉武帝对祭祀进行了重大改革，但主要手段仍为在全国范围内广修神祠。这种以分布广泛的神祠为主体的祭祀形态，直到西汉末年郊祀制度改革时，才真正被改变。”（绪论，第1页）作者认为，这一历程经过秦始皇、汉武帝、王莽三次改革才逐渐定型。
秦灭六国后，各方面的整顿还来不及着手，就迅速亡国，所以其整饬国家祭祀的办法有点像罗马帝国的万神殿，先兼收并蓄，对东方六国的祭祀传统并没有做什么规划。
“秦人统一六国，无意夷平六国的所有传统。相反，将六国祭祀纳入彀中、获得祭祀他国神祇的权力，才更能体现征服者的威权。秦人的名山大川祠，体现的就是这一思路。齐地八主祭祀，也因此得以留存。在逐一征服六国的过程中，‘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这是一种典型的战利品收集行为。从情理推断，若东方原有神祠祭祀的传统，也会如咸阳的六国宫室一样，成为秦帝国用以展示的战利品。所以，秦帝国国家祭祀事实上的构成状态，可能与原东方六国与秦不同的祭祀传统有关。在国家祭祀中设置密集的以‘祠’为名的祭祀场所，并非东方传统，而是秦人风俗。”（65页）
西汉代秦之后，“汉高祖对国家祭祀的调整大致可归纳为三点：承秦祠、设诸巫、兴民祀”。西汉定都长安，当然也就顺势继承了秦国在关中地区的祭祀传统，并恢复各种民间基层祭祀。政治稳定之后，“汉武帝对国家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改，先立泰畤-后土祠，创建汉家郊祭；经营云阳甘泉宫，使之成为汉王朝、尤其是关中地区最大的祭祀中心；封禅泰山、修造明堂、大兴仙人祭祀，以泰山为轴心辐射和带动了山东半岛祭祀环与五岳祭祀；他还改造了雍五畤祭仪，并打通回中道，通过雍地控制陇西、北地。藉由这三大祭祀中心，中央得以控制散布于全国的众多神祠，使之运转如意。”（207页）
简单地说，汉武帝将国家祭祀的格局体系基本确定，划定了几大祭祀区，而且通过不断出巡，祭祀名山大川和寻访仙人，提高了东部原齐国祭祀核心区泰山的地位。个人胡乱猜测，东汉后期冥府成型后定都于泰山，与汉武帝建立的这一国家祭祀体系以及封禅泰山关系很大。
但是，这一祭祀体系依然过于芜杂，且很重要的缺陷是多中心祭祀，这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是个巨大的隐患。且不说武帝之后国力衰落，后几任帝王也没有汉武那样四处巡视的兴致。因此西汉晚期的祭祀改革就是要强化国家祭祀的国家意志和秩序。有意思的是，这个改革是由王莽完成的。王莽的利器是《周礼》，作者总结说：“首先，王莽整合经典文献，又引入《周礼》，祭祀理论完整清晰，旧祭祀体系在理论依据上无法与之抗衡。其次，王莽以《周礼》为据，拟定了一套完整详细的祭祀仪式，操作性强，改变了匡衡空谈‘复古’，却只能在旧礼仪上修修补补的困境。其三，王莽的郊祀改革从空间上对旧祭祀体系做了极大压缩，将原先分布于全国的重大祭祀迁移至长安四郊。元始仪彻底地将地方神祠清除出国家祭祀，独尊郊祀，也改变了匡衡只迁移天地之祭，不废神祠祭祀的做法。继而，王莽剔除旧祭祀制度中由方士掌控的部分，只留下祭祀山川诸星的典礼，延续了匡衡祛除方士影响的精神。元始仪在最大限度地容纳旧体系中神祇的同时，将百神集于长安，再也没有地方神祠与之分享权威，南郊郊祀的威严与神圣得到了确认与强调。这些，都是其优胜之处。”（252-253页）
至此，汉帝国的国家行政中心和祭祀中心合而为一。“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逐渐得以确立，国家已可借助行政系统，而非皇帝本人亲至地方来彰显皇权。就祭祀制度内部的演化而言，郊祀制度不再强调诸神的神圣性，而强调君主与天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唯一与权威。”（257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王莽的复古改革，把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折腾得一塌糊涂，身死国灭；但是在崇“祀”这一点，也就是树立皇帝的宗教权威方面，却有开创之功、独树一帜。在这方面，历代帝王中也许只有明太祖可以与他媲美。
《夜晚的潜水艇》
陈春成/著，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0年9月版
推荐人：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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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潜水艇》买回来快两年了，一直没有机会打开。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朋友圈里很多人力荐这位“90后”作家；最近，又有人在朋友圈推荐他，于是便拿起这本书，也明白了为什么陈春成会再次被提及。“陈春成，男，1990年出生，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人……”屏南县，正是近日烧毁的万安桥的所在县。
抛开这则新闻，读到该书第一篇、也就是与书同名的《夜晚的潜水艇》的第一段，我便被深深地吸引了。“1966年一个寒夜，博尔赫斯站在轮船甲板上，往海中丢了一枚硬币。”19年后，一位是博尔赫斯忠粉的富商突发奇想，召集了一个探险队，去寻找这枚硬币。结局当然是无果而终，探险队也神秘消失了。此后，故事中嵌入了另一个故事，那是探险队队长的一篇回忆散文，讲述了一个初中生每晚驾驶着脑海中创造出的潜水艇开启冒险之旅，但是，面对考试、升学等压力，他不得不放弃了幻想，搁置了这艘夜晚的潜水艇，做回正常人，努力学习，参加高考，毕业求职……小说的结尾，200年后，一个小男孩在沙滩上捡起了锈迹斑斑的它，又将它丢进了大海。很显然，博尔赫斯的硬币有着明确的寓意。虽然故事中关于学业的压力读来令人觉得像是学生习作，但是作者的想象力，与故事中环环相扣、一层叠一层的构思，令人称奇。这在另一篇《<红楼梦>弥撒》中，同样会遇到。当2000多年后的人逼着故事主人公“我”回（背）忆（诵）《红楼梦》的中心思想时，我不禁觉得好笑。这不是《红楼梦》弥撒，简直是“红楼梦魇”。
总之，这本书读来令人欣喜。它是陈春成的短篇小说集，除了上述两篇之外，还有7则同样充满想象力的故事。想象力，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不光是文学，对于哲学、历史、考古……乃至科学来说，想象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隐秘的女皇：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刘云军/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2022年7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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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宋史方面的大众历史读物，作者是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刘云军。刘老师是澎湃的老作者，写过好几篇书评，也有历史科普文章，还热情参与过澎湃问吧，回答网友问题尽心竭力、有问必答。如此热心参与公众历史，那么，他来尝试写作大众历史读物，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近年，出版界推出的一些宋史作品，从策划到营销，或多或少地可见其中试图贴近大众阅读的努力，但实现的程度不一。《隐秘的女皇》既定位在大众历史读物，其选题、章节设计、语言风格在贴近大众阅读兴趣上还是做了很多努力，而且也兼顾了专业——开篇有简明地介绍出场的“主要人物”；行文中有做到言必有据，引用的文献、研究成果都出了注释；篇末除了列举可供读者按图索骥的参考文献外，还附录了大事年表和宰执表。
再说书的内容，由副标题可知，一来讲历史上的刘娥，二来以刘娥切入北宋政治史。“刘娥究竟是如何爬上权力之巅的？她为何最终没有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她为什么得到与武则天截然相反的评价？刘娥对于宋代的历史发展，又有何影响？”对这几问感兴趣的读者，即使你自觉没什么历史知识的积累，我想这本书应该可以让你在轻松的阅读中收获答案。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兰小欢/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1年8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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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21年上海人最爱读的100书中的第30位，《置身事内》的热度无需多言。此书以细致的方法帮助读者理解中央与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政策进行经济治理。在中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作者兰小欢从分析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出发，描述了包括招商引资、提供土地等一系列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在阅读本书的前半部分时，读者能够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治理如何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系统的认识。正如兰小欢在与“上海书评”的访谈中谈到的：“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欧美国家政府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们更多是通过制定政策、法律或税收等间接的制度方式参与，很少撸起袖子直接自己下场。而在我们国家，从国企、国有银行体系，到政府招商引资、提供土地，政府自己积极下场做了很多事……本书的标题，主要想传达的就是中国政府这种主动的姿态和深度参与经济的模式。”以我在阅读的第三章为例，在系统性的解释外，作者也使用了例如“成都宽窄巷子”、“上海新天地”、“苏州工业园区”等实际例子来解释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的关系，阐述了这些项目除投资回报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知识生成的图像史》
尹吉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7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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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吉男主编“开放的艺术史”丛书，自2005年起至今有皇皇三十几册，我们终于等来他自己的这本文集——《知识生成的图像史》。
恰如这本书的绪论中所写的：“生成从未停止过，生成方式要比古史辨派所说的‘层累造成说’还要复杂和多样，不是单一模式。生成的临时结果并不会固化在历史中。它们并不是仅仅朝着丰富的方向运行，有时也朝着少和消亡的方向运行，在物和知识的互动中也会产生各种变体……所有过去的知识，不论正确与否，清晰还是迷幻，都有自我生成的能力，像生命或病毒一样充满生机。”
这本书中的一些章节也曾以文章的形式单篇发表过，在那些时刻就曾引起种种反响。
其中《“董源”概念的历史生成》一篇，首次发表于2005年，我在十年前才第一次读到，因为略略知道“层累说”，读下来即大受震动。且摘引其中总结性的一段如下：“董源概念的历史生成一方面意味着南方品评权力的最终确立，一方面意味着江南文人心目中的绘画史主线的最终形成；与此同时，影响市场和金钱关系的鉴藏谱系业已完成。实际上，我们会注意到这样的线索：历代画家和鉴藏家都愿意相信董源及其画迹的历史存在。这其中暗暗运行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由个人和地方趣味引导的信任表现在崇拜者和被崇拜者之间尤为明显。在这个信任链上，米芾、董其昌至为关键。他们本身具有书法家、画家、品评家、鉴定家、收藏家和文人的多重身份。换句话说，他们本身具有的典范意义更使人们对之确信不疑。董源本人及其作品的真实性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董源作为一个知识概念所衍生的历史过程的真实性，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脉络的一个关键。”
附：译著新作推荐
《肯辛顿旧事》
【英】缪丽尔·斯帕克/著，柏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版
推荐人：朱凡
推荐语：
《肯辛顿旧事》是缪丽尔·斯帕克的一部晚期作品，小说有一个迷人的开头，故事开始于“我”在失眠的夜晚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南肯辛顿工作和生活的回忆，“失眠的质量完全取决于你决定思考些什么”。那时，人们叫“我”霍金斯太太，是一个28岁、在出版社工作的大块头遗孀。霍金斯太太可靠、有趣、睿智，无论是她乐于免费提供的建议还是一针见血的观察都令人击节称叹，她的减肥秘诀是“吃喝跟以前一样，只要减半就行”，她给找不到方向的作家的建议是“文字工作者应该养一只猫”；她常常不动声色地透露世情冷暖，比如“并不是因为我们卑鄙，会抛弃那些落魄的人，而是因为我们很尴尬”，甚至自嘲起来也十分犀利，“我的建议是，任何因为能干而获得声誉的女人，不要过多地展示她的能力”，否则一旦想要脱离人设，周围的人会怒不可遏。除了这些吉光片羽，斯帕克的独到之处在于用寥寥几页就能勾勒出一个特点鲜明的空间和其中的各色人物，无论是她租住的公寓还是次第供职的两家出版社和一家杂志社都是如此。小小剧透一下，本书的一个关键线索是霍金斯太太（减去一半体重后成为了南希）和一个蹩脚文人之间的恨意，源于她用一个绝妙的法语词奚落他。对了，霍金斯太太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当你感到烦恼的时候，去巴黎。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的新证据》
【瑞士】傅汉思/著 党宝海、马晓林、周思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
这是一本题目很有意思，但并不易读的书。
1995年大英博物馆的中文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出版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在书中他认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此论一出，引发了很多争议。傅汉思教授的这本书就是对吴芳思一书的回应。
傅汉思是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他长期关注中国古代的赋税、盐业等经济史问题。如副标题所言，傅汉思教授主要是通过考证《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一些细节，认为马可·波罗是自己到过中国、见识过，才有如此细致的记载。他考证的内容有元代的纸币、云南和东南亚流通的贝币、云南的盐业生产和盐币、元代的盐税等——我在读书时，听老师介绍过傅汉思教授的这项研究，但不曾具体了解，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此书中译本，当然就想一览为快。
这扎扎实实是一大本学术书，而且是德国汉学家风格的学术论著，作为普通读者，学力有限，只好先挑导论、结论，以及部分感兴趣的章节略作阅读，不求甚解。
《寻找门卫：一个隐秘的社交世界》
【美】彼得·比尔曼/著 王佳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2年5月版
推荐人：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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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学者能从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社会互动的玄妙，《寻找门卫：一个隐秘的社交世界》就是这样一部研究著作。它的研究对象是纽约高层住宅的门卫，彼得·比尔曼让上他社会学导论课的哥伦比亚大学大一学生们分组去曼哈顿的高层住宅进行观察、访谈和记录，最终获取了212份民族志研究样本，再将这些丰富的实地田野调查与严谨的正式模型结合起来，生动展示了门卫与住户之间“日常生活的语法”，即“组织各种社会互动、形塑不同决策、驱动日常行为的那些并未言明的准则”。
引用本书结语部分段落：为何门卫并非种族主义者，但其行动方式却看似歧视？这一点很简单，当态度跟做出行为的脉络相脱离时，态度和行为经常会不一致。当门卫对待黑人访客的方式不同于白人访客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或不信任黑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按照一种极其有效的同质性理论（homophily theory）来对待访客的。由于社会阶级（和种族）会导致友谊的隔离，因此，主要在白人公寓内工作的门卫在严格检查黑人时，表达出了其住户对于白人访客的偏好。就此而言，门卫的行为就成为一个橱窗，不只是他们自己意识的橱窗，也是其住户意识的橱窗。
为何管理员并非种族主义者，但他们参与的雇佣程序总体上却是歧视性的？管理员可以雇用少量门卫。在做出雇佣决策时，他们依赖于朋友、门卫和工会的推荐。该朋友跟他们的关系越近，他们与之就越有共鸣，也就越能理解该朋友推荐某人的依据。结果，他们倾向于在关系紧密的弱关系网络中雇人。由于这种网络在族裔性上是有偏向的，因此，管理员获得的都是同一个族群成员的相信。每个决策在微观上都是理性的，然而却导致了不平等的雇佣程序。就此而言，管理员的行为同样也是一个橱窗，不只是他们自己意识的橱窗，也是他们所嵌入的友谊网络结构的橱窗。
《中国中世纪的鬼节》
【美】太史文/著，侯旭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
前几天是农历七月十五鬼节，又重读了《中国中世纪的鬼节》。此书中文版最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原书名为《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
对于鬼节的起源，一直有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同为七月十五日，一般称为鬼节，但道教称为“中元节”，佛教则称为“盂兰盆节”。个人觉得，以中国古人祖先崇拜的狂热程度，几乎每天都可能是鬼节。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录的南朝中国南方的各种节日礼俗，几乎都与祭祀祖先有关。七月十五之所以脱颖而出，作者认为：“在中国进一步显示此节日传播的是皇帝与朝廷的介入。有唐一代一半年份中，都城及州道的敕赐寺观中对僧众道士的七月供养均由国库出资，来为万民祖先祈福。不过，整个帝国里最显赫的祖先则通过天子私下举行的仪式而蒙褒扬佑助。请出保存于太庙的先帝神座，并将饰以金翠的盆供予他们。多数年份中，皇帝祭祖礼毕，则驾幸城内大寺参加节庆。”（第3页）也就是说，由于皇家和官府的大力资助，才使得七月半在社会上扎根，压倒了其他的“鬼节”竞争者。当然，佛道两教与民间信仰在一些聚合点上的融合，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者说：“佛道两教关于七月节的说法出自一共同的结构，像共用一基座的两个金字塔的顶端。一个层面上，对少数人来说，供养仅是针对僧人或道士而非两者兼有。另一层面上，无论是寺、观还是坛，大众利用其中近在咫尺的，供养方式上则佛道莫辨。准确地说，不同传统的这种综合，说明鬼节（或盂兰盆、中元或带有偏见的史家贴上的不论何种标签）流传遍及中国中世纪社会的原因。”（33-34页）
作者讨论鬼节的视角是佛教，因此主要根据敦煌文献中的目连救母故事来分析佛教“盂兰盆会”的形成及其在中世纪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在第三章“中国中世纪鬼节史片段”中，作者主要通过对数种敦煌佛教文献，展示了佛教如何利用变文故事，将目连救母的故事与中国的孝道传统结合，从而使盂兰盆会的仪式、内涵广布于广大民众。“这个散韵参杂的故事产生于口头讲唱传统，其价值在于它说明了鬼节及目连对于中世纪时期大众头脑具有何种独特的吸引力。作为中国宗教在基层民众中的反映，《目连救母变文》提供一幅世界全景，其中外来的神祇、英雄及观念与本土固有的密合无间。变文的焦点与藏内资料不同。这种目连神话的表述几乎完全关注目连游行冥间，在对堕地狱者的惩罚、不可抗拒的业报、掌管惩罚的固执官员的叙述上不厌其详。变文中目连兼挟巫的法力与拔母脱地狱煎熬的僧人的法力，同时满足了孝顺与出世的要求。”（68页）
正因为变文故事吸引了最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入脑入心，所以在唐晚期会昌灭佛虽然对佛教伤害极大，但作者认为：“如果说镇压作为制度的佛教的结果没有佛教史家宣称的那么可怕的话，灭佛对佛教非制度性部分的影响就更不具有毁灭性。丧礼、年度的节日、方伎以及民间传教者的疗疾活动等，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宗教生活的这些方面因会昌灭佛而受到重大的影响。”（76页）宋以后，更有戏曲和宝卷反复以各种形式讲述目连神话，完全渗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作者接着讨论了目连的巫师形象，他认为：“目连在中国宗教中保持一中心位置是由于他将为不同社会阶级所能认可的巫的诸种形式集于一身。其游行既是身体的也是精神的，其力量亦既是斗士般的也是象征性的。目连将中国社会的两极连接起来，恰如他作为两个不同世界间的媒介。”（131页）不过对于这一点，我一直有些困惑，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传统中，阳间人进入冥界，大部分无需法术或灵媒的帮助，也就是说，西方学者习惯于运用的“萨满”巫术的解释方式，对于中国传统宗教（或民间宗教）来说，未必那么契合。目连对于中国人的更深的印象，恐怕还是孝顺以及大闹冥府的法力。就像我们并不觉得孙悟空能进入冥界、龙宫水府是多么了不起的本领，而他大闹冥府、龙宫，在龙宫打砸抢、在冥府胡乱涂改生死簿，才让我们觉得带感。
在佛教初入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一直被批评者指责弃绝社会，但“盂兰盆会”强调的恰恰是对父母的孝顺和救赎，原本被排斥在社会系统之外的佛教，因为鬼节而成为连接家庭的中介。“鬼节仪式中，为维持自然的和谐运转及促进生者、亡者的幸福，在家者与苦行者互不可少。僧众借独自掌握的普济众生的法力，成为中国家庭宗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确切地讲，由于僧众抛弃了亲族的束缚，他们获得了为家庭创造更多福祉的能力。鬼节的历史证明遁世者的角色补充进传统中国的社会，并说明了佛教准备使其自身转化、综合，以及中世纪以后扩散遍及中国社会全部机体的途径。”（180页）
东晋的名僧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僧徒对于鬼节的热忱，一方面可以说是高明的传教策略，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社会环境的主动迎合。毕竟，正如书中提到的高僧宗密的疑虑：从严格的佛教教义来说，业缘纯为个人性的，不可能通过子孙在鬼节的祭祀就能化解。
责任编辑：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