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我们通常学习的中国历史，大都是以现在中国疆域为核心，从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主体华夏族着眼，来论述中国主体民族的发展及周边民族的变迁，在这里权且称之为“华夏史观”。
以“华夏史观”为基点的历史学研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中华民族主体华夏族的完整与传承，但是往往忽略了周边民族尤其是漠北民族集团主体完整性与传承性，并人为地将之划分为众多联系松散的民族小团体。
比如：将匈奴和鲜卑分为两个民族，在匈奴西迁后仿佛漠北地区一夜之间冒出了一个崭新的鲜卑民族，但同样情况在中原地区，永嘉之乱、靖康之变汉人南迁后，北方的主要民族仍是华夏族；
再如将突厥与柔然分为两个民族，柔然瓦解后好像整个民族凭空蒸发了一般，突厥是柔然的锻工，如果突厥人与柔然不是同一民族的话，那么同理秦朝的农民刘邦建立的汉朝与秦朝就也不是同一民族了。
所以，如果用华夏史观的准则来看漠北民族发展的话，所谓“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回鹘”、“契丹”等只不过是漠北民族在不同时代的政权，他们所代表的同中原的秦汉隋唐等一样，是朝代的更迭而非民族的变迁。
漠北民族普遍信奉萨满，认为万物有灵，蒙古族的长生天也是源自萨满，在这里权且将漠北民族集团（包括东北、西北的众多游牧民族）称为“长生天民族”，这个民族集团的形成时间极有可能不晚于漠南的华夏民族，并且与华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想要理清这种联系，就得将长生天民族与华夏民族结合起来，从泛远东大陆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华夏—长生天这一庞大民族集团的发展变迁。
因为长生天民族居于漠北，华夏民族居于漠南，所以暂且将这种华夏—长生天史观称之为“大漠史观”。
从这个史观来看，中华文明的两个儿子——华夏族与长生天族，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两条主线，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是漠南华夏族的历史主线；鬼方、犬戎、三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就形成了漠北长生天民族的政权主线。两条主线的交汇碰撞，催生出了强大的东方文明——中华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主线曾有三次融为一体：
一是唐朝安北都护府时期，这次非常短暂。
二是元朝岭北行省时期，这次是漠北民族入主了整个中华，这次以漠北民族的退出中原而告终。
三是清朝时期，这一次来自东北的渔猎民族——女真族，第一次最大限度的把几乎所有中华文明到达过的地方都收入了囊中，清朝皇帝统领的土地，包含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将漠北、大东北、大西域、大西南，并且维持了两百多年。
在第三次大融合中，中华文明两个民族集团的凝聚力和对四方领土的控制力都达到了巅峰，但盛极必衰，混了一点蒙古血统的钦察斯拉夫人又成了中华北方强大的敌人，同时，当年匈奴人的手下败将、被突厥人压制了几百年的欧洲异族也跨海而来。由此，中华文化圈的华夏族——长生天部族格局，也被彻底的打破。
当然，这些只是一家之言，不妥之处，还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