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理发也叫剃须或剪刀。没有人认为这是剪人的头发或剪人的头发，而是要修剪人的头发以适应流行。
旧社会，剃头匠是下九流，有顺口溜为证：“说书、唱戏、麻利猴，割脚、剃头、拧灯篓……”死后不能入老坟的。新社会移风易俗，工作不分贵贱，“挑大粪工人和国家主席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于是，剃头匠改叫了理发员。名字改了，工作性质照旧，仍然是把玩人的脑袋。
旧社会，剃头匠都是男性。丰子恺先生曾经有过一幅漫画，大概叫《剃头担子》。画中一佝偻老者，弓腰曲背，童头齿豁。身上坎肩，前襟奇长，后襟超短。肩头扁担，弯如新月。扁担两端，前火炉，后盆架，炉上锡壶，袅袅冒烟儿。一位走街串巷剃头匠的形象跃然纸上，因此有了歇后语：剃头的担子——一头热。
新社会，妇女能顶半边天，尤其是在城市，率先打破了行业界限，女性开始从事理发工作。她们面戴口罩，身穿白褂，手握剃刀，俨然白衣天使。在当时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而在农村，丰子恺笔下荷担下乡走街串巷的剃头匠依然活跃。新中国成立许多年，乡民们剃头依然困难。偶尔来个剃头匠，都要在村子里呆上两三天，方能将全村人的头剃上一遍。当然，萝卜快了不洗泥，能给你去掉长头发就不错，你就别讲究模样了。
“要剃‘洋头’吗？城里去。我这儿就会刮光葫芦。”剃头匠一边磨刀霍霍，一边满嘴的毫不客气。三天之后，全村大小男人一律的光头和尚，在太阳底下熠熠生辉。
为确保男人们都能按时剃上头，村里按人头每人每年一斤粮食，即半斤麦半斤秋的价钱雇了个剃头匠，每月为村里所有男人理一次发，也算给社员搞了点儿福利。直到大集体解散。
改革开放后，似乎一夜之间，各式各样，各种档次，名目繁多的发廊、美容厅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中国广大城乡，从事理发行业的人，应该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当然这支队伍中不乏“挂羊头卖狗肉”的人。相比较而言荷担下乡走街串巷的剃头匠越来越少见，慢慢地近乎绝迹。
老百姓的理发问题终于解决了，再不用像三十年前那样，想理个像样的发，必须拥挤在全县唯一的国营理发店里，至少排上两个小时的队，才能听到理发员那极不耐烦的叫号声。理发店有熟人的，不用排队，进门就能坐上理发椅子。没熟人的，苦等一个上午，也挨不到叫号。
那年我到县城理发，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上午十点，方才听到喊我的名字。我“嗵”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冲向我的座号。为我理发的是一位白瘦清癯的中年妇女，忧郁的脸上麻痕点点。“解开领口。”她面无表情地对着镜子说。
我不敢怠慢，迅速解开棉衣毛衣衬衣层层领口，露出热烘烘黑如车轴的脖子。我自感羞赧万分，但她见多不怪。她将一块黑乎乎油腻腻的帆布搭在我身上，我立即笼罩在一股腥腥的酸酸的陈年脑油味儿中。接着她两手并用，左掖右折，扯着油布两角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脖子，直勒得我青筋暴跳，呼吸急促。尽管如此，我决不敢要求她稍微放松一点儿，怕她嫌我多事。因为后边还有一大队人排着号，猴急着哪。
“皮啦啦——皮啦啦”理发推剪一阵刺耳怪叫。我的凌乱头发，在她与同事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柴米油盐、奇闻轶事的闲聊中；在冰凉的理发推剪“滋滋”的行进中；在满脑袋煤油味儿的氤氲中，一撮撮飘洒在水泥地上，一撮撮散落胸前的披单上。
一只硕大的绿头苍蝇，“嘤嘤嗡嗡”之后，毅然降落在我的额头上。我欠身晃晃，它飞走了。刚一停止，它又飞来。当我再次晃身的时候，听到她一声断喝：“老晃什么，还叫不叫剪了？”“苍蝇落在额头上，痒痒的，我腾不出手来驱赶……”我心里说，没敢出声。
下剪伊始，我就觉得理发推剪夹头发，但我心里默念着：过一会儿会好的。可后来越夹越严重，像从脑袋上成撮成撮地往下薅一样，疼得我汗珠直冒。
“不行……夹头发夹得厉害，别……别剪啦。”我终于忍无可忍。
理发员极不耐烦地停下来，气呼呼修理发推剪去了。看看镜中的我：身披油布，两鬓光光，头顶四指宽一道黑发如茅草般直立，颇有点类似日本幕府卫士的发型。
面对如此尴尬的场面，我想：人要是一年理一次发该有多好。我甚至羡慕起秃子来，他们一生省去多少理发的痛苦与烦恼啊。
作者：封丘作家 孙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