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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女性越过国家来到中国台湾香港从事家务劳动。
为了分析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数百位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
她以“跨国灰姑娘”的形象揭示了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来到陌生的国家，最后却发现自己受困于这种雇佣关系，被雇主当作“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如童话般梦幻。
1. 政府的严苛限制，难挡家务移工的脚步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迅速，很多家庭变成了双职工家庭。这样一来，家务活该如何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呢？
在父权观念的长期影响下，大多数社会成员，包括女性自己，都认为女性应该承担家务工作。但进入职场的女性又很难在工作和家庭中找到平衡，怎么办？最后只能依靠外援了。
就这样，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家务外包给另一个人，成了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可是市场需求上来了，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却跟不上。无奈之下，也不得不开放了劳动力市场。
凡事有利就有弊。政府一点头，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就涌进来，不少本地人又开始担心：外来劳工的受教育水平不高，据说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那会不会影响社会治安和风气，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于是，政府便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来降低这种风险，好让人们更安心。
首先，控制移工数量。政府限定，移工合同最长只能签三年，如果表现不好，就会被遣返；只有那些表现良好的，才有可能继续签九年的合同。
其次，严格监督移工的身体状况，生着病的，怀着孕的，都不能再继续工作。
最后，规定移工们在台湾只能服务一个雇主。
这样一来，移工们不得不把自己的雇主们当成上帝一样供奉着，努力呈现一个热爱加班、忠诚勤勉的形象。毕竟，他们要是把雇主给得罪了，也没法再找下家，而是直接被遣返。赚不到钱不说，之前付的高额中介费也打了水漂，那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2. 角度不同，劳雇双方的互动方式也不同
雇主对女佣的态度，大致可以分成这么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家长型。这类雇主把自己看做是女佣的监护人，理所当然地介入女佣的私生活，偶尔还会给她们送一些礼物，只不过，这些礼物大多只是自己不想要的二手物品而已。
更夸张的是，有的雇主会强迫女佣把一部分工资存在自己这里，等离开的时候再还给女佣，像极了很多爸爸妈妈从孩子手里骗压岁钱的样子。只不过一个是自己的亲孩子，一个则是打着照顾的幌子，对女佣进行监视和劳动控制。
第二种是权威型。这类雇主一般很有钱，习惯了长期雇用佣人。他们强调的观点是：“你不是我的客人，你是在这里工作的。”
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下，他们会要求女佣们表演谦卑，尤其是重视吃饭这件事，包括吃什么、怎么吃、在哪吃，当然了，权威型的雇主是从来不会允许女佣和自己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
第三种是情感型。这类雇主给自己立的是民主、通情达理的人设，他们觉得自己为了生活需要才雇用女佣，而女佣虽然收了工资，但也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他们的难题，双方是平等的。而且，家应该是甜蜜温暖的地方。
既然生活在一个家里，就不要弄得太有阶级感，否则多不舒服呀？
最后一种则是生意型。这类雇主懒得花更多时间和女佣相处，只把女佣当成一个花钱找来的帮手而已。
所以，他们会尊重女佣们的私人空间和休息时间，但也会减少与她们之间的互动，以免因为个人情感因素干扰了工作表现。
反过来，女佣们对雇主也有四种回应的方式。
第一种是寻求恩庇，也就是想让雇主多照顾一下自己。这些女佣会试图和雇主发展一种“策略性的情感关系”，在相处时强调自己的贫困，进而得到雇主的同情，要是还能得到一些物质福利，那就更好了。
第二种是保持距离，淡化私人感情。这样一来，这样就不会因为雇主的羞辱或不尊重而伤心了，更不会有额外的情绪负担。此外，她们不和雇主外出吃饭，也尽量少交流，不想知道雇主任何生活中的秘密，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种是掩饰过去。有些女佣在出国之前，在当地可能也数得上优秀，但她们隐藏了自己的背景，不愿意让雇主知道自己的这些经历，也不想展示自己的其他能力，只是完美地扮演着“女佣”的形象。
而最后一种则与前面三种大不相同，这一类女佣想要谋求平等。她们强调，家务服务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做女佣并不是一份没有尊严的工作。她们会毫不避讳地告诉雇主自己的学历和背景，并在生活中展现自己的各种能力。有的时候，她们甚至还会挑战雇主的权威，公开呛声。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雇主和女佣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平等沟通在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对于大多数女佣来说，不论雇主的态度如何，自己保持距离、掩饰背景、表现得谦卑，总是最安全的策略，毕竟这样才更有可能保住这份工作。
3. 台前与幕后：跨国女佣不同的表现
有一句话，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对于那些跨国女佣来说，这句话就更真实了。
在雇主家里时，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雇主的监控之下。为了保住工作、不横生枝节，她们只好打扮朴素、假装愚笨、表现谦卑、讨好奉承。
而等到休假的时候，她们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喷香水，再约上几个好姐妹，聊聊八卦，吐吐槽，这才是真正想要的生活。
除了和好姐妹聚会以外，这些女佣们也会思念远在祖国的亲人们。而手机就成了她们联系亲人、朋友的重要途径。只不过，很多时候，手机是不能见光的。因为很多雇主都担心，手机会让女佣变坏，毕竟知道的多了，接触外界多了，要求可能就会变多，搞不好还会逃跑。
不过，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女佣们总是会想尽各种办法，藏在自己狭窄的房间里，在深夜偷偷摸摸地使用手机，在智能手机还不普及的年代，她们每个月花在话费和短信费上的钱可是不少。
除了雇主在和不在两个样以外，这些跨国女佣们在国外和老家也是两个样。
在外的时候，她们面对的观众是雇主，扮演的角色是女佣。
可在回到家乡以后，在亲人、朋友和同村村民面前，她们扮演的则是一个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装修房子、购买各种现代化家电，让小孩读昂贵的私立学校……她们通过有形的物质消费，向亲戚朋友炫耀着自己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改变。至于在外国吃的苦、受的罪，一句也不提。
不过，真正衣锦还乡，从此在家乡过上了富足生活的女佣还是少数。大多数女佣们在结束了海外的工作，回到家乡以后，常常会感觉不适应。她们往往没有正式的工作，或者需要重新从基层干起。
而为了还清负债、维持炫耀性的消费，之前积攒下的积蓄也渐渐消耗殆尽，驱使着她们不得不又一次出国寻找工作机会。
现实毕竟不是灰姑娘的童话，对于这些女佣来说，只有少数人能脱离跨国打工的恶性循环，得到幸福的结局。
编辑|凉山
排版|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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