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17年前的今天， 即1899年的6月24日，是美国教会学校蕙兰学堂首次在杭州开学的日子。说起蕙兰中学，或许很多自诩“老杭州”的读者会觉得有些懵懂，但是如果我改口说起它的另一个名字“杭二中”的话，你可能就会立刻恍然大悟了。
蕙兰中学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甘惠德牧师。甘惠德英语原名Winfield Scott Sweet，美国北浸礼会传教士。185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1893年来华。初到绍兴，1899年到杭州，在淳祐桥东购地数亩，创办蕙兰学堂，自任学堂监督。后回国两年。1907年至1909年再任学堂监督。1917年逝世
1899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差会传教士甘惠德)夫妇来到杭州城内石牌楼淳祐桥东，买下几亩地，搭起一幢小楼，这就是最初的蕙兰学堂。
在那个世纪之交，1898年的戊戌维新刚刚结束，一个大变革时代正悄悄拉开序幕，就在今天二中东河校区的这片土地上，一批年轻的学子们沉浸在“新文化”的海洋里，浑然不觉当年外围大环境下是如何的尘世喧嚣。
甘惠德写给美国巴尔包牧师的信件原稿。这封信写于1900年7月21日，信纸抬头有“惠兰书院”和“杭州淳祐桥”字样。信中述说开办学堂和传教工作。原信件现收藏于美国佐治亚州基督教浸礼会档案馆
自从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多次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西方在军事上所展现出来的强大，震撼了当时的中国人，给当时迈入迟暮之年的清王朝以巨大的冲击。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随着中外关系和近代产业的发展，对具有近代知识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大，而中国自己设立的学校还不能很好的满足当时的需求。这个时候的西方教会学校的进入，培养了一批懂得西方知识的人才。
蕙兰学堂的一名学生在宿舍读书，1907年。图片出自甘惠德《中国的新问题》。这应该是目前所知最早一张反映蕙兰中学学生生活的照片
蕙兰学堂校舍，1907年。右侧板屋为旧建之学生宿舍，左侧建筑较新、兼任礼堂与教室。图片出自甘惠德《中国的新问题》（New Problems of China）一书，1907年出版
此时，西方传教士们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播福音，开始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建立一些学校，教授宗教知识的同时也教一些自然科学知识。《马关条约》中把杭州作为四个对外增开的商埠之一，而杭州在开埠之前就有传教士传教、建立教堂，就曾开办教书识字的初级学校。据司徒雷登回忆，他的父亲在杭州传教时就曾经建立过一所男子学校，收过几个学生，教授一些简单的知识。
蕙兰学堂的学生临时宿舍外貌，1907年。图片出自甘惠德《中国的新问题》。1903—1904年的退学风潮平息后，蕙兰学堂学生数渐渐增多，故搭起临时宿舍
总之，蕙兰学堂就是此时设立在杭州优众多的质的教会学校的其中一个代表，这些新式学校的进入，给杭州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一种新鲜的血液，新的学校管理模式、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学生评价等一整套的教育体系就对杭州那时的旧式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蕙兰中学全体教员合影，1916年。这张珍贵的照片上出现了蕙兰早期大部分重要人物。前排中间（左三、左四）即为甘惠德牧师和他的夫人。后排左六是第三任校长慕珥，左四为慕珥夫人。前排左一是第四任校长葛德基，右一为葛德基夫人。后排左五是华人教务长孙显惠。后排左三是徐钺，当时还是蕙兰的书记（即秘书）和会计，1927年成为蕙兰的第一位华人校长。照片上共有十六人，余下的人分别是姚传法、吴锐、王步贤、李汉卿、俞云翔、周枚臣、陈福恩、张放之
蕙兰学堂初办时，首届学生只有4个人，除国文外，学堂课程设置仿照的是美国中等学校。圣经是此时的必修课，英文每周9课时。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蕙兰毕业生有着我们如今的学生都羡慕不已的政策，比如学堂中办有“正则印书馆”，学生经申请批准，可去印书馆半工半读；比如优秀毕业生可以直接保送到美国滕纳逊大学等校学习，正儿八经的免费出国留学，小编不得不感叹此时有个美国人校长确实挺牛。
蕙兰初小主日学校1915年圣诞庆祝会大合影。蕙兰中学还附有初等小学堂，位于望江门。1915年圣诞节，蕙兰初小全部学生在蕙兰中学球场举行了圣诞庆祝会，蕙兰中学学生、基督教浸礼会的教友也都来参加，总计有五百多人
然而或许也正因为办学人“老外”的身份，有时也会给学校带来麻烦：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义，甘惠德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只得避居上海，蕙兰学堂也停办了。一直到一年之后他重新回到杭州，学堂才再次恢复。
这时期的蕙兰学堂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不仅培养教会的宗教人员，而且还向社会输出了大量的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对杭州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蕙兰中学校园一角，1916年。左下方是钟楼，右侧是校长住宅
蕙兰中学礼拜堂，1916年。蕙兰中学是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开办的教会学校，设有礼拜堂，定期举办宗教集会和仪式，学生和教友参加
蕙兰中学礼拜堂内景。基督新教的礼拜堂内部装饰比较简单，最前方是讲台，牧师在此宣讲教理
蕙兰中学操场，1917年
蕙兰中学的物理实验室，1916年
蕙兰中学学生在做物理实验，1916年
蕙兰中学的动植物实验室，1916年。每张桌上都有显微镜，几人合用一台
蕙兰中学的学生阅报室，1916年。中华民国初年报业兴盛，市面上流行多种报纸杂志，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学生通过阅报能了解时事新闻，学习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
这个时候这些教会学校的另一个创举是注重女学。1903年，由于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女差会华东支会的要求，蕙兰学堂开始招收女生，为中学程度。此举开创了杭州男女同校之的先导，但却因为不合当时封建传统的习俗，遭到反对，只得将女学堂移于珍珠巷，另辟校舍上课，取名“蕙兰女学堂”。后来，这所学校与“贞才女学“、”育才女学“合并，成为私立弘道女子中学。
蕙兰中学足球队合影，1916年。蕙兰中学很早就重视体育教学，组建了学生足球队、篮球队、网球队、手球队，常与浙江其他中学，甚至上海沪江大学的学生球队比赛，其中足球队成绩尤佳。这张是蕙兰1915—16年的校足球队合影，教练是体育教员陈福恩。前排中坐者为孙维祖，是足球队队长。球队有统一球服，上衣
标有“W”字样，代表“Wayland Academy”（蕙兰中学英语名字） 图说：蕙兰中学篮球队合影，1916年。慕珥校长特别喜爱篮球运动，亲自出任学校篮球队的教练，这张是蕙兰1915—16年的校篮球队合影，左一为慕珥，右一为篮球队队长姚国权。左四是孙维祖
蕙兰中学注重体育。球类、田径尤其负有盛名，如国内大专院校知名教练宋君复、舒鸿等均出其门，使蕙兰中学在各项体育比赛中都能取得较好的成绩。
1936年，蕙兰中学迎来了大发展。当年的秋天，该校已经“有高中与初中春、秋季共17个班，教职员65人，大小房舍16幢，占地52亩。图书4万余册，一起几百套。”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杭州，连一般的公立学校都有所不及。
然而好景不长，在1937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在浙江省教育厅和杭州市政府命令下，蕙兰中学等教会学校被迫解散，先后南迁。而在迁出以后蕙兰与上海、华东等地的15所基督教学校联合办学，并在1939年间与，与弘道女子中学、嘉兴秀州中学、绍兴越光中学等学校在绍兴设立联合中学。后来，日军又攻占了绍兴，联合学校又停办了。
蕙兰中学学生在操场做“呼吸运动”，1916年。蕙兰中学从1914年起开设体育运动课程，当年从美国购买了许多运动器材，还为学生统一做了运动服装。这是学生在操场做“呼吸运动”，即一种群体操练
蕙兰中学棒球练习场景，1916年。这是蕙兰中学学生在操场练习棒球，当时棒球在中国并不太普及，这场练习很明显带有表演色彩，吸引了许多学生和市民前来围观
一直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蕙兰中学才随浙江大学回迁杭州到杭州，并在1949年9月解放战争之后，在东街路吉生布厂大院设立了分部。
此时，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接管了杭州的公立和私立学校。1951年后，政府加大了对教会中学的改造。当年的7月，私立蕙兰中学与浙大附属中学合并，组成了杭州第二中学。
蕙兰中学1917年课程表。原载《杭州蕙兰中学校章程（中华民国六年）》
至此，杭州人如今津津乐道的的杭二中完成了历史性的“脱胎换骨”，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方向。
据杭州第二中学官网、《近代杭州教会学校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