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原创 靖鸣 周清清等 传媒观察杂志 1周前
【摘要】 本文通过对“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的舆论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微博意见领袖在网络讨论中的表达意愿更强，情感态度更偏理性，在话语模式和表达框架上则存在差异。针对以上特点，本文认为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权行使受制于个体身份，身份的加冕赋予其影响力；身份的差异规定其表达框架与话语策略；身份约束与法律的刚性规制降低其表达失范的概率。且微博意见领袖在表达自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话语资源不均、专业权威局限、偶像崇拜和信息盲从等多重矛盾。因此，微博意见领袖在网络表达中应履行好理性发言的义务，在表达自由与话语边界之间寻求平衡点。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身份是个人、群体或组织得以在社会中被识别的标志。个人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相似的比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了身份。个体与社会通过身份得以连接，无身份的个体只能称之为自然人，而一旦进入社会便会被贴以标签化的社会身份，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相互作用。身份本质上是一个交往过程，即“信息交换”的交往。交往双方通过信息交换形成社会联系，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通过交流被个体内化为身份，而个体的身份又通过交流被表现为社会行为。身份不仅定义了一个人，而且通过交流反映了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
身份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过程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交往中，身份是传播性的，传播就是身份认同的过程，传播的信息构成并反映身份特征。这样看来，传受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建立的社会关系即是两者身份特征的反映。在具体的传播情境中，双方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金钱等因素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传播效果，甚至身份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大会上做总结陈词的领导，席位上留给贵宾的上座，校园电梯里约定俗成的“教师优先”，身份在这里以不同的方式将某些人的重要性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位受众。由于社会身份的差异性，传受双方很少能共享相同的经验领域，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因此，交流过程中身份差距和社会差距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最后的传播效果。狭义上来看，身份在传播过程中似乎是充当了传播的情境，社会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都是传播情境的塑造因素。但从更广义上来讲，身份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传播过程，除了传受主体之外，即便是看似中立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也与传者身份和受者身份密不可分，地位高的人掌控更多发声渠道。可以说，身份体现在传播过程的方方面面，身份即传播，身份传播活动即一个或多个具有特定身份的传播主体接受、处理与传播信息，并通过主体身份与信息的结合而将主体身份作用于传播各环节的身份信息传递活动。
如果身份传播概念的提出有赖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有形社会资本，那么互联网的发展是否动摇了其理论根基呢？互联网诞生之初，由于其具备平权化、去精英化的主要特征，人们曾对互联网寄予了无限厚望，认为其能够打破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话语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实现网络资源的人人共享。从互联网的传播特点来看似乎的确如此，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身份符号被虚拟的互联网层层过滤，活跃在其中的个体只剩下一个共有的网民身份，匿名化使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再受社会资本所束缚。但实际上，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种种迹象证明这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随着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间的边界逐渐消弭，现实身份与网络身份日益相融，互联网虽然使越来越多的人能通过网络制造影响力，但与精英大V相比，其他人享有的话语资源简直微乎其微。名人大V们带着社会资本入驻互联网，可以获得更多的知名度和能见度。社会资本转化为网络资本，现实身份进一步定义网络身份，身份传播在互联网上依然有迹可寻。事实上，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互联网营造的虚拟空间，只要我们处在某个社会共同体中，就难以摆脱身份的附加效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就避免不了身份符号的参与。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身份传播的时代。
那么，伴随着互联网诞生而兴起的微博意见领袖，其特殊的身份符号在舆论参与中得到了哪些体现？身份如何影响意见领袖的网络表达？身份带来的附加效应与意见领袖话语权行使之间存在哪些困境？意见领袖如何平衡好表达自由与话语边界……这些问题对于研究互联网中的身份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与思考，这在宏观上有利于再现个体身份与传播活动之间的相关性，推动身份传播理论的形成发展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微观上也有助于我们梳理互联网中存在的身份传播现象，揭示身份如何影响互联网传播，以及如何利用身份规训微博意见领袖的传播活动，营造健康有序的互联网舆论氛围。
二、文献回顾
随着微博自2009年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微博意见领袖逐渐崛起并在多起网络事件中留下身影。有关其网络表达的研究也开始陆续出现，且主要集中在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分析以及舆情引导方面。如李彪以40个微博事件中的意见领袖为例对微博意见领袖群体进行“肖像素描”，认为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结构具有集权性、等级性等特点；王平、谢耘耕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深入分析了微博意见领袖在突发事件中的角色及影响力构成因素，发现意见领袖多为加V的实名认证用户，并在舆论的形成与演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李波分析了网络舆情中微博意见领袖泛众化、身份可变性、话语权显性化的特征，认为微博意见领袖是网络舆情形成的源头，能够助推以及改变舆论导向，并就网络舆情中如何识别、培养和正确引导微博意见领袖提出建议。总体而言，针对微博意见领袖的研究逐年增多。这些研究在内容上，侧重于意见领袖在舆论参与中的特点及存在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以质化研究为主，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在量化方面进行了尝试，对微博意见领袖在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影响力及其构成因素等展开研究。这些都对我们研究身份传播时代微博意见领袖表达的边界与存在问题提供了思路和角度。
2018年发生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一时之间引爆网络，其网络舆论的发展演化路径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案例。如曲红分析了该起事件中的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现象及成因，从媒体、平台、网民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夏怀城等重点研究“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的新闻舆论反转，并探讨了主流媒体在舆情演变中的伦理失范行为；包佶灵则以重庆“10·28”公交车坠江为例，从传播学、舆论学、心理学等角度对该事件的网络舆论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提出新媒体时代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对策和建议。总而言之，目前对“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舆论引导、群体极化以及媒体伦理失范等理论层面，缺乏系统的数据挖掘和舆论分析过程。
综上所述，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对“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的舆论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试图以实证数据为佐证，描述微博意见领袖在话语权行使中，不同的个体身份在表达意愿、表达框架、情感倾向方面呈现的不同特征，并对身份传播时代微博意见领袖话语权行使边界及对策进行简要探讨。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及方法
本研究选取新浪微博作为数据来源，在综合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某一公共事件作为切入点，对事件中不同主体的微博语料进行筛选，再对这些语料进行多维分析。具体操作方面，首先确定了事件。“重庆公交坠江”中的舆情走势在近年来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官方、媒体、名人、网红等不同认证身份的意见领袖在事件进展前期、中期以及后期的舆情引导中发挥了不同作用。因此，本文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的舆论数据为例，收集了这起事件中的微博语料，其中包含用户生成内容和用户信息。首先统计了不同主体的微博数量，其次通过挖掘用户观点以识别出用户的观点极性（即积极的、消极的和中性的观点），最后分析了不同因素对用户观点的影响，从而得到该起事件中舆论分析的细粒度结论。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为辅的方式，在对该起事件进行深入的舆论数据挖掘基础之上，对意见领袖身份与表达意愿、话语模式、情感倾向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提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并为身份传播时代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边界提供参考建议。
（二）样本确定
本研究收集了此次事件中不同主体的微博语料作为实验数据，最终，从2018年10月28日到2018年11月8日共搜集了22668条微博。语料库中包括粉丝人数、认证类型、微博内容和发布日期。
与此同时，为了对用户关于事件的看法进行分类，将部分微博标注为积极的、消极的和中性的共三类。具体来说，共标注了5000条微博，其中积极的微博有1200条，消极的微博有1900条，中性的微博有1900条。
四、主要研究发现
（一）表达意愿：意见领袖表达意愿较强
粉丝量是微博用户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因此本文将粉丝数量作为衡量用户影响力的标准。在语料库中，用户粉丝数量从0到1.8亿不等。基于此，根据粉丝数量将用户的影响力从1-7分为七个级别。图1显示了不同影响力级别的用户所发布的微博数量。在此事件中，级别5的用户发布微博数量最多，其次是级别6的用户，而级别1到级别3的用户发布的微博数量最少。根据新浪微博发布的2018年微博用户发展报告，粉丝规模超过50万的用户即为微博大V，在网络上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由此可以认为，用户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表达意愿与个体身份有关，与粉丝数量较少的普通用户相比，粉丝数量和影响力较高的意见领袖表达意愿更强，愿意主动发表自己对某些事件的看法，但与此同时，当意见领袖影响力达到一定级别后，更倾向于谨慎表达自己的观点。
（二）话语模式：意见领袖表达框架存在差异
依据粉丝数量和认证类型将微博用户分为名人用户、媒体用户、普通用户、政府用户、企业用户、网站用户、群组用户、校园用户共八种类型。对不同认证类型用户发布微博的数量进行分析，认证类型为名人用户和媒体用户的账号发布的微博数量最多，均超出普通用户。这说明名人认证用户拥有众多粉丝和较大影响力，因而在对公共事件的舆论表达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表观点，媒体认证用户则是由于新闻工作者的身份，需要发布大量相关信息，以满足公众及时获取事件相关信息的需求。
与此同时，根据用户认证类型的相似性，将以上八种用户认证类型分为个人认证类型、权威认证类型、组织认证类型。对其网络表达中的情感倾向进行分析。个人认证用户发布的微博中性微博所占比例最少，且消极性微博比例明显超出积极性微博。权威认证用户中性微博所占比例最高，主观性微博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用户。这说明无论是名人类意见领袖还是普通用户，在参与方式上都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主观情绪或看法，而媒体、政府、网站等机构类意见领袖基于不同的认证身份，更多会选择符合自己身份的表达框架，在参与方式上更偏客观理性。
（三）情感倾向：意见领袖态度更偏理性
对以上用户微博内容的情感倾向进行分析，不同影响力级别用户的情感比例有所差异，从级别1到级别7随着用户影响力的增加，积极和消极的微博比例同时下降，中性微博比例逐步上升，由此可以看出，用户影响力越大主观性微博比例越低，中性微博比例越高。这说明影响力较低的用户在“匿名性”的互联网中较少受到身份的限制，通常会选择直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影响力较大的意见领袖碍于庞大的粉丝规模和影响力，在表达观点时往往是客观谨慎的，避免个人主观情绪或观点的传播对舆论造成消极影响。
五、研究结论
（一）身份加冕：赋予意见领袖影响力
微博作为民间意见的集散地，是各方观点交锋的主要论坛，活跃的意见领袖都有各自的认证身份，认证身份在这里类似于汉语词典中的“加冕”，即把皇冠加在君主头上，是君主即位时所举行的用来确认其权威合法性的仪式。身份认证使意见领袖们在一种类似于“加冕”的情境下，实现了身份的赋权，经过个人认证的意见领袖在其认证领域均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网络空间发挥影响力。“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舆情反转中，意见领袖的网络发言就对舆情走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期舆论铺天盖地对女轿车司机的指责离不开意见领袖的参与和助推。如10月28日事故发生当天，拥有200多万粉丝、认证为知名财经博主的意见领袖“何天恩”发布了一条谴责女轿车司机的微博，截止到当天下午17时许评论已高达3000多次。加冕的认证身份以及大规模的粉丝数量无疑使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占据了言论表达的制高点。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曾就个体的这种超凡影响力提出过“意见领袖”的概念，认为意见领袖是活跃在人际网络中，积极向他人传递信息并产生影响的人，强调少数人的意见往往能感染多数人。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场域发生变化，一批拥有众多粉丝量和巨大影响力的微博意见领袖开始崛起。身份加冕赋予了微博意见领袖较高的话语权，使其能自由地活跃于各类突发事件或公共事件的舆论漩涡中，并借助粉丝的转发实现裂变式传播，影响力的辐射范围持续扩散。
与此同时，基于网民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网络空间被切割成不同社群，社群中的普通网民虽然在粉丝数量和话语资源上不能与这些意见领袖相提并论，但当他们与社群中的意见领袖喜欢同一个偶像、追同一部剧、对某一事件持相同看法时，意见领袖身份在“脱冕”的情境下与普通网民暂时达成一致，彼此之间的身份距离被压缩，个体的身份被模糊成同质的符号，例如鹿晗粉丝、苹果用户等。这种情况下，普通网民与意见领袖共用同一个身份符号，身份差异带来的心理距离感不复存在，双方在特定时间内属于平等关系，就某件事位于同一立场、发表同样看法，由这种身份一致性产生的信任感，无形中强化了意见领袖的影响力。“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舆情反转中，不论是前期对女司机的网络暴力，还是后期事故原因公布后对涉事乘客的愤怒指责，意见领袖与普通网民在同一事件面前由相同观点和情绪结成阵营，共同将舆论愈演愈烈。
（二）身份差异：规定意见领袖表达框架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的舞台，人们之间的交往是通过表演来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印象，表演区域分为“前台”与“幕后”，人们在前台时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社会压力，要时刻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防止形象的崩塌。根据戈夫曼的理论，微博意见领袖都有各自的认证身份，通过日常的话语表达构建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例如政府部门的官方微博一般客观严肃，避免夹带个人情绪，以此塑造自己严肃正面的前台形象；名人类微博较为自由地输出观点或与网民进行互动，维护自己在某方面的权威性；媒体类微博则第一时间就热点事件理性严谨地发布新闻，尽到告知的义务。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表演法则，约束着意见领袖的日常言行，规定其必须在一定的表达框架内发表言论。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媒体类意见领袖与政府类意见领袖有着明显不同的表达框架。事故原因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搜狐新闻”“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类意见领袖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并使用了“或系”“疑因”等主观猜测性用语，一时之间众多网友将舆论指向女轿车司机。重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方微博“平安万州”则在事发8小时后给出明确的事故原因结论，辟谣“公交坠江系女司机逆行所致”这一说法。由此可见，媒体意见领袖与政府意见领袖有着不同的身份符号，前者追求速度和新鲜，后者注重事实和权威，因此在话语权行使上带有明显的身份烙印，发布时间、语言组织上都有所区别。
除此之外，尽管身份的多重性使每个人都同时属于多个群体，并在每个群体中都被赋予一种特殊身份，但这些身份在不同的情境下重要性并不等同，微博认证用户在其认证领域内拥有一个主导身份，并通过日常的形象建构传达给受众。这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微博认证用户的表达框架，不同认证类型的用户必然要在合适的框架内发表观点，尤其是经过权威认证的意见领袖，更要符合其所处的地位和身份。一旦违背了受众的角色期许，身份与行为之间的剥离就会受到他人的诟病。“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以“新京报”“环球网”为代表的媒体类意见领袖在报道前期明确归责女司机，引起其他领域内的意见领袖和网友的大量转发，事故原因通报后舆论矛头则迅速倒戈，众多网友纷纷指责媒体带头造谣。抛开媒体追求时效性以及受众应具备的媒介素养不谈，网友对官方认证媒体报道事实的角色期许以及实际报道失实之间形成的心理落差，也是令媒体类意见领袖深陷舆论漩涡的重要原因。这也启示意见领袖在进行网络表达时应在一定的表演规则内谨慎发表言论，避免前台形象的崩塌。
（三）身份制约：降低意见领袖表达失范
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阶级、地位、金钱等因素的影响，个体身份是影响传播活动的重要因素。互联网的虚拟性特征打破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这种交往障碍，理论上来说，现实社会中拥有不同身份的人共存于同一个网络空间，真实身份在网络中被有意识地集体遗忘，彼此之间借助“网民”的虚拟身份自由交流。但实际上，社交媒体的相对实名化使移动网络时代线上线下逐渐融合，真实与虚拟不再有着明确的空间边界，真实身份和网络身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现实身份在网络中仍发生作用。
一方面，微博中的意见领袖一般都是各领域的名人，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知名度是网络影响力的来源。这些名人意见领袖在现实中已经获得较多注意力，即便是在以虚拟性著称的互联网中也难以脱离真实身份与网络身份的双重制约，他们不得不谨慎发言。另一方面，微博于2011年推行实名认证制度，在“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原则下，即便是所谓的“马甲”也在制约着意见领袖的言行。关于微博，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当你的粉丝超过100，你就好像是一本内刊；超过1000，你就是个布告栏；超过1万，你就像一本杂志；超过10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1000万，你就是电视台。”粉丝量越多意味着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辐射范围越广，较高的曝光度在强化意见领袖传播影响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其表达失范的概率。这在某种程度上督促微博意见领袖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尤其是在“虚假信息转发超500次可入刑”的法律刚性制约之下，其发布每条微博之前都要经过一番利益考量，粉丝越多也就越为谨慎。在“重庆公交坠江”事件的舆论场上，不乏网友借着匿名性心理对女轿车司机以及涉事乘客刘某进行人肉搜索、辱骂攻击等失范行为，意见领袖们则由于身份制约以及法律约束，在话语表达和情绪宣泄上相对理性。标签化的身份在这里既是微博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来源，也是制约其网络表达的重要因素。区别于普通网民的随意宣泄，由于具有认证身份及大规模的粉丝，非理性表达会借助互联网的无边界与快速传播加剧影响，进而危害到互联网环境，微博意见领袖理应更加注重话语权的行使是否规范。
六、身份传播时代微博意见领袖表达的边界与思考
总体而言，微博意见领袖的身份名片贯穿了舆论参与的全过程，并借助特殊的身份符号在网络表达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正在成为推动舆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那么在身份传播这种新的语境下，意见领袖的个体身份与话语权行使之间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规范意见领袖的言论，营造健康、有序、和谐的网络舆论氛围，成为身份传播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为此对身份传播视域下微博意见领袖表达的边界与策略作探讨。
（一）身份传播与微博意见领袖表达自由的冲突
1.表达自由与话语资源的矛盾
表面看，现实社会中拥有不同身份的人共存于同一个网络空间，真实身份在网络中被有意识地集体遗忘，彼此之间借助“网民”的虚拟身份自由交流。但事实上，身份在传播中的不平等同样存在于互联网中。名人入驻迅速吸引大批粉丝，普通用户想要成为意见领袖则一般要借助网红孵化平台，并且需要长时间的账号运作和名气积累，与此同时，微博中的个人意见领袖多数为各领域的名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拥有较高的关注度，知名度又进一步延伸至互联网，成为其网络影响力的来源。现实身份作为个体的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中仍发生重要作用。
这种身份不平等在网络表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注意力经济时代，即便是在粉丝数量和影响力都达到一定标准并被官方认证的意见领袖群体中，也存在表达资源不平等的现象。新媒体虽然使不知名的个人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但他们仍是以“草根”被命名的，而那真正获得极大关注并创制出一定影响力的，依然是拥有强大社会资本的个人。同样是拥有粉丝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个体身份划分层次。有些是靠自媒体起家进行内容创作，影响力范围不会超出其拥有的粉丝数量，只有借助某个契机或热点才能短暂地被更多人知道，另一种则是有名人身份加持，拥有更多的粉丝和更大的影响力。如对212名微博意见领袖在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微博粉丝数量进行的可视化展示中可以看出，“姚晨”“郭德纲”“高晓松”“韩寒”等用户的粉丝数量要明显高于其他用户。同样是经过官方认证的用户，受众却更愿意关注名人尤其是娱乐圈名人。因此，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作为整体的微博意见领袖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表达自由，但这种整体描述模糊了内在差异，意见领袖们享有的话语资源不同，表达自由自然也就不能一概而论。
2.多重身份与专业领域的相悖
身份是构建和协商的产物，所以它们不是固定的或静态的，而是流动的和分裂的。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都拥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源自我们的背景、社会联系以及社会活动。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改变会带来社会身份的变化。借助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人们可以暂时将原有身份抛在一边，摆脱性别、职业、地位等身份识别因素，甚至脱离原有的社会阶层位置或所属群体。同时，网络的碎片化和流动性又使得人们处在不同的网络交往位置，随时随地与不同的人建立社会联系，每一种联系都代表一种身份。于是，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程序员、英雄联盟爱好者、刘亦菲粉丝、运动品牌忠实消费者……因此，微博意见领袖可以拥有多重身份，既是网民群体的一员，又是通过网络发声的个体，同时还是某个领域内的权威。
但是，身份的多重性和可变性也意味着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在身份转变中会逐级降低。传统社会个人实现身份转变的成本较高，往往要经过长年积累才能在另一个领域拥有发言权，互联网时代借助于个人的影响力，意见领袖实现身份转变的成本较低，轻易就能在其他领域内获得话语资源，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但在不同知识领域内，意见领袖拥有的话语权并不相同，在自己专业领域内进行网络表达可信度较高，超出这一领域可信性和权威性会下降。以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为例，虽然已从央视离职，“著名新闻人”的身份光环仍然使他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热点人物，作为媒体领域内的意见领袖，在揭露“范冰冰阴阳合同”一事中网民对其评价也是偏向正面，但与此同时，崔永元在“转基因”上的看法却屡屡受到专业人士的诟病。媒体人涉足生物科学领域，身份跳跃形成的落差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表达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3.偶像崇拜与信息盲从的隐忧
“偶像”在早期是一种被人们用来供奉的雕塑品，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其含义早已发生改变，现在主要用来指人们崇拜或仰慕的对象。不管是本意还是延伸意义，“偶像”都是一个特殊的符号，赋予所指对象崇高的身份。目前，互联网上活跃的意见领袖多是演艺明星、网络红人、某个领域内的知名人物等，特殊的身份符号使他们积聚大量粉丝，成为部分网民眼中的偶像，一言一行都受到关注和推崇，即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是一种特殊心理情感需求和心理现象，具有心理认同与情感依赖，具有自发性、感情性和认同性，表现为“偶像”的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基于这种崇拜心理，个体对偶像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信任，进而会产生追随和模仿行为。如在对212名意见领袖在2013年1月至2015年8月的微博多个指标月均值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时发现，这些意见领袖的平均粉丝数量超过460万，平均每个用户每月发布11959.19条微博，微博原创率平均为0.33，平均评论数最高被转发9018.09次，评论10371.06次。这说明意见领袖活跃在网络空间中持续输出内容，即便内容原创率不高，依然有庞大的粉丝群体对其进行评论与转发。具体到网络生活中，微博意见领袖都有各自的拥趸，无论站在哪种立场，都会有追随者为其欢呼，他们之间的论战也不仅仅是双方的观点不合，更是各自的粉丝之间的较量。这种崇拜心理机制下的个体容易陷入信息盲从的境地，主动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和思考能力，成为舆论漩涡中被动的靶子。
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充足的悖论”也为信息盲从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数字化图书馆”的互联网扩充了人类的知识空间，面对汹涌而来的海量信息，个人获取有效信息的困难程度也相应增加。对于同一个事实，人们能听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声音，需要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整合，实际上增加了信息的获取成本。正如科技的发展助长了人的惰性，信息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去查找一手资料，更倾向于听“权威人士”的解读。微博平台作为民间舆论场，是多方观点的聚集地，也是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意见领袖拥有区别于普通网民的号召力，其网络表达对主流意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于是，“繁杂的信息环境”与“具有号召力的偶像”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身处其中的普通受众很难不受影响。
（二）身份传播时代规范微博意见领袖言论表达的思考
1.法律边界是底线
身份在现实社会中代表了话语权，身份地位较高的人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即便是在互联网营造的虚拟空间里，意见领袖也比普通用户拥有更多的话语资源。身份赋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意见领袖的表达自由，为他们的网络表达提供了听众和场地，但互联网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微博意见领袖的网络表达应坚守法律底线和理性义务，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的规则和准绳。
随着网民数量和互联网普及率的逐年递增，日益庞大的互联网空间正逐渐渗透进现实生活，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不断缩小，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也受到现实法律的规制，2013年起陆续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网络传输权保护条例》《互联网用户账户名称管理条例》《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互联网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微博意见领袖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影响力极易引导和煽动舆论，一旦随意传播未经核实的内容，不仅会引起社会的恐慌，还可能会触犯法律。2018年2月初，一则“留学生德国遭死亡威胁驻外使馆人员不作为”的虚假信息，被“北美吐槽君”“大欧洲吐槽君”等留学生群体意见领袖轮番转发，引起德国留学生群体的恐慌，并对我国驻外使馆形象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不久后该事件被证实系谣言，散播该谣言的微博账号被永久关闭，账号实际操作人均遭到依法处置。互联网并不是法外空间，网民的言论表达应以法律法规为底线，具有特殊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更应守好法律边界，发挥好积极的正面作用。
2.理性发言是义务
奥斯卡·王尔德有这样一句名言：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他们的思想是某个他人的意见，他们模仿他人的生活，他们最爱引用他人的话。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使每个人都拥有了表达的权利，但大量的观点输出也让受众淹没在信息汪洋中。面对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信息，受众极易将接触到的观点当成自己的观点，并在“信息茧房”的效应下不断自我强化。与此同时，微博的特性大大降低了传播门槛，只需要一键转赞评就能扩散或助推观点的传播。相比于普通网友，微博意见领袖具备身份的特殊性和粉丝的规模性，发表的内容曝光率和到达率更高，在繁杂的信息环境中成为网民直接或间接的消息源，而大批的网友则作为一个一个传播节点，短时间内就能将信息或观点飞速扩散到整个网络空间，因此意见领袖的发言是否理性将直接影响到互联网空间的舆论氛围。如在“小凤雅”事件的舆论场中，部分微博意见领袖在不了解实情下的发声无疑是使舆论不断发酵的重要原因。认证为“果壳网主笔、科学松鼠会成员”的科普类意见领袖“游识猷”转发了声讨王凤雅家人的文章《王凤雅小朋友之死》表示自己的愤怒，“丁香医生”“马伯庸”等知名意见领袖也转发过此类微博，“作家陈岚”更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对事件发表的一些主观看法和猜疑，将“小凤雅”家人进一步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使其遭到无数网友的口诛笔伐。尽管事件反转后部分意见领袖发微博致歉，但造成的舆论影响以及对当事人的伤害却难以弥补。仔细梳理微博意见领袖们在此次事件中的影响力路径可以发现，他们对实情的碎片化理解以及带有强烈个人情绪的观点输出，经由自身影响力弥漫到网络空间，最后影响到整个舆论氛围，特殊的身份符号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意见领袖特殊身份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非理性地宣泄负面情绪将直接影响到其他用户的表达，造成舆论极化，甚至导致大规模的社会表达失范。因此，意见领袖理应在享有优势话语权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既要积极关注热点社会事件，又要以理性负责的态度参与讨论，积极促进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网民也应提高个人素养和信息辨别能力，避免被舆论裹挟丧失自己的思考能力。
七、结语
麦克卢汉曾发表过“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著名论断，诚然，互联网的高速普及的确无限扩大了人类的沟通空间，但与此同时，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现实社会中影响传播活动的诸要素逐渐过渡到互联网中，身份作为一种符号渗透在社会交往过程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虚拟空间，话语权力的分配仍然受制于个体的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传播活动无法完全摆脱个体身份制造的藩篱，我们已然进入一个身份传播的时代。如果说身处其中的草根获得的是“普通网民”这一无差别身份符号，那么微博意见领袖则是被无数普通网民的合力抛向高处的胜利者，在全场的注目礼中被授予代表成功的奖牌，个体身份在这一刻得到加冕，也意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从此都要受到网民的审视，必须要在身份框架之内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否则就有可能一朝之间跌下神坛。
在互联网时代的身份传播视域下，意见领袖的个体身份天然代表了一种传播资源，意味着更多人听和更多人被影响，特定身份使其占据了更多的话语资源和发声空间，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正如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话语权力既是意见领袖身份的衍生品，也可能会成为令其形象崩塌的隐患，微博意见领袖理应承担起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在合理的边界之内行使话语权力。一旦脱离规则和法律的缰绳，自由将最终成为虚幻的泡影。
（本研究得到宏博知微科技有限公司的数据支持，特此感谢。）
（载本刊2020年08月号，原标题为：身份传播时代微博意见领袖表达的边界与思考）
【作者简介】靖鸣，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周清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王敬云，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浪‘大V’传播行为与失范应对研究”（14BXW029）阶段性成果。
传媒观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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