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遭室友林森浩投毒后死亡事件，引发巨大波澜，被检方定性为“一起罕见、而又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恶性犯罪案件”。10个月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林森浩死刑。林父对一审判决不服，当庭提出上诉。
再隔10个月，12月8日上午10时，该案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第二次公开审理。
两个10个月间，两个当事人身边最亲的人如身处炼狱，一方面，在公众视野里他们承担了各自儿子在事件中角色的继续；另一方面，同为父母，尤其父亲，面对儿子突发不幸，这个生命中曾经最引以为荣的血脉基因，却成为了后半生最大的痛楚。
复旦投毒案深度调查：黄国强无法原谅林森浩二审当庭变供
事发六百余日来，两个父亲对失去或可能即将失去的儿子，除了伤痛，他们内心是如何看待发生在儿子身上的命运突变?
他们是否哪怕偷偷地问过自己“为什么是我的儿子”?面对变故，父亲又会怎么重新审看自己的角色，和对儿子的重新认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程前往四川自贡荣县和广东汕头和平镇和平村，分别采访黄、林二人的家庭，与黄洋的父亲黄国强、林森浩的父亲林尊耀及他们的亲友多次长谈。
或许只是无关联的巧合。两位父亲同龄，他们都缺席了儿子大多数的成长经历。他们生命中最大的荣耀都来自这个儿子，两个儿子也都沿着父亲最满意的道路出色前行，可是路途中，他们很少彼此交流，除了学习，父子间几乎没有话题可聊。而两位父亲都天然地相信，自己是最了解儿子的那一个——直到事发后，他们才有机会感知到儿子是如此陌生。
这一年半，两位父亲都在为发生在儿子身上的变故寻找一个合理的缘由，他们有各自的答案，即使答案中存在各种疑惑，但他们依然彼此避而不见，拒绝其他可能性。黄家奋力砌起无形壁垒，林家不敢去触碰。儿子之间的芥蒂，增加了仇恨，在两个原先互不认识的家庭中延续。
二审历时13小时，直至接近午夜才结束。林森浩当庭翻供，称自己曾稀释过饮水机里有毒的水，辩方律师也提出黄洋因身体原因导致身亡的新辩论方向。这一突变，让黄洋一方措手不及，父亲黄国强也更加愤怒和不安，而精神状态一直很差的林森浩的父亲林尊耀则开始萌生希望。
双方都在期待法律“公正”的宣判。但不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早早把自己的未来置于永远无法走出的悲伤之中。
是这场悲剧，给了父母一个更多地揣摩、了解成年后身在异乡儿子的机会。
黄、林两家都在12月的第一天接到了律师消息：12月8日上午10时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五号庭，“复旦大学投毒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审理。
这条消息就像摇晃的火烛，给10个月来两家人在未知黑暗中的期盼与担忧带来光亮，却又忽明忽暗，让人彻夜难眠。
二审前的等待让黄洋的父亲黄国强心里很难受，“每次跟法院打电话，都叫我们放心，会依法办事，都是这样，但是叫我们放心时间却拖得这么长，就是放不下心来。”
黄国强太想为儿子讨个公道了，黄洋“不能冤死”。但他的担忧越来越多。黄国强几次查阅林森浩二审辩护律师斯伟江的履历，他尤为在意斯伟江今年参与的“念斌案”。念斌无罪释放的那一周，黄国强每晚都睡不好，他怕黄洋的案子也出现变数，“斯伟江以为黄洋案也是念斌案那样的冤案。”
另一个父亲林尊耀更急着等待二审的到来，这是儿子林森浩生的机会。但他却害怕二审真的到来——一旦维持原判，他这一年来的希望就被掐灭了；林森浩的叔叔林尊荣则担心哥哥真的就此一蹶不振，丧子，并且将永远背上投毒犯父亲的十字架。
再抵上海
林尊耀提前四天抵达上海，上海气温在12月初骤降至零度，林尊耀穿着一审时的黑色夹克，中午到达虹桥机场，下午赶往律所，他已经可以熟练搭乘上海的地铁。等待二审的几个月间，林尊耀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律师身上。
他按律师嘱咐带来几件林森浩的衣服，“让林森浩出庭穿，不要像一审穿旧的军大衣那么狼狈。”但这些衣服都“不成样子”，还不如林森浩在看守所里的藏青色夹克——这也是林森浩唯一像样的衣服。
林尊耀依然害怕媒体，在二审之前拒绝了所有的采访，也特意选择远离法院或复旦医学院的住处。一审前他住在法院附近遭到了记者的堵截，“有些问题都是有恶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事发后，几次见到林尊耀，他都只有一副表情：眉头深锁，嘴唇紧抿，垂着脖子，总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放自己绞在一起的双手。
这一年半，他说自己孤立无助，“真的很茫然，我们都是农村人，出了这种事真的不懂要做什么”，他反反复复表达对两位二审律师的感激，“他们很好，我真的很感激，他们去找专家，为我做很多事情。”
在上海的这几天，林尊耀每个凌晨都会突然醒来，“无缘无故，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黑暗中静坐着。至于吃饭，林尊耀好像感觉不到饿，吃几口稀饭也就饱了。1米75的人，林尊荣看着哥哥从“原来有130多斤，到现在只有100斤左右”，整个人都变形了。
到上海的第二天，林尊耀去了看守所，这是事发后他第二次来这里。因为亲属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林尊耀就一言不发地在外面等着会见儿子的律师。
黄国强和妻子杨国华12月6日晚从自贡到达上海。黄洋生前的好人缘和不幸的遭遇，使他们在沪生活得到更多的照顾。黄洋同学的母亲为他们提前找好了日租房，还开车去机场接他们，后备箱里放齐了包括碗筷、电饭煲、大米等生活用品。相比林家的清冷，听闻黄国强他们来了上海，黄洋的同学们和过去一样，陆陆续续都来看看两位。每个人都和黄洋父母很亲，和他们分享自己的近况，以至于他们能从黄洋父母这里了解到不少其他同学的情况，“小张过年后就要生孩子啦，你们还不知道?”
上海的餐馆价格比老家高，四川人又吃不惯味甜清淡的上海菜，黄家人自带了酱料，要自己做饭。黄洋父母都擅长烹饪，去年在上海时，每晚都有黄洋同学来吃饭，“就像做给黄洋吃。”黄洋母亲包过五斤饺子皮，也卤过七斤凤爪，“孩子们吃饱了还想带走。”有孩子喜欢吃她做的饭菜，黄洋母亲就很高兴。
黄国强决定步行去听庭审。日租房在复旦大学医学院附近的中山医院旁，出门右拐30米的小红楼，就是黄洋生前最后15天住进的重症监护病房。去年4月至今，黄国强在中山医院附近待过的时间累计起来有三四个月。他和妻子杨国华有散步的习惯，已把徐汇区兜了好几遍。一听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肇嘉浜路上，黄国强就知道怎么走。
二审前，媒体更多是围绕黄洋父亲黄国强的采访，他的态度同一年前的一审一致：杀人偿命，无法原谅。
二审
12月8日二审当日，林尊耀低头，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言不发跟在唐志坚律师身后，穿过层层围堵的媒体，直接进入法院。10分钟前，黄国强在法院门口接受了各家媒体的轮番提问。
二审开庭前，林尊耀躲在卫生间哭了一会儿，“这一年来，往事一幕幕就想起来了，忍不住。”林尊荣比哥哥小10岁，他说，这事儿之前，从来没见过哥哥哭。
白天的庭审过程中，黄洋母亲一直靠在亲戚身上抽泣。轮到中午休庭，她去储物柜的包里摸出了速效救心丸。“看到林森浩就想到黄洋”，当庭播放林森浩模拟投毒实验的录像，作为林森浩投毒过程的复原，黄母别过头去，不敢看。
林尊耀也没留心这录像，他觉得这些对林森浩或许不利的录像“很可能经过剪辑”，他并不想了解。
庭审中，林森浩曾回避检方问题，表示“说这个会牵扯到别人，我在(审讯)录像里说了，可以看录像。”林尊耀听闻两次在庭上出声，用方言提醒儿子“实话实说”。他希望“儿子将知道的都说出来”，他担心，“他在我眼里还是个孩子，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审判长也曾制止了检方的诱导性提问。
二审从林森浩阐述上诉理由开始，林森浩当庭提出了两点意见，这是第一次庭审时没有说到的：一是自己并无故意杀害黄洋的动机，仅是为了愚人节捉弄一下对方；二是有些事实需要向法庭进行澄清，主要是自己在投毒后曾数次从饮水机内舀出混有毒物的水，并两次接自来水对饮水机内的水进行稀释。
辩护方也围绕林森浩所言，就关键性事实提出3点质疑：林森浩并非主观故意杀人；其次黄洋饮入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剂量和浓度多少、能否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清，客观上无法完全证明本案毒物为二甲基亚硝胺；同时专家证人出庭，称黄洋死于爆发性乙型病毒肝炎。
在庭上看到律师摆出几个疑点并举证，事发至今一年半以来，林尊耀第一次用“欣慰”形容自己的心情。
黄国强则感觉被泼了脏水，“黄洋身体很好，一点事都没有，怎么会有乙肝!”对当庭变供的林森浩，他觉得“更不值得原谅，更不能原谅”。
林森浩说，自己最初没有跟黄洋说出投毒的事实，是想看黄洋被“恶作剧”之后的反应。林尊耀听了很悲愤，他觉得自己儿子的恶作剧过火了。而黄国强感到了寒意，“他说看反应，就是想看拿黄洋做他的实验对象。”
庭审分成了上午、下午、晚上三场，林尊耀只有在林森浩三次被带入厅内时匆匆打了三个照面。整个庭审历经13个小时，结束时，林尊耀看着林森浩被带走后，顿觉精疲力尽，一下哭出来。“儿子读了这么多年书，我这么大年纪，两年来却要在法院相见。”林尊耀说这种痛心外人没法理解，“就是在滴血。”
二审结果将会择日宣判。这次庭审林尊耀觉得自己许多疑惑得到了解答，比如他一直怀疑对“毒杀”这一事实如何进行科学认定。
二审后的黄国强更愤怒了，更无法原谅林森浩当庭变供的行为，但律师提出的焦点问题和林森浩的言行并不让他意外，“为了脱罪，一定会有一些方法的。”
辩护律师曾向记者表示，对此案的科学鉴定越来越成为焦点，“这以后可能就变成一场专家间的争论。”
黄国强的心被悬得更高了，他开始像林尊耀在庭审前那样，不断向周围人解释医学问题，“口腔的血管是最多的，即使黄洋只喝了一小口，经过口腔也是很快就进入血液了。”
黄洋去世之后，荣县籍上海律师刘春雷联系了黄国强，表示愿意免费为黄家代理此案。一审时案子的调查和起诉工作，都由检方完成。二审前后，黄家代理律师刘春雷除了通知法院相关事宜，也给了黄国强一些鼓励打气的话，比如“法院会公平的”。
黄国强变得越来越紧张，他试图通过另两条最高量刑为死刑的条款找到能判林森浩死刑的理由：盗窃危险物质罪及投放危险物质罪。“他还有一个故意杀人，三罪并罚，必须死刑。”虽然这些都未有被检方和辩护方列入考量范围：数个犯罪行为，仅成立一个罪名的犯罪形态，选较重罪行量刑。
“我相信法院会公正的。”他反复地说，像是重复多了，自己和来访者就能更相信。
第一次到上海
黄洋在复旦读了8年书，但黄国强第一次到上海是去年4月3日。前一天晚21：50，黄国强接到黄洋师兄的电话:“黄洋可能要换肝，您尽快来上海吧。”黄洋当晚因肝功能损伤入院，次日转入重症监护室。
2006年下岗后，黄国强通过黄洋高中化学老师介绍，在自贡荣县中学做巡查学生宿舍的宿舍管理员，“老师们都喜欢黄洋。”宿管工作是按照日结算工资的，缺勤、半勤都不计工时，当晚黄国强巡查宿舍直到23:30结束，才离开。
重庆飞上海的廉价航空的价格是自贡飞上海的一半。黄国强3日从自贡转车至重庆江北机场，乘坐下午17：35的航班，两小时后落地上海浦东机场。他从机场二号线换乘地铁，直到晚上23点，黄国强到达中山医院。第一面很短暂，黄国强只在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窗外看看黄洋。
出中山医院大楼，西行不到300米，由医学院路进入福庆路，便到达复旦医学院西区。凌晨过后，便宜的小旅社已打烊，同学带着黄国强进了西区20号楼421室，那是黄洋和林森浩的寝室。
那晚，寝室里只有林森浩和黄国强，两人话不多。林森浩问了黄洋的情况，黄国强说看起来很不好。黄国强想起前天和黄洋通电话，黄洋说身体不舒服，他问黄洋吃药没，黄洋说吃了药，但不想吃饭，回想起来黄国强觉得“心里头挺难受的，一人在外也没有人照顾，寝室里面也没有人。”
直到在庭审中听到林森浩供认投毒事实后，黄国强对林森浩的恨意直接了起来。虽然在警方批捕林森浩后的半年里，黄国强对媒体克制自己的情绪表达，表示自己对林森浩没有偏见，可对那个晚上始终不能释怀，他喃喃自语说，“如果当时知道是他，我肯定冲上去揍死他。”
林森浩用害怕和愧疚形容自己当晚见到黄国强时的感受，“想起他(黄洋)父母就更觉内疚，老是想起他父亲那淳朴的样子。黄洋是很无辜，我对不起他和他父亲。”
从第二天开始，黄国强每天都在病房门口守着，医院规定家属只能在下午三点半探视，黄国强说守着也是白守，但可以第一时间知道黄洋的情况。黄国强说，好像看到儿子望着自己流泪，他接通监护室外的电话，对黄洋说：“坚强点。”
林森浩在二审时出现两次情绪失控。在提及去医院探望黄洋时，林森浩说他看到黄洋躺在病床上，隔着玻璃窗对他和同学们微笑。说的时候林尊耀开始啜泣。随后林森浩被问及，有什么想对黄洋父母说的，他突然痛哭，长达两分钟，无法作答。
4月7日，黄洋开始鼻腔出血，血氧饱和持续往下降；他身体的抽搐越来越剧烈，为防止抽搐，黄洋的手和脚都被绑在床上。黄国强给黄洋大姨打了电话，让她带黄洋母亲杨国华来医院看看黄洋。杨国华晕车，很少出远门。次日，黄洋陷入昏迷。
病情恶化得非常快，中山医院一度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没有人想到是中毒。直到9日，黄洋的师兄收到来自黄、林第三位室友的短信，提醒注意化合物N-二甲基亚硝胺，黄洋突然恶化的病情使他想起了实验中的大鼠，这种猜想很快得到证实。
4月11日，林森浩被警方带走，并很快承认了投毒的事实。
16日下午，黄国强用黄洋的微信号在几个关心黄洋的微信群发出了一条四川话语音：“关心黄洋的朋友们，黄洋已经离开我们了。”父母看着医生一个个拔去黄洋身上管子，和黄洋告别。
也就在这天，林尊耀也第一次到达上海。
林尊耀曾以为自己接到了诈骗电话，当电话里的女老师说林森浩出事时。他“嗯嗯啊啊”几句后就挂断了。就像在村治保大队的弟弟提醒他的那样，那些说“外地的儿子出事了，已被警方带走”的，多是骗钱的，林尊耀有点怀疑。十分钟后，老式直板手机的荧光屏上再次显示一通来自上海的电话。这次来电者自称是复旦大学保卫处处长张阳勇，“刚才那位女老师说的是真的，你应该到上海来一趟。”至于缘由，对方表示不便告知，先来上海一趟。
林尊耀在复旦大学订好的宾馆里见到了校方。校方只清楚表达了基本事实：林森浩被查明对同寝室室友投毒，已被警方带走。“当时真的是……”14个月后，在广东汕头市和平村治保大队，弟弟林尊荣的办公室里，林尊耀抱着脑袋，努力想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当时的感受，“天塌下来一样，几天都无法吃饭。”他不断说自己不善表达。
林尊耀认定是警方弄错了，“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的，冤案很多的。”他决定请律师。
经上海市潮汕商会推荐，林尊耀与上海聚成律师事务所的周波红、江沁洪律师签订委托协议。商会告诉他，周律师今年65岁，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与商会关系较好。在第一次会见林森浩后，律师告诉林尊耀：“你儿子已经承认了，能保住命就不错了。”之后，林尊耀与两位律师摩擦不断，周、江两位律师认为证据链完整，坚持按罪轻辩护，他们告诉林尊耀，最多就是“死缓”。林尊耀则希望无罪辩护，他认为此案疑点重重，黄洋可能并非死于林森浩所投毒物。双方矛盾升级，以致在一审开庭之前一周，辩护人资格在24小时内曾两易其主。
林尊耀所坚持的疑点，很多来自网络上的议论。案发后，关于黄洋的死因、林森浩的作案方式，曾一度引发网友长久关注，人人都成了福尔摩斯。面对检方给定的案情分析，网友们更爱挑战其中的疑点。他们聚集在百度贴吧、天涯论坛等地发表个人观点。林尊耀也就此给一审律师发短信：“请求排除非法证据。?对于二甲基中毒的现状国际专家有多年研究结论。听说网络上有专家在‘林森浩吧’登了有关文章作阐述。?”也有不具名的网友将黄国强的电话号码告诉林尊耀，提醒他快去道歉。
林尊耀始终不喜欢上海，他怕来上海碰到的是和林森浩永别。去年至今，除了两次庭审时的几次照面，林尊耀从未再见过林森浩，那些他想问儿子的问题，亦无从解答。
可事发后，替儿赎罪的十字架，从此就被套在了林尊耀脖子上。
林尊耀在上海乘地铁时，总会站在面对车厢连接处的角落，他自觉会被旁人认出来自己是复旦投毒案嫌疑人的父亲。有时候坐在小饭馆里，他感觉周围人的眼光都带着探究的意味，直直地指向他。有时，林尊耀甚至跟弟弟林尊荣说不吃了，转身离开。
回家之后，林尊耀尽量少出门，他怕人议论。除了亲人，少有人同情他很可能即将“丧子”，更多的是，“那个会读书的林仔杀人了。”林家本族人对此事的同情也已经逐渐转为不满，“毕竟是脸上无光”。
这一年多来，林尊耀不是独自思索案情，就是看电视，饿了才吃饭，不饿就不吃。他只看新闻和科技栏目。有时候在家里闷得难受，林尊耀就在和平村中花园坐一坐，然后绕到和平镇和谷饶镇交界的谷饶路口走一圈——那里认识他的人少。
至一审宣判前，林尊耀往返粤沪十余次——林尊耀已记不清具体的次数，有几个月是月月往返，都是红眼航班或者长途大巴，这样可以省点钱。每一次他都希望从律师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却总是空空而返。
去年4月后，黄国强暂停了在荣县中学的宿舍管理员工作。“没心思，有时也会接到法院通知，突然就要去上海”。黄国强往返川沪八次，为了处理黄洋后事，还有和复旦大学沟通赔偿事宜。黄国强要求复旦为自己未能保管好剧毒药品负责，黄家不能接受复旦说这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事：“那几千块钱(学费)交给你们学校，你们就是有责任啊，你们就是代表父母管好他们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不满。复旦方面表示，等检方判定责任后，校方将承担起应付的责任。但双方就补偿方案始终未能谈妥。黄家也就不大来上海了，“上海是个伤心之地”。
“公道”就是“杀人偿命”。判处林森浩死刑。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一审认定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林森浩委托辩护律师提起上诉。
一审宣判的下午，林尊耀接到了唐志坚自荐的电话，觉得“他令人信任”，在两小时的交谈后，林父选择唐志坚为二审代理律师。唐志坚后邀请“念斌案”的参与律师斯伟江加入。因为案情在全国范围的巨大反响，此案的代理律师成了“香饽饽”，一审前林尊耀就接到近十个提出愿意免费代理的律师电话，据称，一位北京年轻律师向林家苦求代理资格，直言：“我要的是出名，求你给我这个机会。”
父亲缺席的成长
自贡荣县分成了旧城新城，黄洋家在旧城，离古城街农贸市场不远，这里是一排大杂院旧房改造后的矮楼房。黄家住在一家油米香料铺左侧单元，七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还有一个小隔间，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简单装修。这栋楼毗邻荣县最热闹的西街，他们从黄洋小学毕业后搬来，一家人在这里住了17年。
从外公家搬进楼房的这年，黄国强也才将工作从百里外的内江市简阳县调动回了荣县。黄国强和杨国华从异地恋到婚后分居两地13年，仅通过书信或单位上的电话往来。母亲是黄洋童年时唯一的陪伴，数月返家一趟的黄国强让小黄洋感到生疏：“不许上我妈妈的床，你睡沙发!”
1997年黄洋进入初中，黄国强从国有的农业局调到私营的荣县盐厂，盐场在距家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长山镇，可以每周末回家了。三年后，荣县国企改制，黄国强和杨国华同时下岗。黄国强转去盐厂当无编制的工人，三班倒，只有轮上九天一次的中休才能回家一天。
中学时代的黄洋每天晚上7点离家到中学晚自习，9点结束后回家继续读书。碰上父亲回家，互相问好，彼此话都不多。黄国强望子成龙，偶尔坐下来和儿子聊天，都是围绕儿子的学习，除了读书这个话题，父子俩似乎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说起自己是中专毕业，黄国强有点不好意思，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坚信读好书、考上好大学，就能改变家庭现状。黄洋一直成绩优秀，从不用父母操心学习，而关于教育方式，都是杨国华一手操办。父子间“谈谈学习的情况”，越来越像固定的日常问候。
这些寡淡的相处，让黄国强对儿子的记忆也变得支离破碎。
黄国强参加过黄洋几场家长会，从小学到高中的都有，回想起来，他记得每次都挺骄傲：“每一次去开家长会，都说(黄洋)好，都说挺努力的，成绩挺好的。高中初中老师都说过有时候粗心，后来他都改正过来。”
林尊耀五个子女中，走得最远的是林森浩，最出息的也是林森浩。
林尊耀参加过一次高考。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林尊耀读书时科科优秀，数学拔尖，但高考时“只剩下十天的时间复习”，最终因差三十多分落榜。林尊耀的父母都“没什么文化”，他因担心复习“要交费用，还要脱产”，不愿意再考。由此失去了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如今，林尊耀还会羡慕地谈起以前那些班上成绩比他“差得很远”的同学，考上大学后在外工作，离开了经济逐渐衰退的和平村，他叹口气，“我自己命不好”。
改革开放后，林尊耀在当地一家私营的磁带厂做技术人员，妻子开始收废品。“那段时间啊，没有我老婆拼命帮忙，单单能维持生活好一点，不可能建房子什么的。”90年代末，林家用大部分积蓄在宅基地上盖了新房，随后磁带厂倒闭，林尊耀失业，妻子因身体原因，也不再继续收废品，全家靠一间自家屋开辟出的小卖部维持生计。“本来像我这样的家庭，后面的经济收入不是那么好，我还是能撑下去，孩子长大也能找到工作，就不用操心那么多。现在大儿子发生这种事情，整个家里都崩溃了。”林尊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潮汕重商，和平镇的教育风气不浓，教育质量也不高，林家却是个例外。林尊耀对读书的寄托更加放在了子女身上。林尊耀觉得那些批评他家庭教育的人都“太恶意”，“说实在话，我孩子相对来说多一些，我两个女儿都是在教书，我两个儿子也是读大学?”话说到这里，林尊耀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表达对那些质疑的反驳。
沿着中国多数村镇尖子学生的道路，在和平中学读完初中，林森浩高中考进汕头市重点潮阳中学，从此离家求学11年。
林森浩读书出色，安静寡言。林尊耀很为这个儿子感到骄傲，“他这个人，心地很好。自从读书，每个学期都是只有老师表扬他。我也是很放心他，他也不想和人家打架吵架。学习也很用功，从来不要我操心。”
和黄国强一样，林尊耀若不和儿子聊学习，几乎无话可说。
林森浩在一审后接受了《新京报》采访，在表达对父母的歉意时，他说“我和父母之间缺乏如何做人的讨论，我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在我身上有一定寄托，因为我念书优秀。我真的对不起父母。”
二审现场，林森浩用“空”来定义自己，“我没有价值观”。在总结陈词中，他再一次提到这一点，“当我还在自由世界里的时候，我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没有价值观，没有原则，无所坚守，无所拒绝。头脑简单的人生活在并不简单的世界里，随波逐流，随风摇摆，兜不住的迷茫。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我而言，是很不清晰的。”
父亲的记忆
林尊耀能叙述清的关于大儿子的日常生活并不多，这一年他的记忆力差了很多，与人交谈时不时出现空白和重复。“经常问完的话，几分钟后又问一遍。”他的弟弟林尊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近十年来，林尊耀对林森浩印象最深的片段，就是他暑假回家，帮妈妈从村西将载着沉重废品的小板车推到村东，路中经过练江上的石板拱桥，一个费力前行的上坡，和一个紧抓车把的下坡。“他母亲一想起这个儿子就哭。”林森浩母亲患有类风湿心脏病，因为家人相瞒，她至今不知道儿子已被判处死刑。只知被公安局带走，一切悬而未决。记者采访也被请求不要进入林家，怕记者的言行刺激到林森浩母亲。
离家求学的林森浩一个月往家里打一两个电话，电话听筒落在父亲手里的时间并不多。在这不多的交谈里，这几年最让林尊耀欣喜的消息有三件：保送复旦读研究生；签约广州中山医院工作；还有，拒绝病人的红包。“我跟他说，你做得对，以后做医生起码有点医德，有点良心，他这点做得到，我觉得很欣慰。”
林森浩大概不知道，自己性格中的正直与勇敢，是足以让林尊耀骄傲与欣喜的地方。林森浩描述自己从小到大最高兴的事，就是“自己努力取得成绩，让父母高兴的时候。”
林尊耀也从不知晓，关于儿子在大学里的生活和遭遇。他只知道“林森浩经常是班里的干部。到中山大学，是学术部的部长。到复旦去，他是学生会的副主席什么的。”林尊耀读书时也曾是班级干部，“学生干部”的标签，代表着“聪明”“努力”“同学关系好”，意味着无须父母挂心。
林尊耀很早就希望会念书的林森浩学医，这是铁饭碗，也是一家人的希望。时隔9年，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儿子高考总分是781分，他还能清晰叙述填报志愿时林森浩未依据他意见的遗憾：父亲希望儿子报考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五年制，但是林森浩坚持选择临床医学八年制，之后因分数不够而落到了第二志愿医学影像。
他偶尔想，如果林森浩在中山大学读的是临床医学，会不会就在中山大学直升硕博，而不是去复旦大学。“一个孩子到上海去读书，就这样丢在上海了。”林尊耀害怕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同样的，黄洋出事后这一年，黄国强的记忆力也越发差了。关于黄洋的记忆他都是断断续续的片段，从不连贯。每晚临睡前，他尝试着为自己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回忆，能想起来的黄洋，都是小时候的样子。比如他反复想起黄洋高中时，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给晨读的黄洋做早饭，到了六点半，他就喊黄洋吃饭。
2005年黄洋离家到上海上大学，和家里基本保持着一周一次的通话频率，多数也是杨母亲国华在跟儿子唠叨。大学的医学课程，父亲听不懂，儿子也懒得说，默契地避而不谈。彼此间只剩下偶尔问几句生活和身体，“我们知道他时间忙，通话时间长了他也要忙他的事情，都是精简的几句话问了，听了就比较安慰了，他报喜不报忧。”妈妈回忆说。
大概脱离了小城去往大城市，独自求学的男孩子都是这样，黄、林二人都不曾与自己父亲认真交谈，父子间的话题也越来越少。
每年寒假回家，黄洋在家待着的时候也不多，走亲访友，还有两天陪杨国华上街兜兜。少了学习情况这个话题，黄国强和黄洋更没什么可聊的，父子俩坐在24寸电视机前，有一搭没一搭点评着电视节目。除此之外，好像所有的话，黄洋和母亲都说完了。
杨国华独享了太多关于黄洋的记忆，黄国强却无从参与。杨国华在怀孕时候因为备好了许多女孩的衣服，儿时的黄洋常被打扮成姑娘的模样。现在，黄国强只记得那时的黄洋“衣裳都挺鲜艳”的，具体什么模样，要看照片才能想起来。可他“现在也不大去看相片了，看了就伤心”。杨国华则不是，她拉着记者一张张地翻看黄洋小时候的照片，絮叨那些往事。看着说着，她再次哭起来，气喘得厉害，就去拿速效救心丸。
每天早晨傍晚，黄国强和杨国华都要在荣县散步。但现在散步，他们都找清净的小路走，比如山上的水库。荣县很小，走几步就是熟人，他们怕被问起：“黄洋的案子结了么?凶手被惩罚了么?”之后，对方往往忍不住还要感慨一句，“多好的孩子啊!”
如今，黄国强和杨国华尽量避开有关黄洋的话题，一旦挑起，常以“他在美国读书”收尾。美国在哪里?黄国强并不知道，但他心里觉得一旦去了这个富强的大洋彼岸，就很难见面，黄洋也会忙得没什么时间通电话。大概就像现在这样，杳无音讯。
悲剧之后才有机会了解
林尊耀和黄国强同岁。明年就到了“六十耳顺”之年。“耳顺”的意思听得进不同的意见，或清楚理解所听之言。
即使他们关于儿子的记忆简陋单薄，但父子间天然的血脉相连使俩人都笃定相信，并一遍又一遍对自己和外人强调：“我是最了解我儿子的，他从不与人结怨。”
却是这场悲剧，给了父母一个更多地揣摩、了解成年后身在异乡儿子的机会。
黄国强后悔，杨国华愧疚，可分居两地的日子无法重来。“教育子女一定不要两地分居。”黄国强忍不住叮嘱来探访他们的人，“有母爱没父爱。”那时，他虽然知道儿子有话不愿对他说，但黄国强以为那不重要，他依旧了解自己儿子，不了解的不过是大学的学习内容，直至意外发生。
在黄洋宿舍里，杨国华一边整理衣物一边哭，她看着黄洋把“鞋子一双双洗干净放在鞋盒里，都扣上，衣服有两套西装。西装挂得笔挺整齐，领带都挂在上面。哪有男孩子弄得这么好的。”她发现儿子比他们记忆中的更优秀懂事。
杨国华把黄洋的一些衣物打包带回了家，“留个纪念”，也是多年简朴生活的本能，“洋洋的衣服都是棉的，都挺好的。”
这些衣服现在被黄国强穿在身上，从夏到冬天，印着星际宝贝的白色T恤、黑色运动裤、水磨牛仔裤、棉衬衣、灰色运动鞋或者红白运动鞋?“黄洋个子没我高，也没我胖。”他回忆说。“不对，”妻子在一旁纠正，“他上大学又长高了一厘米，你们差不多。”
黄国强现在用的手机也是黄洋生前的，他没有删除里面的通讯录，还时常翻看黄洋微信里朋友圈的更新，也接管了黄洋的微博账号。这次事件之后，黄国强认识了不少黄洋的同学，他们都对这对夫妇尽力施以援手。黄国强和他们聊天时，一定会问两个问题：黄洋在学校是怎样的人?黄洋和你们的关系如何?
如父母亲想象和期望的，同学们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乐观、开朗、勤奋、聪明、友善的黄洋，这些赞扬后还附带了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可黄国强了解得越多，他想知道的就更多：“很多事都没摆(说)啊，像大二有一次，(他们说他)吃饭都成问题，没有钱了。可我们每次问他有没有钱，他都说有钱?唉，这些都是听他同学讲的。”黄国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他发觉自己离儿子近了一些，“可这些了解有什么用啊!”他摆摆手，不愿多谈，“平时他好多都不怎么跟我们说的。现在听到，听到心里面挺难过的。”
在上海陪伴黄洋父母的同学们，总找些新话题与黄洋父母聊。好几个学生物或医学的同学研究生毕业后都进入了公司工作。“读了这么多年不行医不可惜么?”父亲问。“不可惜啊，公司也挺好的。”
黄洋原打算硕士毕业后也是入职上海的商业公司，但父母希望黄洋毕业后回四川行医，分担家中压力。“他为了我们父母两个，把他自己的打算、把他的奋斗目标都舍弃了，就不去朝这方面奋斗了，都考虑我们的事情。”黄国强觉得内疚。黄洋面对行医可能带来的压力，以及自己对商业的喜爱，内心的纠结，在此之前父母并不知道，只欣喜获悉黄洋在直升博士的考试中获得第一，并愿意回川从医。
“听到同学说这个我们都挺难过的。每次问他的时候，他都不讲他心里面的困惑的，也都不知道他想家里面想得那么深。”黄国强说。
那些过去他所不知道的，在这一年半里，一个个被他人的叙述填满。但黄国强最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他自己填进的：黄洋与他人相处友善，大家都喜爱他，为什么会遭人投毒?
若是找不出为什么，“洋洋就是冤死的了。”
林尊耀也想要知道“为什么”，却始终是无从得知。更没有人告诉林尊耀，离家11年的林森浩经历了什么，成年后的林森浩是什么样。去年4月份在上海时，林尊耀接触到一些林森浩的同学师长，但他们没有过多谈论林森浩，只是“说些安慰的话”。他们突然和林森浩变得陌生了，都极力避免谈及林森浩。林尊耀那些未知的疑惑，亦无法从外人口中填补。
对林森浩最为全面细致的分析和描述，来自媒体的报道，报道中描述林森浩的性格具有光明和灰暗的两面，这个离家少年“故乡沦落为异乡，甩不脱异乡的林，逐渐用‘闷骚’来定义自己，他引用书本上看到的段落来解释这个词：‘生活使其有太多的郁闷，而生活本身及其自身习性却又阻止了其正常呐喊出来，于是，不正常的发泄就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闷骚。’”
事实上，林森浩在中山大学的五年过得并不愉快，所以他选择逃离广州，北上复旦大学，是因为“本科时不快乐，虽然也有好朋友，但周围人情味太少。在复旦两年多，很顺利，和周围的人关系不错。”林森浩曾对媒体说。
这个高中时期的优等生光环，在全国一流的大学里逐渐丢失了保护色。林森浩五年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了网络上，在中山大学的“博济论坛”上，他用一个账号总共发表了458个主题、13777个帖子，他在其中倾泻来自人际交往的挫败感，特别是与异性交往的不顺。2008年的冬天，他概括自己：“有谁会喜欢我这个人?丑男第一、手无缚鸡之力、木讷、迂腐、时代的落伍者。”这些自卑、挫败感夹杂着骄傲的内心，网络上的林森浩，为自己塑造了沉默、冷感的外壳，他的本科同学，也很少窥见他内心的虚弱。
但林尊耀不接受那些通过林森浩网络言行做出的性格分析，他斥责这是别有用心的断章取义。即使林森浩曾意识到自己的心态问题，并曾坦言，“我本身也是这种人，也给过很多人不舒服的感觉。”
林尊耀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去年2月，林森浩母亲因心脏病病危住院，林森浩从上海连夜赶回广州，全家人只有林森浩没哭，只是“呆呆地看在那里，淡淡说了一句‘唉，一辈子都要服药了’，脸色表情里都看不出来痛苦。”离开时，林森浩把攒起来的打工和奖学金两万块全部留给了母亲，“想都想不明白这个孩子。(回去时，)他坐车到厦门，到厦门买火车票买站票，一路站回了上海。”林尊耀知道儿子为母亲心痛，只是表达不出来。
“他这个人是很有同情心，很善良的。”林尊耀痛恨媒体形容自己的儿子冷血又无情。可他听说到所有关于林森浩的正面描述，除了广为媒体引的“林森浩在汶川地震捐了八百元”，就是他早知道的林森浩本科时期的几次献血。
能够叙述林森浩善良的人似乎不多。
林森浩从小学到高中的同村发小林鑫源，有着比林森浩更为内敛的性格，他坚持相信林森浩是个善良的人，可他的记忆也无法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享，“就是这么多年的感觉。”
直至一审时听到林森浩当庭承认投毒，并在二审辩护律师唐志坚的反复解释下，他才逐渐相信投毒这一行为是确实存在。但对于故意杀人，林尊耀说“到死也不会相信。”
一审宣判了死刑，媒体形容林森浩表情“漠然”。他为儿子辩解说，是因为震惊到呆滞。林森浩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解释自己听到死刑时那一刻的表情，是因为尚未“反应过来”，他说自己的性格是“一不安，我的脸就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整个庭审过程，他都没敢回头看一眼林尊耀。
这一年多来，林尊耀瘦到颧骨如刀削，有时候他会哭，一边捶打自己的胸膛，一边自言自语：“养了这样的孽子，不如给车撞死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最苦的是老婆，收破烂，养他读书，读了这么多书，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更多的时候，林尊耀在反复咀嚼林森浩捐款、献血、孝顺母亲的故事。“他长这么大，他的性格为人，我作为他父亲我非常了解。”
黄国强亦是如此，他相信自己绝对了解黄洋的性格为人，他不能让黄洋冤死，他想要找到答案。
父亲的疑惑
林森浩“开愚人节玩笑”的供述让黄国强愤慨，这个理由太轻薄，实在不把自己儿子的命当一回事。
对于外界猜测的原因：两人因生活琐事，比如是否要分担饮水机费用而结怨；或者黄洋平时总喜欢和林森浩开玩笑，言辞苛刻招致怨恨，黄国强也激烈地否认。即使他心里明白这不会是空穴来风，却仍试图解释，“我们平时也跟黄洋说过，你爱开玩笑可以的，但是也要注意玩笑的对象，有些人开不起玩笑，你就不要跟他开玩笑。黄洋说知道的。如果他知道林森浩开不起玩笑，他就不会开玩笑。”
在一审宣判后这一年，他逐渐思考出了唯一的解释：“只有是嫉妒，嫉妒才会生恨。”多年来，只要中午得空，黄国强就要看《今日说法》栏目，这是一档每期讲述一个案件的普法栏目。“嫉妒生恨有很多例子，很多刑事案都是这样的。”他越说越激动，这些是他这一年来夜夜所思的结果。
黄国强听同学说林森浩与导师关系不和，推测林森浩其实也想读博士，但是因没有导师接收，只好出去工作。他又看到有报道说林森浩找的工作并不理想，感觉一定是黄洋读博一事的顺利，招来了林森浩的妒意。
“他的作案动机是嫉妒生恨，如果是其他矛盾，我们黄洋会主动避让的，会主动搬出寝室的。”黄国强一一驳斥其他可能的动机，“他那么狠毒，怎么可能是开玩笑。”事实上，一旦“开玩笑”的动机被接受，林森浩便不是主观故意杀人，就不大可能再采用死刑的量刑方式。
林森浩在二审时，否认了这些猜测：自己并不嫉妒黄洋；考虑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主动选择的不读博；若是读博，一位孟姓教授已表示愿意接收。律师还称林森浩成绩更好，曾获国家奖学金，发表八篇核心论文。
黄国强认为，“这都是狡辩。”
但不管如何强调林森浩的失意与黄洋的得意，“嫉妒生恨”的说法依旧不足以让黄国强自己信服，“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依然困惑，分属不同专业的黄洋和林森浩并未曾产生过直接竞争关系，“你没有必要把人致死啊!你不要嫉妒我黄洋嘛，造成这个问题，也不是我黄洋给你造成的!”
黄国强觉得林森浩太“狠毒”，“如果他不狠毒他就不会用剧毒药品给我儿子下毒，如果他不狠毒就不会用这么大的量毒死我们黄洋。如果他不狠毒，就不会几次去看黄洋都不主动坦白说出来。”检方也指证，他隐而不报，行为恶劣。
二审中，林森浩被检方提问为何不坦白时，他的解释是，因为懦弱、害怕，自己一直在逃避自首，否则“书都白念了”。
二审庭审中，林森浩、黄国强、林尊耀和辩护律师，罕见一致观点是：黄洋和林森浩二人并无不和，也无“生活琐事结怨”一说。检方以“因生活琐事与黄洋关系不和，心存不满”归为林森浩的动机，在两次庭审中都遭到林森浩本人否认。可二审中，检方依旧不支持林森浩作案动机只为“恶作剧”的说法。
二审辩护律师要求以“故意伤人”或“过失致死”对林森浩定罪。
“开玩笑”的说辞林尊耀也无法完全接受，他不能将自己印象中的儿子与这种行为联系在一起。
“他不是这种人啊，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情。”林尊耀期待二审改判后，自己能去监狱里亲口问林森浩“为什么?”“为什么你会鬼使神差的，没想清楚后果就做了?”
道歉
二审辩护律师用“更像他的父亲”来形容林森浩。
林尊耀性格执拗，林森浩也继承了这个特点。二审前公布的林森浩亲笔道歉信中，仍提到是“开玩笑”。这被黄国强视作没有悔改之心，“一直在为自己狡辩。信的口气也不像是他本人的，有点像是律师的口气。”
“林森浩并不是没有道歉，他不是冷血杀手。他只是不善于表达，没有激烈的肌肉行动上的表现。很明显，4月18日的时候(此前当庭播放了当天的审讯视频)他长时间哭泣过，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黄洋已死。等到黄洋死后，他整个人已经空白了。还要如何表现悔意呢?他只是不会跪在地上哭泣而已，他更像他的父亲。”辩方律师为林森浩辩解。
在黄国强看来，林森浩错过了几次可以说出真相的机会。林尊耀也错过了一些可以道歉的机会。但他并未期待林家的道歉，他只要法院公正的判决。
在二审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黄国强说怨恨只针对林森浩，“我不怨恨他的家人。”
但除了两条短信，在一审后的3个多月间，林尊耀没有试图找黄家道歉，也错失了获得谅解的最后机会。
案发至今的六百余天里，黄国强和林尊耀只在上海浦东新区塘桥的一个小宾馆见过一面。
今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林森浩死刑。三天后， 由某都市报记者引路，林尊耀和弟弟林尊荣前往黄国强夫妇居住的小宾馆道歉。
这一次短暂的会面以“被骚扰”报警而结束，林尊耀曾试图以拍肩的方式表达安慰，被黄国强挡开。如此反复，一方哀求，一方推离。林家人让黄家人想到黄洋临死和死后的模样，“黄洋在医院浑身都插满管子，还有死后的那个样子，我们黄洋太惨了。”除了恨，黄国强没有其他的情绪。
林尊耀的来访，被他视作“一个没有诚意、作秀式的道歉。”而对方表示的“不该开这个玩笑”，“玩笑”二字更加戳伤了黄家人。黄国强对记者随行更感到愤怒，“庭审前不来，判决前不来，直到判了死刑才来，就是为了给他儿子保命。”
而林尊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想去找黄洋父母沟通的念头，是被一审时的辩护律师吓跑的。一审律师驳斥他：“你拿什么去找他?你现在没有一两百万拿到他那边去，他发起性子来打你你都不敢还手。”林尊耀不怕被打，也一定不还手，但“百万”，吓到了他。
随着网友们持续不断的对案件推理，林尊耀的疑惑开始增多：黄洋到底喝下了多少饮用机内的水?林森浩究竟投了多少毒品?黄洋是否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机能诱发了死亡?他开始期盼二审会出现转机，道歉的想法也逐渐被搁置。
另一方面，林尊耀依然不知道林森浩投毒是不是导致黄洋死亡的全部原因——事实上他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二审控辩双方的主要争议点。他不愿背负不属于他的罪孽。
所以，林尊耀对那次前往的原因含糊其辞，他不肯说这全是为了道歉，总要补充解释一下他是去安慰黄家人，对他们也很同情。“黄洋是我孩子同校同寝室的，我会同情他。但是道歉这个，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孩子是不是全部责任这个问题。”林尊耀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歉意，且一定要补上一句是“玩笑酿成大错”。他怕歉意太多，就意味着承认儿子需要承担杀死黄洋的全部罪责。
他安慰黄家父母“节哀”，也请求他们原谅，黄家对此心生凉意。
这是黄国强和林尊耀唯一的接触。之后林家兄弟二人曾去自贡荣县两次，但当时黄国强夫妇都住在乡下，寻而不得。
林尊耀逐渐戒了烟，抽烟有经济负重。这个夏天，他曾经借了十几万希望赔偿黄家，遭到黄家拒绝。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黄国强：“如果林家早点来道歉，你们会不会心里好受些?”黄国强不置可否，沉默着没有回答。
“如果当初事实清晰，就是林森浩的全部责任呢，你会不会坚持去道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同样问林尊耀。“假如当时是什么事情都弄明白了。假如黄洋真正是我儿子毒死的，那我肯定没有其他犹豫了，没有疑虑了，那肯定为黄家做什么都应该的?我也很难表达，我不懂该怎么做。”
二审后，林尊耀姗姗来迟的道歉，既有律师的引导，也有他对事实的等待。
二审结束的次日，林森浩父亲林尊耀开始陆续接受媒体采访，所有的采访都在二审辩护律师唐志坚律所的会议室，围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进行。林尊耀一般坐在中间，记者隔着近一米远发问，律师坐在一边。
相比二审之前对记者的恐慌、躲闪和拒绝，林尊耀面对媒体开放、友善了一些，但依然唯唯诺诺，不时冒出那句“自己表达能力不好，不知怎么说”。他觉得二审的媒体报道客观了许多，至少没有一个个都在刻画“我儿子冷酷无情”。
林尊耀一直是个很倔的人，他说自己“很讲道理”，林森浩说他“有点要面子”。在工厂做技术工时，他会和领导据理力争。看到邻居吵架，他会站出来做个判事官。他处处蹑手蹑脚，心里紧绷着，担心一不留神，就做错了。
他不再谈“不相信儿子会故意杀人”的话了，而是重重叹口气，那好像要排出浓重的压力，他说“孩子错了。”律师嘱咐他，二审前不能再说那些固执的话了，“会刺激黄洋父母，就说孩子错了吧。”
二审后，林森浩将此前的多封家书复印件交给了辩护律师，律师就家书转交事宜征求林尊耀的意见，“家书就不用再看了。”林尊耀称二审后心情复杂。
案发至今，林森浩多次向自己的父母和黄洋父母道歉。“你会原谅林森浩么?”《中国新闻周刊》问林尊耀。
林尊耀一下哭出来，就好像个孩子，一边哭一边揉眼睛。记者再问，他依然沉默不语。相比夏天见到他时，他看起来疲惫了许多，那些固执的脾气好像都被六百多天的日子拖没了。
二审从早上10点至深夜23点33分结束，林森浩的低泣成为法庭上不时会出现的背景音，他的最后陈述简单而悲怆，甚至有难得的温情：“对于结局，我不敢有所奢望。如果我侥幸还有机会，我将在后面的日子里竭尽全力地补偿你们，服侍你们终老；如果我还是走了，那也只是我的报应，希望你们能从丧子之痛的阴影中走出，好好地活着。”
随着二审的结束，媒体关注度已远不如一审时持续的那么久。二审结束后的三天里，只有两三位记者去找黄、林两家；一审时曾有一个个网友打来电话，对两家父母安慰或者鼓励，此时也销声匿迹。
“除了林森浩，若干年后，还有谁会记起这两家的父母?”辩护律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