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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

“不当杀马特,你就没有历史了,只是流水线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

采访 文 | 赵景宜

最近,李一凡在一席做的演讲《杀马特,我爱你》被广为传播。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这部纪录片,以及被遮蔽的杀马特群体。在夸张的杀马特发型背后,其实是十几岁离乡的留守儿童、流水线上的工人,以及渴望被理解而抱团取暖的年轻人。

一个叫“左望”的豆瓣用户评论道,“还没有一部纪录片可以像《杀马特我爱你》让我这么感动。以至于看到中间,我不自觉地拿起手机拼命地记笔记。杀马特充满力量的表达,是关于自由、快乐和压迫的生命哲学表达。”

其实,这部纪录片面世已有将近一年。2019年12月13日,李一凡的个展《意外的光芒》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开幕。数百部二手手机,架设在广州一栋高楼19楼的天台上,重复播放着工人拍摄的900多条视频。大量的流水线画面,给人一种机械和压抑的感觉。那天李一凡邀请了参与拍摄的工人参加,最终出席的只有两个刚好失业的工人。

李一凡从2017年开始拍摄杀马特这个主题,他一共采访了78个杀马特人物,从深圳开始,去广东各地,一直到杀马特的“老家”贵州、云南等地。

李一凡说,这部片子不是要记录杀马特的历史,而是让不同的杀马特讲述各自的个人史。他的纪录片作品一直关注具体的人、人的具体处境。此前的《淹没》记录了奉节老县城的搬迁,《乡村档案》记录了一个空耗时日的普通西部乡村。李一凡还拍摄过劳动法、猪肉、重庆60年代武斗等题材,不过暂未成片。他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老师,也是一名艺术家,曾在重庆、北京,与人共同发起过“外省青年”、“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调查项目。

关于杀马特、当代青年的生存压力、城乡差异、屌丝文化和短视频等话题,正午与李一凡进行了一次访谈。他表示,“拍纪录片,我没有带有启示性的企图。更重要的是,让没被看见的被看见。”

《杀马特我爱你》的片花。大多数90后杀马特,在15、16岁就出门打工了。

比起普通工人,杀马特要更文艺一些,更敏感一点

正午:这一段时间,很多城市都举办了《杀马特我爱你》放映会,你在参加映后谈时,获得了哪些有意思的观众反馈?

李一凡:几乎每一场放映,都有观众会说,其实自己的内心和杀马特很像,但没有杀马特勇敢,没有勇气来抵抗这个特别规训的社会,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这一点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观众大多是90后、95后,在城市做一份白领工作,有些人看起来家庭环境还不错。

两者的压抑,其实非常类似,这可能是一代人的共同问题。他们会问,眼下生活的意义在哪?年轻的杀马特工人,不再觉得挣钱有意义了。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虽然也挣钱不多,但目标很明确,比如回老家盖个房、娶老婆、养小孩。年轻的杀马特呢,老家的房子已经有了,但挣的钱,无法在城市买房,可能连娶媳妇的彩礼也不够。白领呢,想要在大城市里安家,也很难。所以,城市白领的状态,和杀马特工人类似。他们很辛苦的在工作,但啥目标也实现不了,或者要把整个人都卖掉。

正午:你怎么看有些白领自嘲为“打工人”的现象?

李一凡:我没有太多研究。他们可能也是对改变命运、对阶层流动有些绝望。白领也是劳动者,也很辛苦,但和杀马特比较,这是另外一种辛苦。很多白领想要更好车,不满意2000元的包,要买一万多块的包,这其实是被消费社会绑架了。但杀马特是真的没钱。疫情之后,好多杀马特找不到工作,靠花呗、借呗过日子。到五六月,再打工还债。有个养斗鸡的小孩,最后把喜欢的斗鸡当成肉鸡卖了,6斤6两,卖了300多元。那种贫穷我们没法理解。

很多杀马特小孩,找我借钱,都是一百以内,有时就借个二十块。他们来广州,找不到工作,还没饭吃,可能要露宿街头。这个片子里的杀马特没那么绝望,因为他们很年轻。但是他们见到的样本,周围的一些人,都没什么可能性,很绝望。我问杀马特,你们朋友有发财的没有,他们说都没有。

正午: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在东莞石排镇,还活跃着玩杀马特的年轻人?人们都以为,杀马特、QQ空间、非主流等,都是属于过去的网络生活和亚文化。

李一凡:真正包容杀马特的地方、他们的最后据点,已经不多了。在广东东莞石排镇、汕头市澄海,还有温州下面一个小镇,还活跃着一些杀马特。这些地方有一些共同特点:小厂、作坊比较多,基本是为一个电子厂生产小配件,为玩具厂做喷漆,或是生产很简单的小零部件。

这些小厂管得没那么严,对工人的文化要求不高,不管你留不留长头发,当然工资也不高。正是这样的地方,让杀马特长存了下来。其实杀马特也不是每天都会立着头发,一般到了周末,才立起来。好的发胶,最多能让头发立起来三天,一般就管一天,就塌下来了。2018年,石牌的聚会来了一百多个杀马特。名流理发店忙不过来,做头发从早上直到下午。放长假时,做头发要40块,平日只要20块。

现在,全国可能只有几百个人在玩杀马特。杀马特的内部定义也不一样。很多杀马特会用假发,因为留长头发找不到工作。他们如果带着杀马特假发,拍个视频,在街上走一走时,也觉得和当年留真发有一样的效果。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变成了另一个人。

正午:你在石排镇住过一个多月。这段时间,有什么印象很深的事情?

李一凡:在石排镇,还有不错的公共空间,有两个溜冰场,还有石排公园。我觉得公园的设计特别好,不是特别高大上,没有拒绝某种人的感觉。在那个公园,好像任何人都可以找个地方坐着、玩起来。公园离工厂也很近,杀马特可以来这里展示自己,躲避流水线的生活。

2018年十一时,我就在石排公园,场面很壮观。放长假了,工人们也没事情做。几万个年轻人在公园里走来走去,像转圈一样。他们都是最不挣钱的普工,最底层,相当多的人是南方的少数民族。杀马特在其中只是很小一部分。你会看到,有苗族人在唱歌,壮族人在对歌,还有摔跤,很正式,民族式摔跤。很多人也坐在地方,见老乡,聊聊天,玩手机。

这样的热闹,在其他地方是少有的。比如一些大厂,换班很有讲究,每十五分钟进去一批人,你永远看不到特别拥挤的人潮,只是持续不断地进,像一条长线。大片的人拿着手机刷刷刷,等着上班。晚上出来的时候,广东很热,他们不愿意回宿舍。在街边,疲惫的工人坐着、躺着玩手机。没有别的娱乐,不会像杀马特一样,我会炸开,让人关注我。

正午:在一席的演讲中,你提到“没有生命精彩的杀马特,只有生命极其贫乏的杀马特”。比起杀马特,普通工人是不是生活要更加贫乏?

李一凡:杀马特工人,和普通的小厂工人,只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杀马特就是敏感了一点,或者说更文艺了一点。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内心、外界的反应,更关注一些。不像大多数工人,看社会怎么规定,就怎么过。杀马特总会忍不住想要做些别的事。

我们采访杀马特,一般都在小旅馆进行,晚上十点以后,工厂区找不到别的地方。这些小孩,在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后,要先回家洗个澡、吹一下头发,换上好看的衣服,再来做采访。他们比普通工人多了那么一点点讲究。但也是一样的小时制、计件制算工资,跑不掉的,手一停,就没钱。

在外打工,大多数工人都靠老乡关系。但杀马特跨越了老乡关系,在广西、湖南、贵州、海南等地,大家有共同的审美、通过网络的连接,有了自己的家族。在家族里,他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你要是来我这边打工,可以先在我这里住几天。

有一个杀马特和我说过一句话,没有拍下来,特别像哲学家说的。他说,不当杀马特,你就没有历史了。只是流水线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

正午:你通过购买的方式收集了915段视频,选出来一些放进了纪录片。这些普通工人的自拍,有哪些打动你的地方?

李一凡:我收集的这些短视频分三种。最多的是拍工位,就是流水线。第二种是拍工厂里面的生活。第三种是拍招聘的日常工厂区生活。视频不光来自石排镇,还有东莞、深圳其他的工厂聚集区。

工位的这些视频,没有具体某一条让我印象很深。但整体看完,挺刺激的,包括工作环境、强度、工作时间,都在我想象之外。我知道他们在加班,但没想到加那么长时间。很多工作环境都不太好,而且有那么多年龄看着很小的工人。

有的人拍了大厂的情况,这实际很难,因为拿出手机就会被罚款。有一条拍到领班带着工人说,“你好、大家好、非常好”,从中能看出工人在厂里的地位,像龟孙子一样被训斥。还有两个小孩正好没工作,就去招聘,拍了包括抽血、招工的全过程。招聘的时候要检查手,像奴隶市场要检查身体一样,看你的关节能不能动。这两段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石牌公园,每到节假日,会涌入数万名年轻务工人员,这里是为数不多的休闲去处。

屌丝期望被主流认可,而杀马特只是抱团取暖而已

正午:在你还没有见到杀马特,只通过网络了解时,认为他们“代表了对消费主义的抵抗”。为什么有这个判断?

李一凡:2010年,我和一些艺术家在重庆发起了“外省青年”艺术计划。我们的海报提倡“自我定义”、“审美自治”,和李巨川在武汉发起的“东湖艺术计划”,这些都是在抵抗主流的审美和价值。那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杀马特。根据那些图片、文字,我感觉杀马特来自农村或者小镇,是一些三本、大专的学生。我很难理解,一波人为什么主动黑自己,作践自己,把自己搞得很丑,骂自己是傻逼,调侃自己的“贵族”称号。这些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有那么多人参与,这不就是一种文化抵抗吗?

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从没有在网上看到真正的杀马特,看到的只是黑杀马特的运动。关于对什么什么的抵抗,这其实只是黑杀马特的人给我的一个错觉。

正午:你曾在演讲中提到,2007年时非主流文化出现了城市和农村群体的分裂。2010年,杀马特在网络上开始被污名化。为什么在这两个时间点会出现这些变化?

李一凡:奥运前后,中国城乡有了很大的分野。外部信息进入很猛烈,也有很多人开始出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影响更多的只是城市人,他们的收入有了提高,过去玩非主流的人,就算头发看起来“异端”,但也有了更多的美感和设计感。

但农民工的环境变化不大,他们打工太辛苦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就看有多少人踩自己的QQ空间,多几个人踩,就很有成就感,就睡了。另一个爱好,是看到某个明星做了什么新发型,也想着能不能做。大部分人就这么一个状态。

在那么强烈的工作节奏、极度的抑郁和压力下,他们需要很强烈的东西,比如非主流的头型,这才是工人们需要的。当时还有个词叫乡村非主流。在非主流文化中有很多家族,杀马特只是很小一部分。比如说,残雪家族,主要在网上卖东西,帮你装扮很酷的QQ空间。葬爱家族,会把自己弄得很丧,说一些“情伤,十年不爱”、“葬爱三年”之类恋爱的话。但杀马特这个词出圈了,网民就把所有玩头发的人叫杀马特。

2010年以前,杀马特不被人知道,只在自己圈子里。杀马特也不了解外界,觉得自己在中国最流行,就到处放图片,发现百度李毅贴吧很火,就把图片贴到李毅吧。那时候还有芙蓉姐姐这样的恶搞网红。人们发现了杀马特,那就再找一个东西来恶搞,不是很爽吗?

正午:差不多在2013年以后,杀马特逐渐销声匿迹。为什么网上会出现黑杀马特的热潮?据你的观察,背后有什么样的脉络和背景。

李一凡:当时屌丝文化很盛行。其实屌丝是一个很不服气的群体,自认不太差,有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屌丝和杀马特不一样,屌丝还是认同精英的,只是自己不被精英认可而已。这时,屌丝看见了一波比自己还差又那么冲的人,想去打压是很正常的心态。

整个社会,都在一个精英文化或理性的系统里面。对于不合规矩的东西,总想要去打压。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愿去具体了解,这个不合规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最有趣的是屌丝,那些潜入非主流QQ群,踢人、不断拆家的人,我觉得还是屌丝比较多。

屌丝认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会说杀马特不好看,审美有问题。屌丝并不明白,审美是建构起来的。他们认为边缘文化没有主体性,于是就找到一个发泄口。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很精英,就去打杀马特,这样可以吗?

整个社会处在不断正规化的过程,很难容忍杀马特这样的人。屌丝期望着被主流认可,他们怀才不遇,但是,杀马特都不知道精英是什么。其实屌丝这个词还有点抵抗的意思,现在说的打工人和996,连那点傲气都没了。

正午:你说在拍纪录片时,发现杀马特对外界很害怕,采访也佷难约。2013年左右发生的“同城代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一凡:有些人认为,杀马特的头发、在网上讲的话实在太嚣张,就来打他们。罗福兴上中学时,就在网上出名了,他还有自己的家族。因为这个,他在学校被打了,受到了侮辱,这也是他辍学的重要原因。一些“老杀马特”还提到,在昆明吃饭时,被另一桌人摁在了地上,把头发烧掉了。

以前,当杀马特还是一种时尚时,没有人觉得它不好。但等到社会舆论都觉得杀马特不好时,杀马特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怪物。有一个杀马特和我说,他在工厂区,不知道老家县城没人玩杀马特了。一次回去,他朋友跟他说,你赶快洗了,有杀马特发型的人回来就被打了。还有一个杀马特和我讲过另一种状况。他以前也是杀马特,但他后来反过来打杀马特。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都不玩了,认为这个事情不正经了,你还在玩。在工厂区,也常有落单的杀马特,送完女孩后,就被人打了。这背后都是在盲从主流文化的审美。

正午:过去对杀马特、非主流文化有嘲笑和恶搞。现在的网友对短视频的吃播、乡村题材也很多嘲笑。这两者有类似的地方吗?

李一凡: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们看到的城市流行文化,它是一种反击的文化,它对主流文化是主动的。比如,城市的一些小孩说“我们很亚”(亚文化的意思),觉得这样更牛,自我认可。但杀马特也好,快手的这些博主也好,他们并不自我认可,它不是反击的文化。

《杀马特我爱你》纪录片里,有一个女杀马特说,哪怕这个事情(玩杀马特)是错的,我做个错事都行。罗福兴也说,我把自己搞成坏孩子。他没有认为自己很厉害,甚至认为自己是错的。他们是把杀马特当作自我保护的装置。现在拍快手的也类似,心想哪怕你说我傻,那就傻吧,我只需要被看到。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快手拍“恶俗”视频可以换取利益,有商业介入了。如果你上了快手的推荐,直播的打赏就变得不一样,包括新浪微博里当了大V的假杀马特,都是一种粉丝文化。但杀马特没有利益,无非就是踩一踩我的QQ空间,黄钻贵族、紫钻贵族等等。这个贵族又没有什么等级关系,只有一种办家家的东西。不是说我是公爵,就比你伯爵能多些什么。最多收五块钱,能加入杀马特QQ群。杀马特里面,更多是抱团取暖,互相安慰而已。

一名杀马特正在制作造型,普通的发蜡,可以让杀马特发型维持一整天。

肉身经验,可以刺破网上关于真实的一些想象

正午:有人说,在快手上能看见另一种中国风景,是这个时代很真实的纪录片。作为纪录片导演,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李一凡:我找工人搜集视频,起初是受到快手的短视频的启发。当时没法直接用快手里的视频,首先不是版权的问题,而是在技术上没法用。那些工人发快手的视频,会用一些画面特技,而且时间太短,一般几秒钟,反复重复。有的视频还没有声音,是配的歌。

记录真实处境的短片,在快手太少了。快手上的记录,绝大多数被娱乐化了。制作视频的人,更多出于一种粉丝文化,发出来想要吸引人、有人点赞。而纪录片是要反映出自己的处境。快手的一些视频,刚要体现到自己的处境时,就跑掉了,用娱乐化的方式处理了。

正午:2005年,你和鄢雨拍的纪录片《淹没》上映,这是你的第一部作品。你是怎么从过去的专业变为纪录片导演的?

李一凡:我是在中央戏剧学院上的大学。那时候戏剧不景气,大家都要拍电影、电视剧。我不太适应集体劳动、集体创作,还要管很多人,在剧组里斗智斗勇,拉赞助,找演员什么的,就放弃了这些事情。我在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长大,身上的艺术家东西多一些。

1992年毕业后,我去了广州,在广告公司负责广告片拍摄。工作不到两年,我就辞职了,自己接些广告片的活。94年去北京拍一个关于现代农业的宣传片。我不太懂农业,就重新开始读农业、社会学方面的书。那一次,我在职工之家读了四五十天的书。

之后我回到广州,搬家到省图书馆边上,读了更多的书。当时人好像分裂了,看书和挣钱有冲突,觉得拍广告片没意义。两年后我回到重庆。什么也不做,就在家里呆着,看看书,到处乱走,看看艺术家在做什么。这个状态持续了五年多。

2000年,有个同学来重庆,说现在有了数码技术,他找人借了一台数码摄像机,在北京眼袋胡同,拍了一个老理发师的纪录片。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就买了台机器,拍纪录片。拍《淹没》,一边做,一边学,一边想。那几年确实有表达欲。另外,读了那么久的书,也想知道中国到底在干嘛?

我在奉节呆了十一个月,中间换季,回来重庆拿了两次衣服。每天早出晚归。很多事情到现在都让我印象很深。印象最强烈的一些事情,没放到片子里。我们拍到拆房子的人触电而死,暴尸了三四天。老婆在边上哭,没人管。

什么叫移民赔偿,什么叫移民补偿?赔偿就是打烂你一个碗,赔你一个碗。补偿就是,打烂你一个碗,给你一个勺。移民政策就是补偿,不是赔偿。老百姓说,你说的都对,但我去哪里住?我看到了很多事情,包括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基层做的一些事情,个体在大事件中的卑微状态。

正午:拍纪录片的时候,你经常提到“肉身经验”,可以具体谈一下这个概念吗?

李一凡:拍纪录片时,你或许能在网上找资料,或者采访当事人。但这不是我的经历,很多信息即便获得了,我还是要去石排镇去住,去杀马特的家乡、农村走一遍。这会决定我在剪辑时选择的角度、权重,哪些感受性的东西要放大,哪些要缩小。这在“肉身经验”中特别重要。

今天,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并不知道它是真是假,我们需要去现实中看。当你面对这个人时,才可以看到他的主体性,知道他的逻辑和原因。

去一个留在老家的杀马特那里,你发现他的家破成那个样,但他有一条很快的网线。你若不去,就体会不到这种荒诞感。你不从上海飞到云南、贵州的山区,你不会感觉到中国各地两百年的差距。你在网上,还以为这里是风景秀丽的小镇,岁月静好。但你不知道,这么美好的地方养活不了他,他必须出去打工。肉身体验,会刺破网上或者宣传上,你对真实的一些想象。

我们说到数字,比如工人工作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你不会有什么印象。只有看到他们下班,看到那种疲惫,看到工人坐在街上,旁边没人说话。有些人在看手机,有些人什么也不看,你才能体会这种累。

正午:你曾谈到,今天的App的内容推送方式,包括算法和AI,让不同阶层变得更加区隔。可以具体谈谈吗?

李一凡:美国大选,各推各的,大家只看想要了解的部分。当你一直看一个东西,脑子里这个部分的权重会加强。其他的信息出现时,也会被你忽略。手机上接触信息的权重,远远大于真实生活。很多人也相信手机推送的东西,就是事实。

我们不到石排,不加杀马特的微信、快手,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东西。他们一打开手机,就是招工启示、用工条件,不扣什么钱之类的信息。这些年轻工人,接受的全是这些,没有任何人关心美国大选。他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大多数不会去广州、深圳的市区,消费不起。我们谈的明星娱乐八卦,他们也不关心。他们谈的事情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手机,完全没有打破这些隔阂。

手机App的这些算法和推送,对城市人的影响要更大,会让现代人,尤其城市人变得特别狭隘。因为他们看手机的时间更多。工人们更多时候还是在打工,其余时间在睡觉,更多压力是在面对日常生活。

纪录片《淹没》,李一凡记录了很多奉节老县城的拆迁现场。

他只在工厂区呆得住,城区、甚至城中村,都让他不自在

正午:《杀马特我爱你》的主角罗福兴,为纪录片拍摄提供了许多帮助,比如想出了征集视频的文案:“不要押金”、“日入千元不是梦”。这么久的接触,他有什么地方启发到你?

李一凡:我后来发现,工人的思考逻辑和我们不一样。罗福兴说不要押金,那是因为很多人在网上被骗,就是从押金开始的。很多小孩被传销骗过。甚至不是因为想赚钱,而是被女孩骗进去的。有个女孩说,你来我就嫁给你。他们进去了,骗光了才出来。

我和罗福兴的合作过程,实际上也有小冲突。有时候,我和摄影师乌鸦说个事情,比如咖啡、国外最近情况等,罗福兴会很生气,第二天不工作了。他觉得他被忽略了,我们在讲一些在他听来是在炫耀的东西。

我也慢慢学着改变和工人说话的方式,理解他们的认知。比如,之前有个记者采访杀马特,但杀马特要收钱。记者说,这违背了新闻伦理。我的看法是,你这个伦理好像是对的,但你这个伦理耽误了别人时间。工人在工厂是按小时算钱的,工厂写着二十块一小时。

在和罗福兴交往过程,这样的事情很多。你慢慢会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有洁癖,有些事情有了变化。

正午:在纪录片里,罗福兴说,他特别害怕去深圳市区。这种现象在杀马特、年轻工人群体中普遍吗?

李一凡:当时,浙江台的《梦想成真》栏目找到罗福兴,要帮助他在深圳开个发廊。我陪他一起进城,他打开各类出租信息,先看了一圈城中村的门面,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工厂区。只有这个地方,他才觉得属于他,呆得住。城市让他不自在,就算城中村,住在里面的人谈论的事情,很多也是杀马特不了解的。

珠三角的区隔很明显。城市的富人区、白领区,对于城中村来说是另一个空间。城市的人可能会去城中村,但绝不对去远郊的工厂区。杀马特们就生活在工厂区,他们互相不了解,彼此都很断绝、区隔。在工厂区,你可能永远买不到一条苹果充电线。深圳的城中村、广州的城中村,都有不同的特点,和当地城市生活很密切。比如吃双皮奶,城中村会便宜一点点,但品质和城市里差不多的。而工厂区,价格更便宜,但连品质都变了,根本不是双皮奶的味道。工厂区的附近,不管是广东、福建、浙江,甚至四川的,都差不太多。工厂区,完全就是外来的飞地,它反而更接近农村。

正午:关于杀马特,我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事?

李一凡:在贵州的山上,我见到一个杀马特小孩,在老家挣3500元。他很喜欢在网上打赏给杀马特家族的人,最多的一个月花了5000块。还有个杀马特,还借钱打赏,觉得宣言了杀马特文化,有同温层的感觉。杀马特的经历很相似,比如留守儿童的经历,比如一下火车,我的包就被抢了。我坐摩托车,被骗了,上车时候说十块,下车时候要一百。他们用共同的审美方式、发型以及经历,建立了一个同温层。

另外,人们说的洗剪吹的歌,根本就不是他们创作的,他们也不听这些歌。我们一起去云南、贵州,去看在农村的杀马特时,开着车去的。我带了个蓝牙音箱,一路上他们放的歌我都没听过,也受不了,节奏也是洗脑的。他们听《凤舞九天》、《夜空中最亮的星》、庞麦郎的《滑板鞋》。总体来说,杀马特特别喜欢温情的口水歌,励志的歌。

正午:《杀马特我爱你》讲了很多个体的生命经验,这些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启发?

李一凡:我不敢说启发谁。在今天,人们都喜欢争论谁对谁错,谁更能启发谁。但更要的事情,应该是祛魅,让遮蔽的东西被看见。有些人可能重新看到了工人,有些人看到了自己,有些人知道“异端”是什么回事,有些人看到了知识分子缺乏实证性。这都有可能,我没有带有启示性的企图。更重要的是,让没被看见的被看见。

《杀马特我爱你》纪录片主创,摄影师乌鸦(左一)、导演李一凡(左二)、罗福兴(左三)

——完——

题图:2018年中秋假期。年轻的杀马特们,在东莞石排镇公园聚会。

本文图片来源:李一凡

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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