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妹子

圣德太子和小野妹子对于喜欢看漫画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是日本《搞笑漫画日和》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实际上，圣德太子与小野妹子可不是虚构的，他们均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

《搞笑漫画日和》中的小野妹子与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574-622），日本飞鸟时代皇室成员，思想家、政治家。他在摄政期间，面对矛盾丛生、权臣欺主的国内环境，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重塑了皇室权威。他学兼儒、释两教，思想开明，在他的主导下，佛教在日本得以迅速传播，成为日本最大的宗教。与此同时，他先后四次派遣遣隋使来华，开启了中日交流的新纪元。

圣德太子像

小野妹子（565-625），日本飞鸟时期的政治家。根据《日本书纪》中记载，他曾以遣隋使的身份于607年与609年两度出使隋朝。在隋的汉名为“苏因高”，为其名的汉语谐音。虽然名为“妹子”，但却是男性（当时“子”字男女皆可用）。

小野妹子像

圣德太子的改革

公元574年2月7日，日本的穴穗部间人公主在皇宫马厩的外面产下了一名男婴。因为这个缘故，父亲用明天皇给这个男婴取名为厩户，又因为（据说）他能够同时听十个人说话而不会误听，又给他取了个别名，叫“丰聪耳”。这便是后来的圣德太子。

用明天皇死后，崇峻天皇即位，以苏我马子为大臣。苏我马子倚仗权势，逐渐操控了内外朝政。为了进一步夺权，公元592年11月3日，苏我马子指使东海直驹杀害了崇峻天皇。事后，苏我马子当政专权，拥立自己的外甥女丰御食炊屋姬为天皇。公元592年12月8日，38岁的丰御食炊屋姬即位。这位天皇就是日本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

推古天皇像

推古天皇（用明天皇妹妹）即位的第二年，就将自己的外甥厩户丰聪耳立为太子，并封其为摄政王，辅佐自己执政。推古天皇在位36年，以圣德太子（因为圣德太子死于621年，推古女皇死于628年，所以终其一生，只能称为太子）总摄朝政，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改革大力加强了皇权统治，逐步建立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制定了新的官位制度。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法，即修改种姓制度，把官位定为12个等级，按照能力和功绩任用官员。冠位不分门第，只按才干和功绩授予个人，不能世袭。“冠位十二阶”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贵族的势力，并起到了广纳贤才的作用，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

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又主持制定“十七条宪法”，这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但这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宪法，只是约束官员的规定，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以及佛教思想，其中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十七条宪法”的核心思想，它规定了每个等级不同的社会地位与权利义务，特别突出规定了皇权的崇高性。“十七条宪法”的第一条规定“以和为贵”，第二条是“笃敬三宝”（三宝是指佛、法、僧），第三条是“承诏必谨”。第一条强调的是日本社会的和谐，第二条则在神道国家日本确立了佛教的地位，第三条树立了天皇的权威。这三条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圣德太子为了统一思想，还大力推崇佛教。除了要“笃敬三宝”外，他还数次在皇宫中讲经说法，亲自撰写《胜鬘》、《莲华》、《维摩》三经义疏，兴建了四大天王寺、法隆寺、中宫寺等七座佛寺。

遣隋使外交

“飞鸟时代”上承日本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此时在亚洲，与日本飞鸟时代同期的是中国的隋王朝。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南北，隋王朝国力强大、文化繁荣、制度先进、生产技术发达，对周边的国家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圣德太子早就对中华文化十分仰慕，喜研中土历朝文政。为了学习和引进中华优秀文化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为了摆脱与大陆朝廷交往中历来的屈从地位，建立对等地位，巩固自身统治，圣德太子决定派遣使者来华。

另外，当时的朝鲜半岛上，高丽、新罗、百济呈三国鼎立之势。598年，因高丽进攻辽西，隋文帝遂举兵征讨；而新罗、百济则乘机向隋朝贡，借隋国威，以抗衡高丽。当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据点——任那，于562年被新罗所消灭，为此，日本（时称倭国）一直不肯罢休。此后，日本对朝鲜半岛最关心的就是任那能否复兴，就在598年隋朝派出了30万大军征伐高丽之后，日本也准备征伐新罗。但由于日本征伐将军来目皇子生病，征伐计划不得不放弃，而新罗此时已和实力强大的隋朝交好。为了与新罗抗衡，保持自己的国际地位，对隋朝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凸显。

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带领学者、沙门（出家修道者的通称）出访隋朝。当时隋炀帝启用洛阳的鸿胪寺四方馆接待日本使团，并敕命高僧负责教育留学生及沙门。

遣隋使来华路线

对于此次派遣，《日本书纪》上有明确记载：“秋七月，戊申朔庚戌，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做福利通事。”（《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对应中国的唐朝，日本已经开始用“唐”指代中国，遂在撰写史书时称隋朝为“大唐”。后文中的“唐帝”也是同理。）此次遣隋使外交中还发生了“国书事件”：日本急于建立与隋朝的“平等外交”，在国书中自称“日出处的天子”，称隋炀帝为“日没处的天子”。一个一向受中国册封为“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的小国，竟然敢自称“天子”，并且，从方位上来讲“日出处”明显地位比“日没处”更为尊贵，隋炀帝当然会反感厌恶，不过小野妹子以他们文化水平低下、不善文辞的理由说服了隋炀帝。隋炀帝修国书一封，并且派遣裴世清等十三人与小野妹子一同回访日本。

不料，小野妹子回国途中，又发生了“国书遗失事件”。裴世清与小野妹子一行人到达难波津后，小野妹子上奏天皇说，自己本来是携带了隋炀帝的国书的，但是在回国途中被百济国夺走了。其事载于《日本书纪》：

爰妹子臣奏之曰：“臣参还之时，唐帝以书授臣。然经过百济国之日，百济人探以掠取，是不得以上。”于是群臣议之曰：“夫使人虽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国之书哉？”则坐流刑。时天皇赦之曰：“妹子虽有失书之罪，辄不可罪。其大国客等闻之，亦不良。”乃赦之不罪也。

关于小野妹子丢失国书一事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小野妹子所言属实，确实是百济国夺走了国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丢失国书一事是圣德太子等日本朝廷中枢与小野妹子联合导演的。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讲，百济国夺取隋炀帝给日本国书这种行为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当时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新罗、百济选择向隋朝贡，借隋国威，以抗衡高丽。既然要借助隋朝以求自保，百济国若在此时夺取隋朝付与日本的国书，不仅会惹怒隋炀帝继、失去隋朝的庇护，还会树立日本这个新敌人，再加原本就虎视眈眈的高丽国，百济将会三面受敌。无疑，掠夺国书对于百济国可是百害而无利的，故而，国书是百济所夺一说可信度并不大。

出于使者的责任和使命，小野妹子应该是知道国书内容的，日本当时的权力中枢圣德太子等人也应该知道国书的内容。有的学者便推测，丢失国书事件就是小野妹子与日本权力中枢联合导演的一出戏。因为，隋朝对于当时日本力求平等外交的做法，尤其是在国书中自称“日出处的天子”，称隋炀帝为“日没处的天子”这一做法十分不快。据《隋书·倭国传》记载，阅毕小野妹子所携带的国书后，隋炀帝的反应是“阅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理者，勿复以闻”，那么这种不快的情绪难免会体现在隋炀帝给日本的国书中。为了保持天皇皇室与本国的颜面，圣德太子与小野妹子联合导演“国书被夺”这一出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小野妹子最终接受了怎样的“惩罚”呢？《竹书纪年》里记载：群臣提议将小野妹子流放，但天皇以这件事若是被隋朝听说影响不好为由，赦免了小野妹子。事实上，小野妹子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圣德太子还第二次任命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即副使）、鞍作福利为通事，以及留学生、留学僧各四名，陪送隋使裴世清等人回国。从这里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小野妹子的国书并没有在百济国被抢走。否则，一个遗失国书的使者怎么可能不受惩罚，还被委以重任、再次出使？

这一次派遣遣隋使主要是出于外交礼节的考量，即送裴世清等人回国，同时也派遣留学僧和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优秀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因此，小野妹子翌年（609年）结束访问回国时，留学生和留学僧则留在隋朝继续学习中华优秀文化，长达几十年。这些留学生和留学僧为日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推动社会变革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遣隋使也被认为是以后规模巨大的“遣唐使”的前奏。

614年，日本又派出遣隋使访华，《日本书纪》载，614年6月，“遣犬上君御田锹、矢田部造于大唐”；615年9月，“犬上君御田锹、矢田部造至自大唐”。但是这一次的出使人员中，却不见了小野妹子的身影。小野妹子从609年完成了第二次出使任务后，就消失在了历史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圣德太子执政时推行了“冠位十二阶”，小野妹子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是第五阶，完成出使后提升到了第一阶。

遣隋使是推古朝日本统治者力争推进对华平等外交的开端，虽然遭到了隋朝君主的不承认与斥责，但拉开了此后近三百年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大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推古朝的“遣隋使”共出使四次，推动了随后唐朝时期大规模的遣唐使运动。遣唐使们带回去的典籍使得日本国内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革，为大化改新准备了思想条件；而这些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则为大化改新提供了人才储备。大化改新中作为政治改革主力的，正是南渊请安、高向玄理以及僧星等一些老留学生。

中土文明大量传入日本，日本迎来史上第一个文化繁荣时期，其中佛家文化在这一时期兴起和广传成为最大的亮点。从推古朝到大化革新这一段时间，史称“飞鸟文化时代”。圣德太子作为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推手，照亮了日本的飞鸟时代。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的重要人物也被载入了史册。

旧版（1958—1984）日元上的圣德太子

参考文献

1、《日本书纪》，第22卷，小学馆，1996年

2、魏徵：《隋书·倭国传》，中华书局，2010年

3、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

4、王勇：《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

5、王心喜：《论日本遣隋使》，史学研究，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