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正当防卫与聚众斗殴一直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事实认定方面的一项难题。按照常理理解，尽管二者在客观上都表现为对对方实施伤害行为，但正当防卫的初衷是保护自己，而聚众斗殴的目的是伤害他人，只要厘清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即可对伤害行为进行正确定性。但问题恰好出在这里，我们该如何对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作出一个正确判断，又该怎样为此判断做出一个于法有据，得让公众信服的合理解释呢？
要解决上述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江苏常熟“菜刀队”VS“砍刀队”一案判决中获得一些启示。
案情简介：
本案发生于2011年4月2日。案发当日，以曾勇为首的24名讨债者手持砍刀来到常熟市忠发公司二楼暴力讨债，而以何强为首的常熟市中发公司的六名员工则手持菜刀、椅子、垃圾桶等“奋勇”迎战。经过激烈混战，本案最终以曾勇率领的“砍刀队”败退逃离，因械斗导致三人受轻微伤而告终。
然而，尽管公众对本案24名“专业”讨债的“砍刀队”队员挑战6名“业余”防守的“菜刀队”队员却大败而归的结果感到意外，但接下来该案的判决结果则更让当事人及看客们大跌眼镜。11年8月，常熟市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判处何强等“菜刀队”成员共计5人有期徒刑三年。后经再审改判，五人中有一人免予刑事处罚，三人获缓刑，一人获实刑。尽管终审判决减轻了“菜刀队”队员的刑罚，但仍未认定正当防卫成立，依旧定性为聚众斗殴。那些被赞誉为“最勇敢打工仔”的“菜刀队”队员竟沦为阶下囚，对此结果，不说社会大众，即使是法律圈的业内人士，也有很多表示理解不能。
从本案出发，我们可梳理出在认定正当防卫与聚众斗殴时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一、打斗双方互有挑衅能否推定具有斗殴故意？
从法理上来说，语言挑衅并不能成为因此实施伤害的合法理由，但事实上，“被害人”之挑衅行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施暴者的犯意提起起到激发作用。可以说，打斗双方于斗殴前的互相挑衅与斗殴本身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被害人”作出挑衅即代表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斗殴事件有所预期。至于能否因此推定具有斗殴故意，还需结合挑衅内容及客观表现行为综合视之。
二、“被害人”提前准备“防卫工具”能够认为具有伤害故意？
“被害人”提前准备防卫工具，从客观上看好似代表己方已经做好与对方互殴之打算。但以常理来论，在明知对方将对自己实施伤害行为的情况下，即使还有报警等其他救济途径，但准备相应的防卫工具以求自救也合情合理。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在已知加害方之加害工具为砍刀的情况下，我方准备以“菜刀”自保并不过当，且仍处于劣势。在此情况下，“被害方”以防卫目的准备相应工具不应被推定具有伤害、斗殴之故意。
三、斗殴中放弃犯意追求自保能否转而认定正当防卫？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若斗殴一方在确定放弃伤害犯意后实施了必要的防卫行为，则该防卫行为应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但其仍应就放弃犯意前的伤害行为负刑事责任。但在实践认定方面则存在难度。毕竟在双方打斗过程中，各方对迎面而来的伤害都具有本能上的防卫意识，若就此认定，则会出现斗殴中后出手的一方即可主张其后实施的伤害行为均为正当防卫。甚至可能出现双方均主张自己为正当防卫的尴尬局面。因此，在可操作性的层面上，斗殴中放弃犯意追求自保而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四、聚众斗殴地点是否能够影响本罪的认定？
就本案而言，发生打斗的场所为公司的办公区域，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和局限性。辩护人也因此提出，“菜刀队”是被对方逼入公司被动应战，因此不具有斗殴的主动性。公诉方则对此观点予以反驳，认为若按此说法，所有犯罪嫌疑人均可通过在自己所在地域约架的方式避免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赞同公诉人的观点，聚众斗殴的地点并不能成为认定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在能够确认一方主动约架的情况下，即使斗殴地为该方所在位置，也不影响本罪成立。但若无法确认该方是否主动约架，那么在一方所在地斗殴的事实能否证明此方不具有斗殴的主动性？笔者认为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但力度不大。具体认定还需综合其他证据进行整体判断，实在存疑的应以有利于被告原则予以认定。
“菜刀队”与“砍刀队”的案件早已落幕，但正当防卫与聚众斗殴之争仍道阻且长。事实上，除了案件的当事人外，谁人都无法百分之百的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菜刀队”究竟有没有主动约架，欲求斗殴的主观要件？对此问题，终究需要以客观的证据锁链形成的法律事实予以解答。而当我们无法完成一个摄影式的事实重建时，我们需要做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相信司法能够给出一份有充分法律依据，有十足证据支撑的正确判决。
尽管它可能与民意略有偏差。
来源：法律实务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