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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兵借粮

编者按:这里是个怀旧剧场。

聂远最近在《延禧攻略》里又演乾隆了,虽然这次他的戏多了不少,但主角是魏璎珞,《延禧攻略》本质上是女主开挂升级的故事。距离聂远上次演乾隆已经过了十来年了,他上次演的乾隆戏份不多,但在那部戏里,因为他是皇帝,所以他是主角。

在那部剧中,所有人都围绕着他转,百官、百姓,每个人都等着他做命运的最后裁决。这部剧叫《天下粮仓》,吴子牛导演,高锋编剧,是2002年央视的开年大戏。

剧是老剧,但剧中可以讨论的东西还是不少的,因此本文仍旧可以在您未观看或者已遗忘本剧剧情时放心阅读。

一、士大夫的求死之志

作为一部电视剧,《天下粮仓》的戏剧结构其实较为一般,它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也没有在政治斗争中找到非常合理的逻辑点,与此同时几个主角各自承担着好几条不同的线,彼此并不交叉,直到剧集最后才合拢,以上种种都不是一个好的戏剧文本。

但为何本剧的制片人俞胜利在刚阅读剧本时就高呼过瘾,认为本剧剧本“震撼力之强难于言表”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一场大戏,那场给俞胜利和观众都留下深刻印象的筷子浮起、人头落地。

乾隆元年,雍正皇帝刚刚驾崩不久,刘统勋来到粥厂,此时饥荒遍地、灾民疾苦,粮仓里的粮食已经不足以维持,粥厂里发的粥宛如清水。刘统勋拿出筷子,扔入汤中,果不其然,筷子没能插入厚厚的稠粥,而是浮在了水面,看到此情此景,刘统勋喊出了乾隆朝第一个“斩”字,他要杀了负责粥厂的官员沈石。

如果故事只是到这里,那么这个故事还不算震撼,但这个故事极致就极致在,沈石的老母亲也在灾民之中,沈石并非有意克扣粮食,而是确实粮食全没了,沈石甘愿被砍头。

在被砍头之前,他咬下自己胳膊上的一块肉,想给老母亲最后吃一块肉以尽孝道,而老母亲也很是刚烈,竟然拿起筷子戳进喉咙自杀。

一场戏,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本来以为该死的官员,一个是让这个官员变得不那么该死的他的母亲。这场戏引起了观众兴趣,让观众印象深刻,直到今天都有人提及它。

但我们如果看过全剧就会发现,这场戏其实在本剧中不伦不类。

它没有上文:刘统勋是谁、他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有权力杀人、粮食为什么会没有了?

它也没有下文:刘统勋杀人之后灾民的饥荒得到了解决没有、乾隆朝后来粮食怎么办了?

为了解决这个疑惑,我找来了高锋的原著剧本小说《天下粮仓》,这才发现,原来这场戏被安排在了第十集,它的上文是乾隆朝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它的下文是乾隆朝的粮仓大案。

由此可见,这场戏安排在第十集是符合逻辑的,但我们也能看到,将这场戏从第十集里抽出去,不会影响第十集的逻辑——换言之,这可以是一场单独的戏,只是故事足够极致、足够扣人心弦、足够震撼人心。

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最后剪成正片时,这场戏被放在了第一集,哪怕牺牲掉了戏剧结构和剧情逻辑,也要把这股子气烘托出来,用刘统勋杀人、沈石母亲自杀和沈石被杀这一连串的死亡震慑住观众,为此在拍摄这场戏时,前前后后总共70多个镜头画面,堪比电影。

沈石的死并不会带来什么,他是被安排成第一个求死的人,但他负责的不是推动剧情,而是负责承担士大夫的求死之心。

剧中的每个士大夫都在求死,这是本剧最高光的核心点,编剧高锋也在不遗余力地塑造着这一点。

《天下粮仓》第三集,当孙嘉淦去牢里给雍正朝受难的大臣们宣读平反诏书时,却发现有的人已经死了,而活着的那些罪臣们,一个个手掌上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两个字:

“求死!”

一双双血淋淋的手横亘在画面中,触目惊心。这是求死之志,当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的时候,他还在乎什么呢?

主角刘统勋也是这样的人。

我们仍旧从戏剧角度入手,第一集其实在戏剧结构上是经典模式。它要引出主角刘统勋,于是用了三批人马。

第一批是明灯法师要汛兵带着《千里饿殍图》去找刘统勋,告诉刘统勋灾荒遍地、千里饿殍;第二批是宋大秤横在路中央,硬是不让刘统勋走,甚至于最后耗掉了自己的性命;第三批是饿死的灾民。

起先刘统勋不敢将《千里饿殍图》在乾隆改元的时候献上去,但是形势一步步在逼着他,最终他不得不承担下来。

因为刘统勋敢为百姓说话,他不怕死。

王庆祥饰演刘统勋

这其实就是三顾茅庐,只是这里的刘备是三批人,三次去请刘统勋,最终把刘统勋牵引了出来。所以刘统勋其实本身没有动机,他完全可以不干这件事,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上任做官,然后告老还乡,但他仍旧撑了下去,撑到了最后。

因为他有一股气。也因为这股气,观众信服了刘统勋。

同样的这股气,在另一个主角米河身上也有。

但米河只是一个有点功名的读书人,还不是官员。可是书本带给他的,却是慨然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抱负,因此他从踏入这场粮仓大案伊始,就存了求死之志。

“我米河是要办大事的。”

李倩饰演小梳子,王亚楠饰演米河

何止米河?在这个故事里,每一个人都走到了极致,甚至是反派。

大贪官苗宗舒,到最后幡然醒悟,一头撞死在石头上,极其惨烈。暗地里搞出阴兵借粮的李忠,其实是想借粮食喂养当地的百姓,这才出此下策。到了故事最后,卢焯为了向流民们担保有粮食,不惜以身犯险,冒着被愤怒的流民踩死的危险,担下这份责任。

每个人都在求死。

这和《大明王朝1566》里是截然相反的。

《大明王朝1566》里大家都话里藏针,除了海瑞每个人都有私心,但他们又要表现得有公心,因此台词全都拐弯抹角,暗藏机锋。

《天下粮仓》恰恰不同,这部剧里的台词全部都直来直往,生就是生,死就是死,因为都是求死之心,所以一个个都看起来毫无顾忌,很像海瑞。每个人的气场都特别强,做极端之事,每场戏都往死里写,一股拙气闯天下。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么谁是反派?谁是那个贪得无厌把天下搞得颗粒无收的人?

剧中的反派,比如苗宗舒,比如潘世贵,甚至一直不讨喜的前朝老臣田文镜,他们都毅然去死了。而剧中的正派,比如米汝成,比如卢焯,他们却在故事最后被发现,这些人才是最后的蛀虫。

但其实米汝成和卢焯也算不上真正的反派,他们表面上没有作太多恶,但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维护着这个封建制度、吞食着百姓,大清国才变得如此。

这时不免又有一个问题要问了,什么是国家?

二、士大夫的自我陶醉

在士大夫们的眼中,国家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是国家的主体,皇帝乾隆是他们的代言人,下面百姓是他们的子民。

但是这个表述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里给国家做了一个绝妙的定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共用的。后来由于女性可以提供繁殖能力,因而女性可以拥有高于男性的权力,因为生育就相当于提高这个部落群体的生产力。再后来或者由于我们这个部落都是女性耕种、别的部落都是男性耕种,或者由于我们这个部落和别的部落互相掠夺生产资料时,我们是女性出战对方是男性出战,总之我们发现男性更加强有力一些,于是女性地位逐渐降低,男性地位逐渐升高。再后来有一部分人掌握着比较多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掌握着比较少的,于是掌握多的便不愿将生产资料公有。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死了,那这些生产资料还有什么意义呢?

答案是传给后代。那么通过什么来传给后代?或者说通过什么来判断这是你的后代呢?于是家庭就诞生了。家庭和私有制是几乎同时产生的。子女继承了财产和奴隶,于是财产和奴隶越来越多,这时一个家庭就和其它家庭明显不一样了。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通过世袭制度,部分家庭开始有和整个部落抗衡的力量了,部分家庭开始不仅把敌人的俘虏作为奴隶,也把本部落的人作为奴隶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所以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产物。

所以我在文首就说了,聂远饰演的乾隆才是本剧最大的主角,因为乾隆自己就是不可调和的暂时调和的产物,他同时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

聂远饰演乾隆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农民问题,最后崩溃的核心一直是土地兼并。也就是说,乾隆的座下,不仅有百官,还有百姓。

可是纵观全剧,作为百姓,在剧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性的动作。

虽然有小梳子做点事,虽然有白爷义薄云天,可是他们负责的都是支线,对主线剧情没有影响,他们似乎并不承担百姓死活的大命题,他们也没有求死之志,他们只是跟着主线一路往前走。

甚至到了故事最后,流民们因为吃不饱齐聚在杭州城下,乾隆下令不允许流民入城,一旦入城即为流寇,但最后不得已,流民们必须入城去吃大户的粮食,这时官员们百般恳求流民们要井然有序地领粮食,千万不能乱。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要一群已经饿得不行的人,还井然有序地排着队伍,按照顺序来领救命的粮食,其间不能发生任何争执,只能在官员们的管理下往前走,这怎么可能呢?

《天下粮仓》这部剧里理想化地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计巧妙地解决,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阶级矛盾是无法通过调和彻底解决的。

换言之,这是士大夫的自我陶醉。

应该怎么做?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得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始出处。

原来,天下不只是士大夫的天下,国家不只是士大夫的国家。天下也是人民群众的天下,国家也是人民群众的国家。可是士大夫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只会觉得,自己是替百姓争那一分力的读书人楷模,百姓们在那里等着自己去拯救,自己是大英雄。

这一点,就连海瑞都没能意识到。海瑞是士大夫里比较爱护老百姓的,可是他是怎么看待百姓的呢?在他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

由此可见,这些士大夫们从内心里并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而是站在士大夫的角度,在尽可能地避免人民群众将矛盾激化起来。《天下粮仓》最后,卢焯不让流民们进城,也是同样的原因。

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历史究竟是谁写的?

赵世瑜老师是做社会史的,他经常提到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史书中说的万历九年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但事实上经过学者们的田野调查和地方志阅读发现,一条鞭法其实是由乡村里面出现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然后在郡县和省一级官员支持下做具体实行的调整,是一个由下往上的过程,而不是上面说要推行这个政策,下面立马就出现了这个政策推行后的有效结果。

我们的历史课本是最精准、凝练的,比如课本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宏观论断往往既深刻又清晰,但是不直观,这些论断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自上而下对历史进行的宏观评判。但就拿近代史来说,在发动群众时,对群众说你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们不仅听不懂还会翻白眼,这时就意味着要真正树立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敌人,让群众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陈德军老师在《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里做的就是这样的研究,他研究的是1924年到1934年里,根据地的农民是如何被革命传播者感染,然后走上农民运动的道路的。

人民群众是有主动性的,历史一再证明。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往往是被士大夫们忽略的。

所以《天下粮仓》没法解决根本的问题,乾隆朝仍旧是饿殍遍野,尽管看似是乾隆盛世,但灾荒遍地,士大夫们承担起责任,但却不会发挥农民们自身的力量,最终只能无力回天,再感慨一番时不我与。

结语 江湖与庙堂之争

历史无法解决,电视剧也无法解决,因为这是史观上的问题,一部历史剧一旦触及到了核心问题,那么就很明显地能看出来它能否将故事推进到最后。事实证明,《天下粮仓》不能办到,所以本质上这部剧还是士大夫的求死之志和自我陶醉的结合体。

很多人粗暴地认为,江湖就是草包,庙堂就是精英,其实二者之间是交叉的。而纵观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江湖中的草根走入庙堂承担历史使命的过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一点的比如近代革命,远一点的比如李定国,再远一点的比如刘裕等等。我们的视野一定不能局限于某一个群体,不能认为只有某个群体才能解救产生的问题,这样的史观势必会回避核心问题,当然这也是士大夫们的局限性,他们无法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这一点也是当历史步入到近代史时,大家才意识到的。

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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