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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寒假的时候，哥哥们说，爸爸有时坐在书桌前脱下皮鞋，放在桌子上，托着下巴，想一想，把鞋子往前挪，挠头，再想一想，把皮鞋向左或向右挪。
“估计他是在想着下象棋！”
那时候的父亲处于肺癌晚期，经过两期化疗，已经没有多少元气了。估计肿瘤压迫着神经，所以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清醒的时候他总说：“ 唉，化疗是‘三光’：头发光、血抽光、钱花光 ”。迷糊的时候，他就 “下象棋 ”。我回家的时候他已经落床，连“象棋””也下不动了。
是的，村邻寨头的人都知道，父亲爱下棋。不是农忙的时候，懂点象棋的村里人总是上门挑战，不懂的则来学习，屋檐下常常聚集起一堆人。好像从我读初中开始就一直有这样的印象，父亲总是叫我去给每个人泡一杯茶，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地看着一窝人在那里激动万状地喊：“出车、出车 ”，“飞象、快点飞象 ”。性急的人直接伸手帮人家走上一步。对弈者如果觉得走错了，赶紧撤回，有人就会喊：“不准悔棋，落子无悔嘛！”又会有人喊：“观棋不语真君子！”
小时候我只觉得这些人一上门，洗杯泡茶添水很麻烦。妈妈嘴上不好说什么，但总觉得这时候的父亲很无用，大小事一点儿也指望不上他。五十多岁时的父亲赢多输少；六七十岁时的父亲输多赢少。其实输赢都没关系，结局只有一句，“明儿再来玩嘛 ”，“要得、要得”。
有点爱好的人好像都让人觉得奇怪。父亲之前说，我的某某大爹在临终前非常怀念麻将，自己打不动了，叫他的儿孙们组织人在病床前打给他看。看来，爱好比信仰更让人执着。
父亲执着的爱好还有两样。
一是帮人理发。我们老家农村的习惯是正月里不能理发，说是会“折舅 ”。大家都是在腊月下旬拣个晴好天气，把头发理了。只要我父亲把理发工具拿出来，周边的大人小孩就都跑过来，理、剃、洗一条龙免费服务。这样的时候，去井里挑水的事情，自然就落到我和我三哥的身上。挑一担水回来，往返半个小时，我们多少有些不情愿；我妈心疼的是这些人洗头用了大半包“龙门 ”洗衣粉——父亲那时候工资不高，而洗衣粉的价格当时还是比较贵的，早些时候要凭票供应，每次洗衣服，我母亲总是只舍得少少的放一点，主要是靠揉搓。
二是年前写对联。家族上、邻居们到除夕那天，胳膊下夹着两张大红纸就来了。一张写”天地国亲师位”和供桌两边的“神对 ”——歌颂祖德宗功或乞求神灵庇护的内容，另一张用来写门两边的对联和圈门对联，裁纸稍微宽大些。裁纸小的写小窗对联以及“开门大吉利，关门大吉昌”的封门条，贴在对开门两扇对口的门框上。还会故意留下十来平方厘米的两片纸，用来字个“好”字或是“福”字，贴到门框上方两个突出来的户对上。在下笔书写之前，要认真规划，一点儿纸都不浪费。被浪费的是父亲一整天的时间和墨汁，换来的是腰酸背疼和母亲的报怨：“猪脑壳也不去烙了！”父亲只好呵呵地陪着笑脸说：“给娃娃们锻炼锻炼，学着整嘛！”
这样看来，父亲好像有些不务正业。当然不是，这只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时候。日子过得清苦，就得苦中作乐。父亲的正业是小学语文教师，应该算是比较称职的，还去给当时的营上校区和竹园校区的老师做过讲座和培训。在课堂上宽严并济。宽的是对其他的学生，严的是对我。我读三年级时就是他的学生。有一次，我和一些学生上午放学后去水库里面游泳，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结果玩着玩着一高兴就完全没有时间概念，回来的时候下午课已经开始了。我们迟到了，其他学生被口头批评一下就放进教室上课，我却被叫去边上的竹林里折了一些细竹枝回来。然后父亲扯着我的耳尖，极具弹性的竹枝尖就那么一下下地落在那块忍受力极差，却倒霉透顶的皮肤上。按他的说法，我当然应该知道“小锅的耳子是铁铸的，可我不知道”。疼痛只在其次，最主要的是不公平感和羞辱感，恨怕交加、与爱无关。不过，那顿痛打，真的让我痛改前非。从此以后，无论学习或工作我都没有因为主观原因迟到过。杀鸡儆猴，其他的学生听到我类似杀猪般的嚎叫，各种调皮捣蛋的行为，自然消停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父亲退休的那年，我也走上了教学岗位。2012年立春后，在父亲病危时刻，因为要到美国参加骨干教师研修，我得先去成都办签证。离开家的时候，我用相机给父亲拍照。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多数时候处于昏迷状态的父亲，竟然挣扎着抬起头，努力地露出一个微笑，更像呲牙咧嘴地面对镜头。我把父亲的头放下去，帮他掖好被子，让他好好休息，不敢多做一秒钟的停留，赶紧离开家门。那一刻，我潸然泪下。我只道第四天就可以回来，没想到这一去，竟成永别。父亲在我离开老家的第三天晚上，溘然长逝，“走得安详”。
当然应该是安详。鬼子进中原那一年出生的父亲，吃尽苦头。20多岁的大伙子，被押到黄泥河“背称板 ”、戴“高帽”，居然能微笑面对，泰然处之，被骂以“威风不倒 ”。三年自然灾害，全家人一起忍饥挨饿，吃狗谷子叶、胡萝卜叶掺饭，也甘之若饴。“人穷未必志短，屋小必须心宽（横批：亦工亦农）”是他自拟的对联，既是自嘲，也算是自励，倒有几分像我老友钱永兴当年贴在富源一中陋室上那副对联“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我爷爷多年卧病在床，虽然我还有二叔、小叔，并且条件比我家好，但爷爷一直敬养在我家，八个人挤在二十来平米的瓦房里居住。有一次三个月的工资一起补发，被家族中一个混蛋潜入盗走，在查访找回一部分之后，父亲坚决不告诉我们弟兄四个是何人所为，也从未对外人张扬。
三尺讲台之上，父亲激情澎湃，耘人心田；数亩农田之间，全家笑语欢歌，乐在其中。顶着烈日刨洋芋，沐浴月光背粪草，西风烈烈搞冬耕，汗流浃背收秋粮，都是一年最忙碌最脏最苦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别人羡慕、嘲讽和不解的眼神中，在笑声和歌声里完成。旁人总说“做个活嘛，这家爷儿父子咋个那么疯天阔地的！”即便是在昆明肿瘤医院化疗期间，父亲也会安慰我们，说七十几的人了，“遍尝人生百味，看透冷暖炎凉”，叫我们不必掩瞒，要告诉他真实状况，该治疗的他会主动配合，人总会死。“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父亲担当得起“走得安详 ”这几个字。
送父亲上山的日子，定在2月27日，而我不得不在26号早上离开老家，到北京去和其他赴美研修的骨干教师集中，乘坐27号的航班去洛杉矶。13个小时的航程，以及难熬的时差，我竟然毫无睡意、一眼未合，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在太平洋上空飞着，父亲的灵魂也在天上，我们能否再次相遇。既然不能参加父亲的葬礼，只能把这遥远的航程当作一次特殊的永别。父亲辞世，我不在场；送父安葬，我又缺场；枉为人子，泣涕如雨；无以为报，泪洒巨洋。
一个家族中的侄女，同在富源一中教书的尹明莉写了一篇文章，怀念她的小学老师、按辈分叫“大公公”的“刘大彪先生 ”。世界太小，我父亲是明莉父亲和明莉的老师，明莉父亲是我的老师，我又是她们姐弟的高中老师。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已走了太久，快到十年祭日了，往事历历在目。不怕了，恨少了，爱却来不及了。仿佛多次相见，唯有别梦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