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几乎被歼灭,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只留在长江以南。
中国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不仅已经相继解放东北、华北、西北等中国大部分地区,而且军民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势不可挡。
图|渡江战役油画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21日,大江南北的电波声中,传来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此为序幕,浩浩荡荡的渡江战役正式开始,随着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战争也到了最后的关头。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自古以来,长江被兵家视为天堑,几乎没有人能够达成从北面一举南渡,继而统一天下的成就。而且渡江战役打响的时候正值长江汛期来临,江面上浪高风大,航渡难度极大。国民党政府依仗着长江天险,沿线建立了多个防御阵地,还争取了英美等国的支持,多国停泊军舰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或威胁、或伺机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
图|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
这些困难没有浇灭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雄心壮志,渡江战役打响的时候,江岸炮火齐鸣,江面桅樯如林、白帆如云,近万只大小各异的木船穿梭往来,形成了长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在两岸沿江的人民群众帮助下,解放军以木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千帆齐发,先后突破国民党军队多个江防阵地。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政府引以为傲的长江防线尽数崩溃。
南京“总统府”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宣告灭亡。此时的国民政府早已经是树倒猢狲散,国民党的高层官员大部分都四散溃逃,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则怀揣着反攻大陆的痴心妄想退走台湾。
蒋介石离开的时候不仅带走了汤恩伯的30多万军队、大量的物资,还特意准备了一份撤退名单,着心腹去安排名单上人员与自己一同撤离到台湾。这份名单中有三人是他特别下了死命令,严令必须带走的人。那么这三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在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他们的结局如何?
儒家代表人,孔圣后人——孔德成
在蒋介石眼里,国民政府的溃败,并不代表着灭亡,他始终也不承认所谓的“流亡政权”,他只把此举当作是暂时退却、已备来日。而他带走的三位大师一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正统性,二是为了“骚扰”大陆政府。
因此蒋介石点名要带走的第一人便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后人。
儒学诞生于诸子百家时期,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刻。千百年来,儒家学说一直占据着中国封建思想的主流地位。直至今日,儒家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仍然流露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图|孔子画像
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与封建统治就紧密结合了起来,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往往采取尊孔重儒的政策。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自然也受到了各朝各代的追捧,孔子的后人也得到了特别关注,他的嫡系后裔还拥有了一个世袭罔替的爵位——衍圣公。
孔德成是孔子第77代后人、第31任衍圣公,他也是最后一任衍圣公。
孔德成的出生还颇为曲折、传奇。他并不是孔家嫡出,其父孔令贻有二妻二妾,却只有他这么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而且孔德成还是孔令贻的遗腹子,他出生的时候孔令贻已经是撒手人寰。
图|孔令殆
当年孔令贻病重垂危,而他还没有一个实际的继承人,只能寄希望于尚未出生的这个孩子,但是他至死都没有得见孔德成。孔令贻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便特意留下托孤的书信,请求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逊帝溥仪,替他照看这个孩子。如果这孩子是个男孩就可充做孔氏嫡子,继承衍圣公的爵位。
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孔德成在还未出生时就已经受到了各方的关注。1920年2月23日,山东省长、将军、颜回第76代嫡长孙、孔氏宗族长辈,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聚集在一间产房的门口,他们无不焦急地等待着。徐世昌还让手下的军队将产房团团围住,以防止任何意外的出现,整个孔府都戒严了。
孔德成就在众人屏住呼吸的等待中出生了,看到他是一个男孩子,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孔家人更是喜极而泣。为了迎接他的降生,当天曲阜城内的鞭炮声就没有停过,徐世昌还下令鸣放礼炮庆祝。
孔德成顺利出生的意义重大,他既是孔氏后人,又代表着儒学的正统流派。
而且,他出生的时代正好是一个新旧文化相互冲击的时候。代表儒家正统传承者的孔氏虽然在历朝历代都受到了尊重,但随着民国时代的到来,各种新兴思想开始崛起,代表封建保守势力的儒学受到了大量的批判和冲击,人们开始视儒学为封建势力的代表,革命派甚至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
如果在此时孔氏后继无人,那儒学的正统性就在世俗的角度来说就要断绝了。孔德成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婴孩的诞生,他的背后还站着许多尊孔复古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死死谨守着儒学、礼法,看似在维护儒学,实则实在维护那个封建守旧的自己。
因为孔德成拥有孔子后人的身份,以及代表儒家正统传承的意义,他注定会被当局者所拉拢。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十分热衷于笼络孔德成。因为蒋介石深知,只要孔德成站在国民党这一边,就代表着儒家正统思想的流派站在国民党这一边。为了延续孔家的尊荣、保证自己的脸面,孔德成也选择了和蒋介石“合作”。
1935年,孔德成还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提议:孔家后人不再世袭衍圣公一爵,这个称号也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被废除。
孔德成的提议看似是他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摈弃封建残余,但接下来的行为证明他只是想通过换一个身份,来继续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在褪去衍圣公的名号后,孔德成又被蒋介石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这个称号依旧由孔家人代代世袭,这就是变相的衍圣公一号。
面对新思想、新文化、新时代的来临,这样的行为何尝不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复辟举措?封建时代早已过去,儒家不在独尊,人民的思想开始变革,孔家也不再是社会民众的代言者。
同年,日本帝国主义也掀起了尊孔之风,还邀请孔德成去参加日本孔庙的落成仪式。但在涉及到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孔德成还是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与清醒的。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屡次邀约,他不仅严词拒绝,还公开发表了抗日宣言。
在国民党政府逐渐日落西山的情况下,孔德成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也被大幅削弱。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孔德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只能选择跟着蒋介石一条路走到黑。
图|孔德龙
1949年,孔德成跟随国民党政府去往台湾后,他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传承儒学和教书育人上。他在台湾积极地弘扬儒家文化,又担任了台湾大学的中文系和人类学系的双系教授。除了教书育人、研究文化,孔德成在政治上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涟漪。他只是短暂地处理过部分外交事务,但给国民党政府带来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
2008年,88岁的孔德成先生因心脏衰竭于台北去世,一代衍圣公终究还是成为了历史。
藏传佛教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也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蒋介石自然也不会落下释家。
在中国的佛教信仰中,有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两大派系。因为两者存在传入时间、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所以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有许多不同之处。而且,藏传佛教还有极强的政治属性。在古代,藏传佛教一度是统治者控制边疆地区重要的宗教信仰工具。
与蒋介石一同去往台湾的,正是藏传佛教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又称章嘉活佛。
藏传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印度佛教,大唐文成公主入藏时又带去了汉传佛教。再加上当地本土的吐蕃宗教,三者融合后就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藏传佛教。
从清朝开始,最高统治者为了稳定蒙藏等边疆地区的稳定,特意册封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四大活佛分别掌管不同地区的藏传佛教。清政府通过四大活佛掌管藏传佛教,加强了中央对蒙藏地区的统治。
图|藏传佛教唐卡
由于活佛对于中国蒙藏地区的特殊性,蒋介石带七世章嘉活佛去台湾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内蒙古地区,章嘉活佛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
在封建时代,活佛的号召力甚至超越了帝王,有了章嘉活佛入伙就等于蒋介石有了内蒙古地区的话语权。而且借着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国民党当局还能顺理成章插手西藏事务。
1890年,七世章嘉活佛出生。在他8岁的时候,通过金瓶掣签被确定为六世活佛的转世,而后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册封。但没过多久清朝就灭亡了,正在五台山上修行的七世章嘉活佛突然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助力,一时之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维持自己在蒙藏地区的地位,他投靠了北洋军阀袁世凯。
袁世凯本就怀有复辟称帝的野心,章嘉活佛的投诚对他来说无疑是为他的野心添砖加瓦。后来军阀混战,袁世凯在混战中落败,蒋介石政府掌握大权,章嘉活佛又倒向蒋介石政府。只有依靠着当权者的支持,他才能继续深化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也能有一个安稳的环境去研究佛法。
1949年,章嘉活佛与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一同来到了台湾,这是藏传佛教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蒋介石虽然不得民心,但不得不承认,他是的确一个深谙弄权之道的政客,他带章嘉活佛到台湾,为的是章嘉活佛在蒙藏地区的高度影响力。
图|第七世章嘉活佛大师图录
可惜蒋介石这次的如意算盘也落了空。
1947年,内蒙古成立自治区,当地人民群众对宗教信仰和活佛崇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已经不再把活佛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了。
1951年,西藏人民也迎来了解放。从此以后,蒙藏地区宗教掌权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失去了“用武之地”的章嘉活佛只能在台湾潜心研究佛法。
可从他选择成为政治工具的那一刻起,章嘉活佛就只是一个满口佛理的宗教傀儡。
1957年,七世章嘉活佛于台北圆寂。圆寂之前,章嘉活佛也许是看透了世事大彻大悟了,他留下遗言:生生世世不再转世。因此,章嘉呼图克图一脉也就此断绝。
天师道第63代天师——张恩溥
有了儒家后人,道家自然不能落下。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也留下过浓墨重彩的痕迹。道家主要有两种派别,一是严禁结婚生子、只仰仗师门传承的全真派,二是靠着父子相传、且只传于长子的正一派,又叫天师道。
图|道教三圣
1924年,20岁的张恩溥从父亲张元旭的手里接过了代表天师道正统的玉印和法剑。从此,他成为了天师道的第63代天师。
乱世里,宗教更有安抚人心的作用,日本人也想借他之手笼络人心。幸好,张恩溥并不是一个卖国贼,在民族和国家大义前,他还是十分清醒的。面对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示好,他直接躲进了龙虎山避世修行,这一躲就是十几年。
直至抗战结束后,张恩溥才重出龙虎山。这次出山,审时度势的张恩溥选择与蒋介石合作来强化他的宗教影响力。张恩溥想借由蒋介石振兴道教,蒋介石则想借张恩溥笼络人心。
有利益可图的情况下,俩人达成了合作,张恩溥负责替国民党政府说好话,而蒋介石则全力支持道教复兴。有了蒋介石这一层政治背景,当时的张恩溥在上海等地可谓是出尽风头,还成立了上海市道教会。他想以这个道教会为起点和中心,依次在全国各地开设教坛,吸引教徒。
但利用宗教之名行政治之实,某种意义上,张恩溥早就背离了自己的信仰。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标榜自己的尊道之心。在四十年代末,他还将第二十军副军长的头衔授予了张恩溥。这件事后,张恩溥和蒋介石在所有人眼里都成了一条船上的人。张恩溥也为这个头衔沾沾自喜,仿佛下一秒就能借助蒋介石的东风,重振天师道教。
可惜事与愿违,国民党溃败,蒋介石败退台湾,张恩溥只好跟着蒋介石一同去往台湾。然而即使是败退台湾,张恩溥依旧抱有振兴道教的妄想。败退台湾时,他还带上了自己的长子,希望自己百年后由他来继续振兴道教的大业。
但到了台湾后的张恩溥和他的天师道几乎寸步难行。与大陆地区不同,台湾本地教派繁杂,天师道的传播受到了当地本土教派的联合排挤。最后还是在蒋介石的强烈支持下,才勉强成立教派。
图|张恩溥
1966年,台湾省道教会更名为中华道教总会。不得不说,张恩溥在传教上的确有本事,他通过改革,实现了和其他教派和平共处,并在国外逐步扩大了道教的影响力。在他的举措下,当时的东南亚各国都深受天师道影响,张天师的名号与威望也空前高涨。
然而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没有多大用处,他当时选择将张恩溥带到台湾来是出于两点政治利益的考虑。首先,他想借“张天师”这个名号吸引大陆的道教信徒来台湾,最好能让龙虎山的总坛都能搬到台湾来。其次他想让台湾当地人民都改信天师道。如此一来,蒋介石的统治就能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了。
可是张恩溥没能达成蒋介石预想的政治目的,蒋介石便也不再热衷于扶持他。失去政治势力的帮助后,张恩溥的长子也因病去世。悉心培养的继承人突然去世,张恩溥既悲伤又心痛。
1969年,怀抱弘扬道教理想的张恩溥,带着不甘病逝于台北。自己当年与蒋介石的合作非但没有实现自己的野心,还间接导致天师道断了传承。
张恩溥去世之后,天师道后继无人。在国民党的操作下,张恩溥的堂侄张源先接任了天师之位。但天师道一直都是由长子继承,失去长子传承后,张源先的天师之位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图|蒋介石
带有政治目的的“人才”名单
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是带着强烈的重返大陆的痴心妄想,因此他从大陆带走的人和物资既是为了维护对台湾地区的统治,又是为了痴心在积蓄力量。
蒋介石亲自列的名单上大致有四类人:
一是各院校、学会的负责人;
二是研究院的院士们;
三是学术大家;
四则是因政治原因必须要离开大陆者。
名单中还有许多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中山大学傅斯年,北大的胡适,清华梅贻琦,浙大竺可桢,被誉为东方之笔的张大千等人。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蒋介石成功带走了一批人,但他带走这些人并不是出于惜才爱才,也不是为了保护文化的传承。从始至终,蒋介石都只是执着于追逐权力,并希望利用这些人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和势力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尤其是他所重点要求的这三位大师。孔德成、章嘉活佛、张恩溥分别是旧中国儒、释、道三家的代表人物。这三人能给蒋介石来带来不同的政治利益——儒家代表人能为国民党政府代言其正统性,道家代表人能为蒋介石掌握地区信仰,释家代表人能为蒋介石把握蒙藏地区。按照蒋介石所思所想,这三人都能让他有机会插手大陆事务。
但他忘记了,中国始终是人民的中国,中国的政府也只能是人民的民心所向,蒋介石的这些手段不过玩弄权术,愚弄人民。宗教、政权或者是思想,任何想要赢得民众拥戴的东西,都必须先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
心中有万民,方能为万民所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