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天津的道路与北京的街道不同，水平和垂直方位很明显。在天津，转了几次弯以后，一般人找不到北。
在天津打听个地方，老天津人会告诉你在上边或下边，或者左边和右边。据悉，某年温家宝在天津考察，向随行问起“上边”和“下边”的情况，几位出身外地的领导一时不知所云。其实，这是老天津卫习惯的叫法。由于老城修建在前，租界开发在后，在地势上老城高而租界低，俗称老城这边为“上边”，租界那边为“下边”。
如果说北京的道路是横平竖直的话，天津的道路则是横竖撇捺。“上边”的格局横平竖直，而超过旧城面积8倍以上的“下边”却是迷宫一般的“撇捺”结构。在“下边”，各国租界沿海河布局，随曲就弯，租界道路多为不规则的棋盘式及直角交叉式之混合，各自为政，互不衔接，铺陈出迷宫一般的街区格局。在旧租界区的单行路穿行时，出租大哥会告诉你一个简单的辨别方法：平行于海河的为路，垂直于海河的为道。
直到如今，天津中心城区的城市格局与近代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突破，不过是扩大了外围面积而已。肇始于李鸿章、袁世凯北洋新政时期的河北新区只留下了一些劫后余生的建筑与旧明信片中的风俗背影，梁思成曾经设想的林荫大道一直没有能够在海河两岸实现，日本人曾经构想在市区以东建设300平方公里“新市区”的计划还没来得实施就退出了天津。
“上边”和“下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上边”多为规规矩矩的四合院、三合院，“下边”多为形态各异的小洋楼；“上边”流行青砖，“下边”流行清水红砖；“上边”的人们多讲天津话，人们习惯去的是老南市的茶馆、戏园子、二荤馆；“下边”有很多教会学校，那里的人们以讲国语为尚，人们习惯去的地方是俱乐部、教堂、咖啡馆、西餐厅、电影院。不说风马牛不相及吧，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华洋两界也是很少往来，形成了这个城市独特的二元结构。
相比起北京的传统厚重，天津显得“轻”与浮华；而相比起上海的浮华与“轻”，天津又显得“薄”与守旧。在这样一个混搭的城市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草根与贵族，混混儿与洋买办，三不管与小白楼，不同区域、阶层、文化乃至阶级间的“较量”往往表现得特别复杂而暧昧。
穿越在天津的旧租界城区，经常会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仿佛置身一部民国电影的布景之中。
在经过一个历史的轮回后，在天津重新“国际化”的过程中，在这个城市由殖民色彩的暧昧不清到身份构建的进行时，那些在其他历史文化名城业已消失殆尽的历史街区，正处于“复活”、“复建”、“激活”的建设高峰期。
原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五大院”已基本改造完毕。细心的网友发现，新提升改造的维多利亚花园(今解放北园)石狮子底座和亭子的老条石、石台踪影全无。
现在，走在百年前的租界老街上，那些陈旧的老房子似乎永远沉默着，任由周边的游客对其指指点点。苍茫的暮色中，那些泛黄的建筑立面和泛红的灯光为这里皴染上了一层性感和颓废的影调。下班的车流、人流在街头涌动，坏天气把人们往家里赶，让他们匆忙得像一些过客的影子，这是又老又破可依旧精美精致的老房子做梦的时候。
见惯了本地友谊路和南京路一带灯火楼台浮华城市景象的人，兴许想不到，天津市中心旧日租界区还保留着上个世纪末时的街道生活景象。
在距离溥仪的静园不远的街区，路边有不少售卖各种蔬菜、水果的摊贩，不时有蹬着自行车的路人停下来，下车挑选时鲜的蔬菜，更多的是操着一口天津话的本地人和一群外地口音的人在逗闷子。而在这些道路之间，往往有一条条狭长的里弄相连，引得你忍不住走进去。陈旧的巷子里，不仅有住了几辈子的天津土著，也有不少来津打工的外地人。
这里的旧楼比起旧法租界、意租界、德租界乃至英租界的五大道地区自然逊色了很多，甚至显得破落不堪，至今也没有“立面整修”的迹象。在天津的老城厢、老南市先后改建成新式小区之后，原日租界地区俨然已成为最具天津市井气息的历史街区。
初夏时分，在天津旧城附近的一条老街上，马路边的牌摊儿正喧哗不已。旁边的烧烤摊上，三三两两的“吃货”正一边吃着烤串一边扯着本地闲白儿，马路边是一些叫做二姑包子三姑沙锅老姑饺子杨姐面条和二他妈妈煎饼果子的小狗食馆。牌摊上，激战正酣，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哥用字正腔圆、咋咋呼呼的天津话将牌猛地拍到桌上：“河东水西、关上关下，天津卫扫听扫听，还有你妈不服的吗？”这句话，立即引来一片善意的叫骂声和起哄的喧闹声。
我敢打赌，当天津卫的四大天王“二他爸爸”+丁文元+吃嘛嘛香(天津牙膏厂广告语)+逗你玩(马三立单口相声名)攒好了局儿在路边打牌的时候，使的段子一准比春晚的好玩，只是那粗口难免少不了。打牌之后，这几个人一定还会为谁去老姑包子铺请客斗半天嘴。再打一赌，末了这老几位还会为结账争个面红耳赤。要是输了，本人请你到老姑包子铺吃包子，“好好补补脑子”，味道绝对比狗不理的好吃。
到了天津，要是不和地道的天津人吃一顿饭，算白来了一趟。要体验“卫嘴子”的风味，光带两盒哄弄外地观光客的十八街麻花，或者吃一顿天津人都不待见的狗不理，那就“老坦儿”了。无论是在五大道的高级餐厅还是在路边的狗食馆，只要和天津人坐一桌吃饭，二两口杯下肚，保你不会冷场，各种段子、包袱，掰开了揉碎了，绝对比微博上那些冷笑话还要热闹。万一遇见话少的，你就要一盘皮皮虾，勾搭他跟你提天津小玩闹儿的街头轶事。不信，你上网查一下“皮皮虾玩弹球”，不乐，郭德纲准跟你急。
2008年以来，天津多次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而关于幸福，冯巩主演的电影《没事偷着乐》中的张大民撂下一句够板的天津话：“我妈说过，床上没病人，狱里没亲人，这就是幸福！”这句话，基本上可以代表典型天津基础市民的活法儿：崇尚实际，质朴热情，小富即安，善良幽默。
历史上，天津的普通市民在夹缝中艰难求生，无师自通地培育了一种码头上的活法儿和一种“戏谑”、“自嘲”的生活习性。无论现在这座城市保存又复建了多少小洋楼，无论这座城市如何渲染自己的“大气洋气”，在很多人看来，天津仍然是一座最具平民化气质的城市，天津人过的就是一种轰轰烈烈、乐乐呵呵的世俗生活。
在这座经历过太多传奇故事、见证过太多历史风云的城市里，命运之河曾经在这里大开大阖，一代浮华曾经在这里悲欢离合，有人来了，然后离开，为这个充满了平民幽默的幸福之城留下了一道悲情的注脚。
差不多每周六的早上，到海河边旧书市淘书的时候，我都要与福建人严复在古文化街上打一个照面。
严复是近代天津最著名的“过客”之一。1880年，祖籍福建、留学英国的严复应李鸿章之邀前来天津，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每天都要坐着电影《让子弹飞》中的马拉火车往返于东局子和大狮子胡同之间。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严复供职二十多年的北洋水师学堂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关闭了，严复被迫离开天津，南下上海。此前一年，曾与严复共同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的严复弟子夏曾佑离开了天津；也是在这一年，李叔同也南下上海。这一时期的天津，因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纷纷由天津避往南方。
早在2005年，严复在天津翻译《天演论》发表110周年之际，就有学者提出筹建“严复纪念馆”之议，至今仍未建成。几年之后，位于大狮子胡同1号的严复旧居在提升改造中被拆除。而现在这座严复雕像，成为天津为这个自称为“卅年老天津”留下的唯一见证。
而在严复雕塑所在的文化街河对岸，紧邻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望海楼教堂，在曾经荒废多年的那片绿地上，终于建起了李叔同纪念馆。
在霍元甲的迷踪拳火遍全国的小时候，就会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从那时起，很多外地人记住了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津人李叔同，也记住了《城南旧事》里的小英子。
印象最深的是小英子的发型和一口地道清脆的北京童音。后来，在张爱玲的《对照记》书中看到张爱玲小时候在天津法租界的一些照片，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不是小英子吗？
张爱玲的旧居位于距离繁华的商业区劝业场不远的赤峰道上。相比起上海张爱玲旧居，这里冷清了许多，也破旧了许多。至今，住在这里的仍然是普通的百姓人家。在黯淡的光影下，那种天津小洋楼里特有的腐朽气息扑面而来。要不是记者和来自各地的张迷们不断探访，这里的住户甚至都不知道张爱玲与以前一个叫张金玲的天津籍电影演员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些名人都是从天津卫到了上海滩才取得全国性的声誉。至今，你都不敢设想，如果留在天津，他们的命运又将怎样？
对于熟知城市内情的天津人而言，这是天津命运一道难解的僭命题。
近代以来，无数名人在成名之前，在天津读书，在天津历练，在天津潜伏，成为天津城市浮华史上一个独特现象。屈子曰：“朝发轫于天津兮”，难道天津真的只是一座适合“发轫”的过客码头吗？
近代天津，有一份与上海的《良友》画报齐名的《北洋画报》。1931年，南开女中的学生姚念媛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的封面，成为那个年代的天津之花。后来，这个生于北京、原籍湖北改名叫郑念的北洋女孩却成了上海名媛的标志人物，并以一本《上海生死劫》蜚声世界。
这个城市最为流行的爱情传奇，是天津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私奔的故事。
近代天津，堪称“名媛的摇篮”。除了北洋女师毕业的许广平(鲁迅夫人)、唐筼(陈寅恪夫人)、凌淑华(陈西滢夫人)、沈亦云(黄郛夫人)以及张爱玲、郑念等人外，林徽因在天津留下了足迹，川岛芳子和李香兰也在这里留下了香艳鬓影。要不然，你就难以解释，曹禺何以在天津创作出了交际花陈白露？要不然，你也就难以理解，在电影《末代皇帝》、《喜福会》中会出现那么多“花样年华”的摩登影像？
当这些“临水照花人”的民国美女渐次离开以后，这座城市便不断出现了浮华断流的现象。或许，真应了二伯那句大俗话：美女都走了，留下来干嘛？
1949年以前，严复、李叔同、霍元甲、沈浮、费穆、黄佐临、石挥、魏鹤龄、金焰、谢添、郑念、黄裳等去了上海。与此同时，近代金融史上赫赫有名的“北四行”也将总部由天津迁往上海。
1949年之后， 沈湘、周汝昌、于是之、马季、新凤霞、赵丽蓉、李光曦、蒋大为、施光南、刘欢、关牧村、赵忠祥、鲍国安、陈道明、张国立、张铁林、刘佩琦、陈宝国、冯巩、郭德纲等去了北京。而天津大公报也变成了香港大公报。
1949年以后，北京人艺的几位“大导”，从曹禺到梅仟，从焦菊隐到林兆华，几为天津人所包圆。北京网友在一篇博文中甚至发出了“天津人在，北京人艺狂。天津人去，北京人艺亡”的慨叹。
以前是“下海”，后来是“进京”。“天津人，北京红”，成了半个多世纪来天津独特的文化现象，令许多天津人唏嘘不已。对此，林希先生分析：“历史上，凡是天津人，一旦成了人物，这个人就不在天津待了，天津人也就不把他再看做是天津人了，下野之后再回来，天津人也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而留在天津的文化人，大多数只能选择闲与隐的方式，寻求在这个城市的生存之道。
1931年的深冬，离开天津之际，末代皇后婉容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别时容易见时难。
或许，天津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命运的渡口。而对于天津，他们则是一些浮华往事中的匆匆过客。
我相信：婉容的这句话，不仅是说给溥仪们听的，说给顾维钧们听的，也是说给张爱玲们听的，更是说给今天以及未来的天津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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