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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民族智慧科学的结晶”和“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现行的农历其实是400多年前欧洲耶稣会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共同编纂的。
现代东亚农历的基础是来自明朝末年的《时宪历》，之前明代通行的历法为《大统历》，实际上是将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改个名字沿用，此历法到明末，已经与实际气象、天文有误差，尤其对日月食推算的误差更明显。按《明史》记载，1629年，明朝中央政府任命礼部尚书徐光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领衔根据西法“督修历法”，而改修历法的实际“译书演算”工作完全是“西洋人龙华民、邓玉涵”、“西洋人汤若望、罗雅谷”承担的。而这些“大西洋国人”，全都是来自于意大利与日耳曼地区的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是西西里人，邓玉函、汤若望是日耳曼人，罗雅谷是米兰人。
而领衔的中国高官徐光启、李之藻也是中国第一批戒了麻将瘾、放弃小老婆的天主教徒。依托的理论依据也是“第谷宇宙体系”：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设计是介于哥白尼的日心系和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之间的一种调和性体系，主要理论是地球仍然在宇宙的中心，太阳与月亮绕地球公转，但五大行星则绕太阳公转。
明清易代后，官方将还没来得及通行的《时宪历》删改至103卷，并由清朝顺治皇帝将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于顺治2年（1645年）颁行。康熙八年（1669年）后至清亡，中国的历法一直大体沿用汤若望所订新历，延续至今，就是俗称的“农历”。
这就是现代“农历”的来历。
而之前中国时候的历法，我就简单来说，等于每个月有一个“中气”和“节气”，这就是所谓的平气法，也就是所谓的“二十四节气”，注意哦，这个“二十四节气”和“现代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而从西洋教士定《时宪历》之后直至今日的“农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来定的，即在一个为360度圆周的“黄道”（一年当中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路径）上，以春分点为0度起点，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为一个“节气”，每“节气”时间不均等，称为“定气法”。
正如古代的火箭是指箭头绑上布，点燃后用弓射出去；而现代的火箭是指的是以热气流高速向后喷出，利用产生的反作用力向前运动的喷气推进装置。
谁要是指责古代的火箭告诉你，这就是现代火箭的祖宗，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你肯定直接啐上了。而中国古代历法和汤若望《时宪历》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此。
《崇祯历书》是较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的重要著作。全书共46种，137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其中以讲述天文学基础理论法原所占篇幅最大，有40卷之多，法数为天文用表，法算为天文学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如三角学、几何学等，法器为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会通为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其中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以及视差、蒙气差等重要天文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
它还采用了西方较精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一些度量单位，如一周天分为360°，度以下用60进位制等。这部书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如第谷体系是对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折衷体系，在当时欧洲并不先进，其维护地静观，否认天体自转，以及对岁差现象的解释等，也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