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香港亚洲时报网站4月20日刊登题为《后全球化世界的新断层线》的文章，作者为马歇尔·奥尔巴克和扬·里奇-弗雷尔。现将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新冠疫情颠覆了全球经济体系，而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抛弃了主导工业化世界40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
忘记“世界新秩序”吧。离岸外包业务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区域化和本地化生产开始流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过时；监管成为常态。公共卫生系统现在比准时供应系统更有价值。库存和行业产能突然变得更有意义，可能会在未来对美国最近重启的反垄断之争产生影响。
个人数据将驱动下一阶段的社会管理和监控，对各国处理移民和海关事务的方式产生短期影响。医疗和教育将像10年前的报纸和电视那样实现数字化整合。医疗本身将日益被视为一种必要的公共福利，而不是一项私人权利。所有这些都将在各个选区以及整个社会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在其内部产生政治紧张关系。
国际上将出现许多积极和实质性的国际转变，以应对早该应对的全球公共卫生需求，并就减缓气候变化达成协议。与西方结盟的经济规划者终于渐渐明白，让所谓的廉价石油和廉价劳动力成为可能的军事价码远远高于对先进研究和下一代制造业的投资。
这也意味着在二战后曾长期困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南（新兴国家）北（发达国家）分歧”将再次变得日益明显，对那些到目前为止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储备吸引投资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它们将发现，自己在一个日益分裂和多极化的世界中寻求帮助时需要选边站。
下一个经济时代的断层线已经开始显现，与之前的金融、贸易和产业的国际架构产生摩擦。
在美国和欧洲，数量惊人的服务型经济劳动者将很快因为以下缺口而被政治化：人们目睹了收入暴跌以及教育和医疗的大溃败。工会解散，养老金流失，预算紧缩，新技术将劳动者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创造了一种必须重新审视所有权和盈利模式以维持稳定的环境。
说句公道话，这不是全球经济框架的神圣原则第一次面对看似即将带来新时代的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那一次基本上被视为一种没有人真正理解的、有缺陷的全球金融系统的产物，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非常接近于大萧条时期情况的广泛的社会崩溃。
即使我们重新融合，也很难想象能够回归“旧常态”。贸易模式将改变。自给自足和地理相邻性将优先于全球一体化。
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受到选择性隔离的影响，某些形式的社会疏远将成为新常态。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众多产业：餐饮、休闲、旅游、体育赛事、娱乐和媒体以及我们不断改变定义的“基础”产业。甚至连我们的个人隐私概念也可能会被修改，特别是在医疗方面。
总而言之，我们即将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