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近年来，中美双边关系历经波折。未来中美如何打破僵局，推动双边关系向好发展？中新社特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与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展开对话。
约翰·桑顿是美国著名投资家，曾任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现任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桑顿被视为一名“中国通”，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便以桑顿之名命名。从高盛退休后，他担任清华大学的教授。2008年，桑顿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现将对话实录摘要如下：
王辉耀：您曾谈到中美信任的缺失以及重建互信。如今，拜登政府已成立半年多，我们能做什么？
约翰·桑顿：美中关系将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一般来说，我对关于拐点、脱钩或冷战等概括性话语持怀疑态度。这类声明大多是情绪化的、挑衅性的、无益的和错误的。我认为我们最好着眼于长期，观察动态趋势。
如果富国陷入争论甚至相互争斗，而其余大多数国家仍受困于贫穷、营养不良，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世界会变得更好吗？或是强国共同合作，带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和谐的地方更好？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引人注目的是，美中两国领导人正遵循曾在美中关系中行之有效的操作方式，可以称之为周恩来—基辛格模式，或者近年来的刘鹤—莱特希泽模式。有效的模式是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各自任命一位经验丰富、得到高度信任的资深人物；双方一起工作，建立信任关系，解决问题。
美中两位领导人都公开表示，将在气候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不考虑其他问题。在气候问题上的成功将再次证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可以带领世界走向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和谐的生存环境。这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好处；所有其他棘手的复杂问题都可以通过两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合作，为世界人民的集体利益展开合作。
点击进入下一页2018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的哈德逊河上空燃放起焰火，庆祝中国狗年春节。
王辉耀：有学者提出，拜登在七国集团（G7）峰会上提出的“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的建议，可以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欧盟投资计划放在一起考量。中国、德国、法国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也谈到中国和欧盟在非洲的合作。您怎么看？
约翰·桑顿：在美国，有一些人把“一带一路”定性为中国的地缘战略计划，但事实并非如此。富裕国家应在全球范围内协作，参与到“重建更好世界”和“一带一路”这些倡议中去，努力为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更安全繁荣的世界。
这些倡议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但如果世界能够协同起来，以高效的方式建设重要基础设施，为各国带来好处，这其实是为人类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所以很显然，我们是应该合作的，这毫无疑问。
王辉耀：现在中美正面临国家间人员流动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的跨国人文、商业、旅游、智库等方面的交流，如何真正促进双方在这些领域的交流？
约翰·桑顿：美中人民间的紧密联系是十分必要的。我希望年轻人能成为两国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中国有大约4亿“千禧一代”，要考虑他们是如何成长的，如何思考未来以及中国的领导层是如何对这一群体的需求作出回应的。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如此。这些群体之间的联系绝对是美中关系前进的核心。
年轻人之间的联系是深刻而广泛的，包含国家间、高校间、非政府组织间、个体间等多个层次；需要建立相互信任。这可能是避免高层误判的最好的保险措施。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民众的智慧或常识可以作为一种对抗精英群体的某些不明智决策的突破口。
王辉耀：今年是基辛格访华50周年。基辛格曾提到，当今中美关系比1971年更加关键。双方是否有可能在50年后以某种方式再次“破冰”？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又有何看法？
约翰·桑顿：当谈论竞争和合作时，我可以理解国家之间的这两种想法，但我无法理解对抗。对抗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甚至不应该考虑这个概念。
一个国家究竟应把时间用来争论或互相对抗，还是把时间用来试图让世界变得更好？在我看来，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越应要求决策层把这件共同发展的大事做好，就像50年前尼克松、毛泽东和基辛格他们做的那样。
记者：曾鼐 王恩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