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雪花飞舞，洁白的雪却染上鲜红的颜色，北风呼啸，传来浓郁的腥气，野狗吃红了眼，到处都是妇人的哭声。
在世界近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曾经像中国南京那样惨遭他国军队的杀戮和蹂躏，在这座城市陷落之后，这里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景象令世界为之震惊。
南京保卫战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昭示着日本开始全面进攻中国，占据中国重要城镇。在历经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后，上海最终沦陷，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他们又把目光瞄准了距上海极近的南京。
南京是国民党方面的重镇，一旦攻下南京，那么日本就能达到“以战迫降”的目的，为此，日军对南京的进攻近乎于疯狂。
南京城的防守问题摊在蒋介石以及一众国民党高官面前。
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会议中，绝大部分将领从军事角度主张放弃南京，他们认为南京是一处绝地，敌人可以从三面将南京城团团围住，一旦败退，只有南京城北面的长江可以保证队伍撤退，但是一旦撤退不及时反而给敌人进攻的机会，换句话说一旦战败将退无可退；
另外，从士气上来说，国民党方面的军队刚刚经历过淞沪会战的惨败，士气低落，装备、士兵都没来得及补充，并不适合与敌人进行作战；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将南京守军撤出城外，阻止敌军北上，寻找战机。
按照当时的局势，放弃南京无疑是最好的做法，可是南京是国民党坐镇的重地，直接放弃南京，让日寇进城，那么舆论形势将直接不利于国民党，于是又有人提议说：“至少在一定时间里进行绝对固守的作战。”
作为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重镇，南京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特殊地位。
面对党内一片弃守南京的呼声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蒋介石并不甘心将南京拱手相让于敌手，但是各位将领的言论也有一定道理，于是蒋介石只能暂作两手准备，一方面命令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并且迅速调集15万兵马，保卫南京城，并且还命令沿途部队及时接应败退的南京守城军。
另一方面，蒋介石下达了国民党迁往重庆的命令。
原本认为这样的操作已经万无一失的蒋介石却没想到，仅仅八天，南京城就被日寇占领。
南京城被迅速占领，虽然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但却在日军的意料之中，毕竟日军早在七七事变之后，就已经图谋占领南京。
1937年8月15日，松井石根成为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他在走马上任时就已经向当时的首相近卫表示：
“只有拿下南京，才能打垮蒋介石。”
为此，松井石根开始展露出自己的战略头脑。
占领上海后，松井石根就亲自起草了《占领南京城要领》，并在其中强调要用炮击夺取城墙，进而强占南京。
除了军事攻势外，他还对南京守城士兵以及城百姓采取精神攻击，松井的部队抵达南京城郊时，下令向中国部队散发《劝降书》，意图让中国士兵停止抵抗。
面对着兵临城下的日本士兵，在城头上的国民党将领依旧存在意见分歧，于是在本身实力不均等的情况下，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苦苦支撑，最终城破战败，部分将士化整为零，隐藏在老百姓之中。
但就是这样无畏的抗争却让整个南京城的老百姓陷入一片尸山血海之中。
日本为何进行疯狂屠杀
根据国际惯例，战胜方是不允许随意杀害平民和战俘的，那么日本军队为什么对南京军民进行疯狂的屠杀呢？
原因有五点：
- （一）英勇抵抗遭疯狂报复
中国军队对于侵略者一向毫不留情，无论战斗力有多大的差距，也会毅然决然地举枪抗敌，进行顽强斗争。
而南京保卫战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依然殊死搏斗，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他们的英勇作战也给日军留下了许多痛苦的回忆。
日本军队将对中国军队英勇抗战、造成日本巨大损失的仇恨无耻地转移到普通中国人头上。
松井石根曾说道：
“自从在上海登陆以来，我军将士就一直在尽兴、残酷的战斗，这样的战斗使得士兵对敌军产生了强烈的仇恨情绪。”
因此，在日军进攻南京城后，松井石根就下达命令要对城内进行“扫荡”，这无疑是对已经投降的中国士兵和无辜百姓的一场屠杀。
事实上，在从上海进军南京的途中，日军高层领导就曾经下达过屠杀令，导致沿途中国百姓、军人死于非命。
- （二）滞留军人被屠杀
12月12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难以抵抗日军，在接到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后，考虑到时间紧迫、撤退人数众多、载人船只较少等客观因素，制定了“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撤退方式。
原本这样的方式是当时最合理的，但等到真正宣布撤退的时候，他却将命令更改为：“如不能全部突围，有渡船则全部过江集结。”
这样的命令下达后就让师团内部产生疑惑，究竟是部分队伍前往江边还是全部队伍？这就导致许多原定突围的部队也纷纷向江边转移，而此时在江边等待渡江的部队已经多达9个师。
可是按照原计划，在江边接应的轮渡仅仅能承担一个师的转移任务，这么庞大的人群，除了小部分人成功渡江，其余人都在江边滞留，这些人也与数十万的难民一起成为日本侵略者肆意杀害的对象。
- （三）军人隐藏在百姓之间
由于南京保卫战撤退不利，大批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藏入南京百姓之中，而这也为日本侵略者捕杀平民提供了借口。
日本侵略军在进入南京城后，便以搜寻“便衣兵”为旗号，大肆捕捉平民百姓，肆意杀害，甚至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男女老幼，一概残忍的屠杀。
当然，在某些场合日军也会假惺惺地按照“标准”进行搜索，但是这些所谓的标准只是表演出来给一些特定的国际人士看的，甚至有时候搜寻到所谓的“便衣兵”，在经过国际人士的讲情、澄清等，伪善的日军就会释放他们。
日本兵确实有搜寻“便衣兵”的目的，不过这只是借口，他们只是为了在南京城内普通百姓身上发泄自己的兽欲。
- （四）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质
自从“黑船事件”后，日本就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变，幕府集团彻底落败，天皇也从幕后走向台前，手中的权力也达到顶峰。
由于日本政体的迅速转变，日本国内出现军国主义思想，这就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战争机器，而在中国实施暴行的日本军人甚至只是这台战争机器的部分零件。
日军企图通过对南京的大规模屠杀来迫使中国人民放弃抵抗，于是在南京的日本士兵也就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始肆意屠杀百姓和中国战俘。
- （五）日军变态的心理
日本向来以“大和民族”作为世界上最高等的民族，压根就瞧不上世界上其他的种族，在他们的思想中，世界就应该被天皇统治，整个世界就应该只有大和民族存在。
他们非常瞧不起中国人，一个在南京的日本士兵曾轻蔑地说：“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值钱，因为猪能吃。”
于是在这样的思想下，日本士兵将刀朝向中国普通百姓也是有原因的。
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
日本人占领南京后，为了掩盖自己的恶行，他们在南京城设置了严格的新闻禁制，但是这并没能让这场灭绝人寰的屠杀彻底尘封。
出生于德国汉堡的拉贝在1908年时来到中国，那时候的他才26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之间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此时的拉贝在南京西门子办事处任职，出于安全考虑，总部要求他回国，但是拉贝拒绝了，他仍然选择留在南京。
鉴于南京的危险局势，拉贝与其他外籍人士经过协商，准备遵循上海公共租界设立难民营的先例，决定在南京也设立难民营，并且成立了一个国际救助机构，拉贝被推举为这个机构的委员会主席。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拉贝开始走马上任，这也就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救助时光。
拉贝是一个极具正义感的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十分不满，于是从1937年9月开始，拉贝就开始记录自己在中国目睹的日军的暴行，一直到1938年2月23日离开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写到：
“日本对这里的破坏简直罄竹难书。”
“目睹这一切的我必须振作起来，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以便我将来作为目击证人将这些全部都说出去。”
……
在正义感的驱使下，拉贝为了保障“安全区”内的难民生命安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断斗争。
由于拉贝是德国人，来自日本的“合作国家”，所以他在日本人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为此，他不断与日军和日本驻华大使馆进行交涉，要求日军不要伤害难民，他甚至直接找到了日本华东司令官松井石根，向他控诉日军的暴行，并且请他维持正常的秩序，停止暴行，让百姓正常生活。
面对日军高官的压迫，拉贝并不惧怕，但是让拉贝头疼的是难民如何安置的问题。
由于难民人数众多，拉贝先后开辟出25个地方作为难民收容所，甚至连他的家中也住满了衣衫褴褛的难民。
虽然难民有了居住的地方，能够暂时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可难民人数众多，凭借拉贝等人的力量难以满足他们的吃穿用度，于是拉贝与伙伴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国际红十字会等机构，为难民赢得了不少捐助。
除了吃穿问题，难民的基本水、电的供应也无法得到满足。日军在占领南京城后，就立刻对南京城内的水、电进行破坏，为了能够让难民喝得上水，用得上电，拉贝亲自与日方进行交涉，并且带领水电工对已经被破坏的发电机进行修复 。
拉贝的努力并不是白费的，半个世纪之后，他所写的《拉贝日记》也被众人知晓。
拉贝回国后，这个难民委员会就由贝德士全权接管，贝德士是金陵大学的一名教授，在南京失守后，一场浩劫开始了。
贝德士面对这样的屠杀激愤不已，于是与拉贝一起组建难民营。
由于日军在南京街头疯狂杀人，许多难民不敢出门，于是贝德士就亲自把伙食送到难民营中。
难民营中粮食急缺，贝德士也改变了自己的饮食方式，将面包改为稀粥，与难民同甘共苦。
在难民的饮食问题得到解决后，更为艰难的问题呈现在贝德士眼前，那就是难民营中妇女过多。
日军为了发泄兽欲，经常在街上、民房中肆无忌惮的强奸女性，而难民营中的女性数量很多，为了避免日军进入难民营，侵害落难的妇女，所以贝德士只好和其他美籍教授日夜轮番看守，保护她们。
后来，日军眼见难民营中妇女不少，甚至还找贝德士“借人”，以充作日军的慰安妇，如此厚颜无耻的要求被贝德士强硬拒绝。
值得一提的是，贝德士还曾与委员会成员一起保护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特殊的难民——廖耀湘等中国军官。
日本占领南京后，中国的将领一被发现，必然会被杀害，面对着这样危险的情况，贝德士将廖耀湘等人安排在江南水泥厂、金陵大学等地方，躲过了数次日军的搜捕，最终成功脱险。
由于日军对南京的所有消息都进行了封锁，消息传递十分不易，贝德士借用工作的机会才向外界传递出南京此时的情形。后来在战犯审判的过程中，贝德士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坐实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让日军司令伏法。
除了拉贝与贝德士之外，还有一位牧师，也曾为南京人民奔走，他的名字叫做马吉。
马吉完美避开日军的耳目，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拍摄成纪录片，并且将纪录片的胶卷成功带出南京，成为日后揭露日军暴行的关键性证据。
当事者的泣诉
南京大屠杀已经结束，三十余万百姓、士兵已经被残忍杀害，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报道、书籍、视频了解到当时的惨烈情境，但是我们永远都想象不到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到底经历了什么？那时的经历是否如梦魇一般缠绕着他们？
- 请求父母尽快结束我的生命
曹志坤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当时他才14岁，还是一名小学生，在日军攻占南京的那一天，学校停课了，小小年纪的他并不懂得什么是生死离别，可是在下一刻他明白了。
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六架日军飞机向溧水县城飞来，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破空而来的子弹，飞机低空飞行的那一刻，无数百姓血染当场。面对这样的情况，曹志坤只能跑，他心想：只要我跑得够快，飞机就追不上我。
可是他跑啊，跑啊，一颗子弹还是射中了他的左大腿。
曹志坤的左大腿断了，但是求生意识支撑着他朝河边爬去，朝家的方向爬。
当他费尽全身力气爬到河边后，周围依旧在爆炸，身边的哀嚎之声不断传来，曹志坤一下子脱力，晕了过去。
等到父亲找到他的时候，曹志坤的大腿伤的非常严重，由于没办法医治，他甚至痛苦地请求父母结束他的生命。
最终在家人的劝慰下，他开始坚强起来，只是伤口不断发炎、化脓，不过好在是在冬天，天气寒冷，伤口渐渐好转，但是他依然落得一身残疾。
- 我年仅十二岁就遭遇日军的暴行
曹志坤虽然身体受伤，但是他毕竟是一名男人，在当时的南京，一名女人遭受的苦难有时候要比男人可怕的多，幸存者张秀红就是如此。
1937年12月初，日本军队要杀过来的消息在张秀红所在的村中流传，据说日本人会将村子里的房子全部烧毁，会把人全都杀光，这样的消息让村民倍感恐惧，为了避免遇见日本军队，于是村子里的人都带着被子躲到田里住。
田里虽然安全，但是正值深冬，田里又冷又湿，一连住了几天也没见日军的影子，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张秀红的爷爷就带着她回到村子居住。不巧的是，他们刚回村居住，就碰见了日本军人。
日本军人一进村子，就将村中的男女分开集合起来，着重查看适龄男人身上是否有刀伤、枪伤，手上是否有茧子，头上是否有帽印，如果有就集中拉到田里杀掉，那一天，枪声四起，在处决完所谓的“便衣兵”后，那些日本兵就开始展露兽性。
那一天，张秀红与爷爷在家中做活，突然一个日本士兵闯进家中，用刺刀对着老爷子，说要“花姑娘”，而老爷子自然也知道那名日本兵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连忙说没有，可是那名日本兵直接将刺刀指向了张秀红，老爷子上前阻拦被刺刀刺伤，张秀红为了救爷爷就这样被日本兵强暴，下身被撕裂，留下了终身残疾，那年她才十二岁。
后来爷爷为了保护她，就将她的头发剪短，打扮成男人的样子，送到田里居住，一家人躲躲藏藏，到了第二年，村中的男人几乎全部被杀光，只剩下女人。
这时女人们已经不哭了，她们的泪已经哭干了。等到日军不来村中搜查，张秀红一家才回到村里居住，就在他们回村的途中还看到了不少死尸——已经被野狗撕扯的面目全非。
总结
“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
这似乎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中的真实写照，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余万中国人惨遭杀戮，无数妇女被蹂躏，成为日本军人发泄兽欲的工具，甚至还有所谓的“百人斩”比赛，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最为黑暗的一夜。
二战胜利后，远东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审判，让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让他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身为中国人我们依然忘不了那个昏暗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