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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家足球媒体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张照片。一位小选手的家长问孩子自由转会中乙俱乐部，但前面的青训俱乐部要求提供“军事训练费”的内容。
对于这件事情的原委，我们并不清楚，但是这却反应了国内基层青训的一个现状。对于国内“青训补偿机制”和“青训球员转会”的讨论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对于球迷们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可能就是韦世豪的事例了。
众所周知，韦世豪出生于鲁能青训，10岁到18岁的8年时光都是在鲁能青训中度过的。在2013年，韦世豪前往葡萄牙联赛踢球，随后2017年回到中国联赛，租借加盟上海上港，从此大放异彩。
据相关媒体报道，韦世豪在离开鲁能青训的时候，给到学校的理由是“不想踢球”，学校甚至还和韦世豪的家长有过官司，不过最终为了韦世豪的前途学校取消了官司，韦世豪家里也给出了回到中超后将首选鲁能的言论。
当然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看见了，韦世豪先后经历上港、国安、恒大，却始终没有再回到鲁能。而关于他的“青训补偿”和“首选鲁能”，在他正式回国加盟国安的时候，也成为了许多人讨论的焦点。
就在2018年1月韦世豪加盟北京国安后，中国足协发布了《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其中不仅对青训补偿机制做了更细致的规定，还对于青少年球员涉外转会作出了规定。
随后在2019年1月足协再次发布对2018版《实施意见》的修订，将其中的“球员23周岁生日之前”删掉，并将“停赛24个月的处罚”改成了“该球员须转回原俱乐部或新转入该球员俱乐部须提供原转出培训单位同意其转会至其他俱乐部的书面同意函，否则不予办理转会手续。”
关于“涉外转会”的政策，最受各方关注的就是浙江绿城有两位球员高天语、黄鑫鹏在未与俱乐部协商清楚之前就擅自加盟了日本J3联赛日本盛冈仙鹤俱乐部，以至于浙江绿城发出了一份严正声明的公告。
虽然浙江绿城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但是这两名球员，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不仅成功转会、注册，而且在J3联赛有过多次出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此前中国足协的《实施意见》中“青少年球员首次签订工作合同的相关要求”，浙江绿城拥有高天语和黄鑫鹏的“首签权”。
如果球员想要回到国内联赛踢球，不仅可能面临停赛24个月的处罚，而且如果无法得到浙江绿城给出的书面同意函，那将无法办理转会手续。
从韦世豪到高天语、黄鑫鹏，似乎青训学校总是以“受害者”的弱势形象出现。有了“首签权”和“书面同意函”的两个条款，再加上青训补偿机制，也能让青训学校的权益得到一定的保障。
但是这些条款对于像韦世豪这样的优秀球员和像鲁能、绿城这样的青训学校来说是保障，而对于“资质平平的普通球员”和小青训俱乐部来说就不一定了。
正如，文章开头时那位家长遇到的问题一样。许多别有用心的“商人”，抓住了《实施意见》中“首签权”和转会所需“书面同意书”两个条款。只要培训单位确认享有并未放弃首签权，那么球员不签职业合同就会招致禁赛，想转会至其他俱乐部或其他培训单位就必须得到“书面同意书”。
想要获得“自由”可能就需要，花钱来为这些学校进行“青训补偿”。而这个费用如果不是球员特别优秀，由新俱乐部帮忙出，那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由球员的家庭承担。
而如果没有人承担或者家里承担不起，这些球员只有退役这一条路。
要知道有些小球员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瓶颈，或者无法提高的情况，需要更换一个学习平台或者一个平台，或者是因为家庭原因需要更换一个地方继续学习而已。为此要付出高额的“补偿款”合适吗？
一边是防止球员和一些无良经纪人损害青训学校利益，另一边又是个别学校拿“政策”锁球员来获得利益。
有网友评论，中国的青训可能只能寄希望于道德了。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足球的未来在青训，想要发展必须重视青训，而在“只能寄希望于道德”的背后，正是青训规则和政策的不健全。
在去年年底，中国足协发布了《中国足球协会关于进一步推进足球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在这其中也再次对落实联合机制补偿和培训补偿作出声明，确保“谁培养谁受益”。
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青训补偿机制，保护好青训学校，那自然是好事一件，也能让青训机构更有底气、有保障地去投入青训。不过，青训基层的情况十分复杂，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够一概而论的，保护好青训学校利益的同时，是否能对青训机构有更细致的管理和限制，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好的环境，也值得思考。
今天有媒体报道，著名教练朱炯在谈论青训机构定位时表示：“他有可能会培养好的球员，也有可能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培养出好的球员，但是他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青少年去接触足球，去接触足球训练，让足球成为孩子一生的兴趣爱好甚至是职业，这对足球的发展很有意义的。”
正如朱炯所说的，青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青训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勤勤恳恳，需要的是让更多的孩子对足球有兴趣，对足球有热爱，让好的足球氛围去感染更多人，这样中国的足球才能够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