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周二晚上8点，华征路上的桓龙院灯火通明。
标准足球场一分为二，四队选手正在激战。
比赛踢了近两个小时，球场大喇叭里，管场子的爷叔已经用上海话喊了几遍，“车牌xxx的同志，侬车子把路堵掉了。车牌xxx的同志，请侬快点出来！”“警察来抄牌了，大家把车移一下！”预约下一时段踢球的人下了班笃悠悠渐次到了，站在场边叉腰看一会儿比赛。有人摇头，“我们估计踢不过他们，满场跑啊！”
更多人则把目光聚焦到场边，几把靠背椅一字排开，分别坐了上海足协主席朱广沪、身份暂时难以确定的范志毅，以及足协的青训部主任李晓。朱广沪和范志毅平日里抛头露面机会多一点，李晓则相对低调，他去年结束在海南博盈俱乐部两年半的工作回到上海，随即接受召唤进了足协，但这事外面没多少人知道。
“我在外地漂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回到上海，也想为上海足球做点实事。”他讲，“把框架搞起来，把团队带好。我们上海要先把青训这面旗帜竖起来，这是最重要的。”
“拿第二名等于失败”
几代上海足坛的名宿，像这样聚到一起，为的却是看小孩比赛。
一家俱乐部将他们07/08年龄段队伍拆成两支，2007年的一队，2008年的另一队，对阵的是由刘军率领的足协07精英队和由浦玮执教的08精英队。他们说，自己是来学习的。
从去年6月起，上海足协开始组建精英梯队，目前已有四个年龄段队伍，分别为：06、07、08和09。“足协精英队分四档，但下面的区少体从一年级就开始招生，以后慢慢的幼儿园也会搞起来。踢球的小孩正在渐渐多起来，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教练。”从李晓到刘军、虞伟亮和浦玮，都是昔日上海男女足顶尖的球员，但他们暂时还是个例，鲜有退役的职业球员愿意从事青训，当然还是和收入有关。“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我们也想做个带路人，给其他省市看看，职业级球员来带小朋友是什么样的。”
这晚的比赛，以对方两支球队落败告终。李晓对于精英队是很自豪的，“我们的球队出去踢，同年龄档的球队没有踢得过我们的，肯定是冠军，拿了第二名就是失败。”之前精英队参加珂缔缘杯比赛，也是以大比分战胜了申花同年龄段的梯队。
精英队是个新式叫法，实际概念类同于市少体，也是依托区少体向上输送的模式，但不同在于精英队只负责学员的训练比赛，不涉及文化教育。球队每周五、六、日训练三天，这样的模式已初显成效。
如今带青训，传统那套打骂式教育早已行不通了。但李晓强调，规矩一定要做好。“尊重教练是必须的，我们球员会装作没看到你，有些人是不敢和教练打招呼。我说‘你们做贼啊，对自己就这样没信心咯？’我告诉他们，‘你们在队里踢得好与坏，这都没关系。从人格上来说，大家都是平等的。’”“跟他们讲道理有用吗？”“有的，他们都能听懂。”
球员到了10岁左右，就应该适当地储备一些战术知识。“到精英队以后，特别是到我带的06年这个级别，基本上可以讲战术了。我问他们，‘你们踢什么阵型啊？’回答，‘442。’这是错误的，为什么？现代足球是后场进攻一个阵型，到中场一个阵型，再到前场又是一个阵型了。我举个例子，利物浦什么打法什么阵型？你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说起来是防守反击，快速进攻，其实没有固定阵型的……”
他还可以扩展开来分析很多，因为这是他每天都在钻研的东西。他从前做运动员时就是这样，那个年代看过他踢球的人说，李晓的突破动作是可以被当成教科书的。那些突破动作，实际都是他自己发明的。
“少体校的时候，我们5点半起床。教练专门成立了一个边锋和前锋的突破小组，每天从5点45到6点45，是我们突破小组的训练时间。那时候也没国外的比赛录像，就看上海队比赛，看李中华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想办法创新。我自己发明了突破动作，其他队友都跟着我。什么内外侧，天天做。就是欢喜自己琢磨，真的动了脑筋。”
现在的中超看不太懂了
他不太确定我们是否明白了自己所说的“内外侧”，于是从沙发上起身兴致勃勃地演示了一遍。
这是足协的一间办公室，平时不带队训练的时候，李晓泡上壶茶，到各个房间走动走动，和同事分享自己关于国际足坛时兴技战术的见解。“足球一直在变，以前是532防守，现在是235进攻。我天天在研究这些，如果突然一个环节丢球了，后面人少，只有23，这时候要求队员怎么办？我们训练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地进行场景模拟，某个位置的队员达不到要求，就把他单独拉出来练。”
他当然也关注中超，但有时也看不太懂了。“我们那会儿一到比赛场上，不过人难过的，总归要想办法突破的。”他感叹，“不像现在的比赛，一到边上有人上来抢，马上传掉。”作为当年上海滩著名的一匹边路快马，速度和过人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在国家二队测速度，他30米跑出3秒8,100米11秒6，“30米是我的强项，但是范志毅比我还要快一点，他是3秒7多。”而且他体能也出色，要人命的体测对他来说不在话下。范志毅速度快，但体能却是老大难。“像我这种不太有的，说起来也是有点遗憾，本来，还可以更加结棍的……”
李晓在上海足球史上是一个难以被划分归档的人，他经历了从体工队到职业化的过渡，前脚踏在职业化，后脚留在体工队。两边都沾到一点，又都不彻底。岁数比他大一点的，像唐全顺、李龙海、鞠李瑾、林志桦这些原来上海队的主力，或主动或被迫（因为体测）留在了过去；比他小几岁的，比如范志毅和毛毅军，顺理成章跨进职业化，并最终实现了功成名就。
他呢？曾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第一年短暂地闪耀了一下，但光芒转瞬即逝。因为一场肝炎歇了一年，一切急转直下。他一直踢到2002年底才结束自己的足球生涯，并在1998年成为了第一个加盟外地球队的上海籍球员，这在当时不是一件小事。
“我那场肝炎生好回来，谢晖他们都出来了，自己的状态也差了很多。去浦东呆了一年，踢甲B联赛。后来正好和武汉踢比赛，他们队里有蔡晟，是国家队的室友。问了问我的情况，意思让我去他们那里。他们总经理也来找我谈，我觉得第一那边收入比较高，二是踢甲B也没太大意思，因为大家的关注点都在申花身上。”
由于之前从未有这样走出去的先例，所以遇上了很多阻滞。阻滞不仅来自俱乐部，更多是来自市足协的层面。“开始的时候不让我走，搞了半天，因为我是第一个走出去的，所以花了很多功夫做工作。我最后和领导说，自己去踢个一两年，还是会回来的。后来我也真的回来了，还是回的浦东。当时我33岁了，结了婚，觉得老分居两地也不是回事。”
“宇宙太大，人太渺小”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再想起那场肝炎，李晓叹一口气，“天命不可违”。
徐根宝后来在自己的《风雨六载》里写到这段旧事，“在昆明冬训期间，李晓被查出患肝炎。在1994年甲A中，我们队进了36个球，李晓一人就进了11个。李晓除了能得分外，还在于他的穿插和突破给瓦洛佳创造了很多机会，瓦洛佳也进了10个球。”
他点点头，“1994年第一场踢沈阳海狮，第一个球我踢进去的，助攻了两个，3比2赢了。”这个球的意义在于，它是申花迈入职业化时代的第一个进球。这一年的最后一个球也是他打进的，“最后一场和延边敖东，我们最后1比0赢他们的。如果打成平局，就不是第三名了。这年的目标是保六争三，最后圆满完成任务。真的哦，穷拼了。后来是瓦洛佳一个头球，我一铲铲进去了。”
这年他参加了广岛亚运会，打入5球，成为中国队的头号射手。“回来后请我吃饭的人太多了，出去喝酒，本来自己也不太会喝，但经不住热情，喝了很多。我这个人也蛮怪的，玩归玩，训练也很卖力的，最后累到了。也可能是因为吃了很多消炎药，头孢这种，这样把肝吃坏了。”
他承认，当时毕竟不是很职业的。“1994年钱也赚不多，就是有点名气，社会上很多人想结交你。现在球员都赚1000多万，他们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了。有饭局，到个场，就走了。”
是1995年1月14日这天查出来的，他后来跟朋友说，“这不就是‘要西了’嘛！”经过了第一个职业化赛季的成功，亚运会成为巅峰，之后没有缓冲，直接从巅峰跌进谷底——简直是人生最大的讽喻。
他当时是什么心情呢？隔着25年，现在即便有心追忆恐怕也是想不起来的了。多少人后来对他表达惋惜之情——如果没有这场肝炎，他的巅峰状态至少还能保持两到三年。如此便能分上一杯职业化的羹，也不能说他没分到一点羹，但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索性再晚生几年踢到现在的话，更加赚得不得了。我们不能万事都用恶俗的金钱来衡量，但中国足球有其特殊性，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职业化历程，除了钱多了交交关关，别的全都不值一提。“足球发展的规律是这样的，但发展到现在有点畸形了。这么多年没冲出亚洲，钱倒越赚越多了。我有时候会想到外面这种红的黄的蓝的自行车，一哄头，哄过了就扔垃圾堆里去了。”
李晓平时话不多，喝了酒以后多一点。这时候他就会谆谆教诲身边年轻的朋友，“宇宙太大，人太渺小了。”他眯起眼咂一口老酒，“你就是一个人而已，力量太有限了，什么都改变不了。”
“以后你们都要开轿车的”
李晓曾经用一句话形容过自己，他说，“我觉得自己就是上海足球的一部活历史。”这个形容是很贴切的，“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见证了中国足球，特别是上海足球从体工队到职业队的发展，这段时期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
1986年，李晓19岁。进了上海队，骑一辆28寸自行车去江湾基地报到。“在体工队的时候，大家想的是我现在踢球，以后也没啥花头。踢球有什么好处呢？最多就是名气响一点，不会给你带来实际上的利益。比赛第二天，报纸上李中华、李晓名字登一登，没了。退下来就分到自行车厂、电风扇厂、煤气厂，李中华当时不就分到自行车厂吗，他后来没去。他是特例，因为名气太响了，后来自己开餐厅去了。但这餐厅，他也没经营好……”
最大的盼头是能分到一套房子，人称“三毛”的唐全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所住的普陀区宜川地区一间19平方米居室，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市体委分给他的婚房。徐根宝接手申花的第一年，有原先的老队员直接开口要他解决住房，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李晓在体工队的时候，起初工资每月61元，后来渐渐涨到106元。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队员都开上了摩托车，但私家车是买不起的。“大冬天开摩托车老痛苦的，我记得最清楚一次，我们去贵都酒店开大会。大家全副武装，帽子戴好，棉袄穿好，一人一辆摩托车开过去。到了酒店第一件事情，是找厕所脱衣服。”
到1994年，进入职业化时代了。“根宝给我开一个月2000元，在队里还算多的。但仍然买不起车，就还是开摩托车。有一天晚上比赛，早上我在擦洗摩托车，因为接下去要放假嘛，我得把车擦得新一点。市里的老领导过来，老远就喊，‘李晓啊，揩摩托车啊？别揩了！保存点体力夜里比赛！’因为我洗得很卖力的，又是拿水冲又是拿钢丝球擦。”直到25年后，他还记得这名老领导接着说的一句话。“伊说，‘好好踢球，以后你们都要开轿车的！’我后来想想是挺对的，但当时还不知道后来能赚到钱来，想都想不到的。”
“吃饱点，否则踢不动球”
王后军的体工队时代，管理方式还是靠简单的“卖面子”。因为只拿一份死工资，没有奖金，球员想不练就不练了。如果教练人缘好，大家就会卖他一个面子。
李晓回忆，当年在体工队时代基本上队员都抽烟，因为实在无聊。他本来不抽烟，但“老大哥都抽，你也要抽的。”他那时抽得不多，现在依然不多。“你没看见李中华，那时候抽的‘大前门’。训练完一根接一根，不停的哦。自来火都不用的，第一根没抽完第二根直接接上去，要抽三根再去洗澡。”
他承认，这些都不是职业球员该做的事，但话说回来，当年他们本来也不是职业球员，自然也无须以那套标准要求自己。一方面是球员本身没这份觉悟，另一方面，团队管理都没有可借鉴的模板，全靠一路摸索。“1988年踢全国甲级联赛，有一次下午三点钟比赛，吃中饭的时候我想吃少点。我们一个教练对我说，‘李晓啊下午踢球哦，吃饱点，否则踢不动的。’我也不懂，心想那就吃饱点吧。乖乖，这顿吃完之后，两点多做准备活动，跑都跑不动。大腿上的肌肉一摸，梆梆硬！后来懂了，要空腹，或者只吃一点稍许填一填。这件事情，现在只能拿来当笑话讲一讲。”但在当时，类似因为专业知识的匮乏而引出的尴尬几乎发生在中国每支足球俱乐部身上。
“出去打比赛，住招待所，你说苦哇？三个人一间，总归也睡不太好。到昆明集训，四五个人一间。有一次去昆明，一半是卧铺，一半是座位。卧铺总归是老队员先睡，他们早上起来了，我们去和他们换。熬到三、四点钟实在吃不消了，往座位下面铺张报纸，直接睡报纸上了。这怎么是搞足球呢？”
但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在那个一切都不职业的年代，中国足球的成绩反而好很多。
徐根宝接手之后，情况一度尴尬，很多老队员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退出了，“我当时是很矛盾的，因为王后军带过我，徐根宝也在国家二队带过我。他来找我和成耀东谈话，希望我们留下来，帮帮他。我们权衡一下，就留了下来。如果他当初没带过我，我肯定态度就不一样了。”
根宝后来回忆，当时在他的要求下，队员的伙食费被上调到每人30元/天。“我记得当时伙食上的变化倒不大，但他营养品花头很多的。”李晓眯起眼笑，“一歇歇红景天，一歇歇沈阳飞龙，这个据说是吃了补腰子的，吃得大家晚上都睡不着觉。”
1994年作为绝对主力，他打进11球，差不多包掉了申花的三分之一进球。但耻辱的时候也有的，“主场1比6输给广州太阳神嘛，是个雨天。这场比赛输掉以后，直接导致徐指导口袋里很多天里都揣了一封辞职信，我们后来也真的都是帮他。下面一场是客场打江苏，大家都很拼的，因为这场输给江苏，他就下课了，当时上面已经和他讲好了。我那场比赛打进一个，助攻两个。”
他玩笑一样补了句，“徐指导现在能站在塔尖，我们都出了一份力。”
“做事巴结点，话少说点”
命运的走向有一种随意性。
李晓以他大哥为例，“他开始的时候也踢球，而且踢得老好的。有次把腿踢断了，造成髌骨粉碎性骨折。就去读书了，后来成了在业界很有名的中医主任医生。”
人是很容易就被赶上另外一条路，当初自己被迫走的路，日后回看也许就预示一个新的契机。如果人生有另一条故事线，李晓的大哥也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球员，李晓的巅峰也许可以持续很多年，但无论如何，球员的生涯在人的一生中何其短暂，这点是不会变的。当一切结束之后，他们终究还是要被随意地抛进这个社会，成为普通人的他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并且活得体面一点，还需要很多别的东西。
当他落叶归根，在上海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曾经尝试做过中远的5人制足球教练，最后不了了之。他试图扎根上海，但命运还是要让他再漂泊上十几年。他认识了后来的申鑫老板徐国良，彼时后者通过房地产生意赚了第一桶金。“他原来在大学校队当过队长，就想搞支球队，我2004年过去当教练。当时正好八一撤编，打算收购他们的U18青年队。开始答应60万买下来，最后扣掉20万，因为闫相闯和另外一名球员被买走了。2004年的时候，40万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把整支队全买下来了。”
因为在南昌有更好的资源，便把队伍拉过去。“这支球队放在上海是根草，放到江西这种几十年没球队的地方就是块宝。”这就是南昌衡源——申鑫的前身。
前前后后都是李晓负责操作的，他身上有上海人的灵活变通，用上海话说，就是“头子老活络”，但他又兼具一种豪爽的江湖气，这两点使得他在近20年漂泊在外的岁月里，无论去到哪里都深受当地人欢迎。徐国良看出了李晓身上这种足球以外的才能，很早就让他参与俱乐部的管理工作。他是中国足坛总经理兼主教练的第一例，并帮助球队成功冲甲。2007年，“当时搞了个江西省企业家关爱足坛会。”主要目的就是拉赞助，“把各大企业负责人拉到南昌市府礼堂开会，市政府很多领导也去了。当时场面上答应给我们950万，后来一共拉了1800万。”
他最后一次尝试在职业俱乐部执教是2015年底，去了海口博盈俱乐部。第一年就从中丙冲到中乙，完成了任务。但俱乐部本身并不正规，很快就遇上欠薪。合同签了三年，摒到2018年，终于得以解脱。
李晓生于1967年，今年52岁，俗话说起来，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人生一圈兜下来，我发现，做人还是应该低调点，小心谨慎一点。在社会上，做事情是要巴结一点的。话则应该少说一点，因为想说话、有话说的人太多了。”
也不是人到中年被抹去了心气，他觉得做人应该讲究分寸，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刚进上海队，晚上吃完饭，老队员都开摩托车回去了。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晓晓，我先跑了哦。’我知道了，饭碗我来洗。因为我20岁，是小弟。食堂里有碱水，帮他们洗好，洗得煞拉清爽。”他觉得，这就是做人的规矩。
李晓是上海足球的一部活历史，你看完他迄今的历史，就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了上海足球的进化史。
对于李晓来说，球员身份给他带来了名气，名气又间接导致了他球员生涯的衰落。“踢球的那一段都过去了，”很多第一次见到他的人，甚至朋友间的饭局上，仍然会一遍遍提起他在1994赛季为申花打进多少球，这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结束了。”
漂泊的生涯也结束了。“这么多年不在上海，甚至成了半个江西人。现在，也想为上海足球做点贡献。”他的愿望是多培养输送一点本土球员，“上海人，或者新上海人，他们应该成为上海球队的主心骨。而不要再这里买几个，那里买几个。”
上升到国家队的层面，他相信，随着归化球员的加入，球队有超过7成的可能打上世界杯。“你要真把足球当仗打，那成绩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高铁都能造出来，世界杯前8名肯定行。”
但这应当是足球人的初衷吗？至少他当初是因为纯粹的喜欢才踢球的。“我现在在办公室里也一直和他们说，快乐、健康、提高，不要把自己弄得吃力死。带小朋友，让他们在踢球的过程中感到快乐，你们也会因此快乐。”
撰文：沈坤彧
图片：受访者本人提供、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