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企业家们在首届中澳企业家峰会上举行圆桌会谈。（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6日《南方周末》）
中国在2013-2014财年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资来源国，2014年至2015年，澳大利亚批准了460亿澳元的中国投资，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两倍。
“给澳洲的牧场装上摄像头”
她认为，像澳大利亚这种教育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未来一定是农业的衍生点，“今天不来，明天也得来”。
“在男人们关心投资、收购、兼并的时候，女性和妈妈们在关心我们吃什么，能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什么样的食物。”北京阿卡控股董事长江宇虹说。
2017年3月26日至3月28日，江宇虹等100位中国企业家抵达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参加了首届中澳企业家峰会。他们与另外100名来自澳洲的企业家汇聚一堂，从会议室谈到晚宴，又从晚宴谈上了邮轮。
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在2013-2014财年也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资来源国，2014年至2015年，澳大利亚批准了460亿澳元的中国投资，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两倍。
为什么中国资本会涌向澳大利亚？一位与会的中国投资者从中国视角出发，将中国企业出海的原因概括为三点：消费升级，品牌、技术升级以及全球资产配置。
江宇虹曾担任美国戴尔公司大中华区高管，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从事农业。6年前，出于对市场的敏感，她发现周围的中产阶级正在成长，他们希望找到品质更高更安全的食物。
从2011年开始，她一边孕育生命，一边开始创业，从有机农场开始做起。目前她已有6家有机农场沿着高铁线铺开，围绕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之所以来到澳大利亚寻求合作，江宇虹说，是因为中国种植业发达，有机农场生产的都是蔬菜，而澳大利亚的畜牧业发达，能够向中国家庭提供绿色有机的肉、牛奶还有鸡蛋，就像国外很多家庭每周收到的营养盒子，里面什么都有。
更重要的是，江宇虹希望把中间的经销商打掉，把澳洲的农场和中国的消费者直接联系在一起。通过在农场安装摄像头等IT技术，可以让中国的消费者知道农场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消费者众筹的是哪头奶牛，它是怎么下奶的，有没有被投喂抗生素等等。
阿卡的目标客户是中国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据江宇虹介绍，阿卡的客户已涵盖30万中国家庭，按一个家庭四口人计算，阿卡的客户实际上是120万人。而市场需求的增长是巨大的，不是45度角，而是60度。
2016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7.66万-28.6万人民币之间）人数从1990年代的几乎为零，增长到今日的2.25亿。
江宇虹在会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可能会参股澳大利亚的一些农场，这么做并不是像购买酒庄一样出于财务目的，而是希望能够“给澳洲的牧场装上摄像头”。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布局正在到来的风口——中国中产阶级的衍生需求。江宇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目前阿卡的利润有一半都是衍生需求。阿卡做的是高品质农业，客群是中产阶级以上，这个群体除了吃喝，很自然的诉求还在于教育等服务领域，比如一个家庭周末去到了农场，家长们就会提出能否给孩子在农场上课，让孩子们认识《诗经》《楚辞》当中的本草。
“卖农产品的毛利率可能只有20%，但是卖课程可以高达60%。”江宇虹说，“除了老师没有别的成本了。”江宇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曾参与撰写农业“十三五”规划，当时就把多产业融合写了进去。她认为，像澳大利亚这种教育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未来一定是农业的衍生点，“今天不来，明天也得来”。
利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子考察澳大利亚酒庄。（资料图/图）
把酒庄搬回中国
他也是为即将到来的2019年提前布局，那个时候中澳之间将是零关税。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得了，拉动了世界经济。”利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子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他的微信名叫“中国之子”。
李中子早年曾在美国攻读国际政治博士，后来成为美国通用、福特汽车的配件生产贸易商，十几年前他回到中国，投资了二十余家企业。如今，他又再次走向海外。
李中子认为，中国企业家和以前不同了，资金和产能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走出来寻求更多的机会，向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理念，已是大势所趋。而中国企业家到澳洲来投资，或多或少都是对准大陆的角度，不管是在矿业、农业，还是旅游、高科技领域，都是为了学习先进技术，学完了以后，再服务运用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市场更大”。
中澳企业家峰会结束后，李中子将继续前往澳大利亚南部的阿德莱德等地考察红酒产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想法很简单，更多是想学习调研，把澳大利亚的红酒产业带回中国。
“所谓产业就不光是种葡萄，不光是酿酒。”李中子想学习的是，酒庄在澳大利亚是如何与旅游、酒店经营以及金融业挂钩的，如何变成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比如生产、贸易、文化旅游带动酒店业，红酒产业如何做期货和众筹，红酒品牌怎么打造，“是一个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
与此同时，李中子正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开发一个红酒酒庄项目，预计占地5000亩。他正在和地方政府河北怀来县商量，希望打造一个国际红酒特色小镇，把国际先进酒庄直接展现在国人面前，不需要到澳大利亚就能看到澳大利亚的酒庄长什么样。
他是在操作一个房地产项目时偶然发现，那里有一个几十万亩的葡萄庄园，名叫沙城，中国11%的葡萄酒产能出自那里。“但在中国没有一个这样的产业，红酒都还非常非常年轻。”李中子说。
中国与澳大利亚在2016年正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为李中子的项目带来了机会。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原部长安德鲁·罗布在会上发言时称，澳大利亚过去红酒出口中国有15%的关税，协议签订后，降到了5%。两年之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税将变成零，而美国的红酒出口中国仍有非常高的关税。经济数据表明，中国正在变成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红酒市场。
安德鲁·罗布还表示，2016年中国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非常惊讶，他们过去认为中国不可能签署一个世界级的贸易协定。而中澳签署之后，关税顷刻下降，澳洲商品出口获得了迅猛的增长，比如牛奶的出口翻了一倍，龙虾的出口翻了三倍。
“欧美如果还是那么高的关税，根本没办法跟澳大利亚竞争。”李中子说，他也是为即将到来的2019年提前布局，那个时候中澳之间将是零关税。
李中子是为了产业和技术升级，购买海外品牌和技术，再带回中国市场进行嫁接。但现在更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参与国际竞争。
澳大利亚京纬投资的总监钱京珉曾在中国外经贸部工作。来澳大利亚留学后，她就留了下来，开始为当地的大型上市公司做并购投资。
据她观察，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偏好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过去中国的国企大多喜欢投资矿产以及在当地开银行，私企则比较倾向于房地产，农业则广受欢迎。而现在，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更广泛的国际竞争中，比如她曾经作为顾问，帮助中交建收购了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家基础设施建设商，这家公司在修建铁路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很强。
钱京珉认为，这意味着，中国资本或将直接参与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澳大利亚地缘广阔，需要建设公路、铁路以及高铁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巨头希望看到的。
中国地产商来了
随着中国开发商的到来，悉尼的市区开始建起了高层住宅。
9个小时的飞行，两三个小时的时差，环境天然无污染，澳大利亚因此成为不少中国人首选的移民地。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原部长安德鲁·罗布说，现在已有5%的澳大利亚公民在说中文，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已有100万中国移民。
随着中国企业的到来，有些中国移民的生活也随之改变。
赵恒敏在20年前跟随父母从香港移民澳大利亚，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香港和现在的内地一样，在进行大量的海外投资。他刚来澳洲的时候，一个初中只有几个中国面孔，而现在任何一个学校都有中国学生群体，甚至有的比澳大利亚本地人还多。
赵恒敏一直在澳大利亚做律师，他明显感觉到中国变开放了。还记得早些年的时候，他刚毕业不久，在一家律所打工，律所位于悉尼市区的一座A级写字楼里，能看到悉尼歌剧院等景观。不少中国企业来他所在的律所参观学习，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被老板叫去当翻译，可当时中国来的企业家都是和景观合影留念，但拍完照什么生意都没留下。“那个时候，中国企业没有能力来投资，一个是没钱，另外钱也出不来，我都跟老板说不要浪费时间。”
而现在，赵恒敏所有的客户都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我是澳大利亚房地产律师行业里唯一的华人。”赵恒敏很自豪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和中国企业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容易相互信任，另一方面，他的同学又全都是澳大利亚人，他比任何从中国来的律师都要熟悉澳大利亚的政策环境。
澳大利亚人喜欢居住在距离市区较远的别墅里，而随着中国开发商的到来，悉尼的市区开始建起了高层住宅。赵恒敏解释，因为这样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中国人工作比较忙碌，没有时间打扫太大的房子。
Kan夫妇就刚刚在墨尔本的市区中心买了一套公寓。Kan夫妇来自上海，他们非常年轻，一个80后，一个90后。如今，他们在墨尔本共同创立了一家名叫“MelMel”的IT咨询公司，主要提供咨询、设计服务。针对的客户正是来澳大利亚发展的中国企业，以及想要拓展澳大利亚华人市场的澳大利亚企业。
此次中澳企业家峰会的LOGO就是Kan夫妇设计的。LOGO是由点和线连接而成，Kan的太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点都是中国企业系列峰会去过的国家，可以把中间的那个点看作是中国。
在中澳企业家峰会晚宴上，海富集团执行总裁、中外企业家峰会系列组委会主席董斌致祝酒词，他引用了《老子》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澳关系——合抱之木，生于毫末。随后，在座的两百余位中澳企业家共同举起了手中的茅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