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在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美国政府要求重启对伊朗制裁。在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遭到压倒性否决后，美国单方面宣布，已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中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恢复对伊制裁，并威胁联合国会员国若未能遵守相关制裁将“面临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又发布行政令，宣布对27个支持伊朗核、导弹和常规武器项目的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与伊朗开展常规武器贸易或就相关武器提供技术培训、资金支持的实体和个人，其在美国的财产将被查封。其实，早已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美国，根本无权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启动相关涉伊制裁机制。美国重启对伊制裁的一系列操作，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其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恶习，是美国例外主义的最新例证。
7年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因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关于叙利亚问题的一次全国性讲话，专门撰文抨击过美国的例外主义，引发俄美之间一场舆论战。近年来，美国例外主义在特朗普政府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特朗普政府高喊“美国优先”口号，大搞单边主义，频频毁约、“退群”，动辄祭出制裁大棒，时常实施“长臂管辖”，一次次在世人面前展现美国霸权的傲慢与任性，将美国例外主义演绎得淋漓尽致。更有甚者，现任美国政府为谋求连任，于近期抛出所谓的“第二任期执政纲领”。在这份以“为你而战”为旗号的政纲中，“推广美国例外主义”赫然在列，竟成为拟在教育领域重点推进的两项政策之一。
从思想根源上讲，美国例外主义起源于北美早期开拓者的自我定位和认知。早期从欧洲大陆到新英格兰的移民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新英格兰就是上帝答应他们的“应许之地”，是上帝冥冥之中指引他们来发现这块“隐藏的福地”的。而北美后来的进步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认识，进而使一种出于宗教的例外主义融入美国文化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人如何看待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历史学家莫雷尔·希尔德等人在《文化与外交》一书的导言中写道：“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这种对自身独特身份的定位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宗教使命感和道德优越感构成了美国例外主义的核心。
美国宗教式使命观必然导向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贝斯纳在《从旧外交到新外交：1865—1900年》一书中指出：“从一开始使命观自身便含有一种扩张的冲动。”正是这种扩张的冲动使美国在19世纪中期派生出一种“天定命运观”，并成为美国推行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而美国的道德优越感又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其一，既然美国道德上无比优越，那么一个推论便是，只有美国有资格领导世界；其二，既然美国道德优越于其他国家，那么就不能用衡量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美国可以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标准；其三，既然美国道德上无比优越，那么只要有助于实现其所认定的高尚的目标，美国可以使用不道德的手段。这些从道德优越感中引出的推论为美国在外交中实施单边主义、搞“双重标准”、进行海外干涉提供了借口。
从物质基础上讲，美国例外主义需要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虽然早在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尚未诞生、实力尚且孱弱的时候，就产生了例外主义的思想，但宗教性的例外主义必须在现实政治中找到契合点，才具有合理性。按照例外主义的逻辑，美国必须是一个自由强盛、让世人仰望的所谓“山巅之城”，这样才能彰显美国的例外和卓越。追逐霸权，美国才有大搞例外主义的资本。在美国成长为一个霸权国家之后，其例外主义得到充分施展。因此，例外主义在很多情况下也和霸权主义联系起来。
若从外交的道义性和实力兴衰来看例外主义，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当今美国的例外主义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首先，美国外交的感召力在下降。国内问题丛生，阶层矛盾、种族矛盾、党派矛盾激化，国家内耗严重，自信心削弱，这是当前美国的写照。这样的美国已经很难发挥什么“榜样的力量”。但越是如此，美国就越急切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身的“领导力”。对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机制，要么强迫其改弦更张，要么就一退了之；对被其视为威胁的国家则极限施压，经济制裁、政治打压、意识形态霸凌，种种手段招招见骨；对盟国也“亲兄弟明算账”，“美国优先”，盟友靠后。
美国利用霸权的余威大搞例外主义，从根本上削弱了其外交的道义性和感召力。比如在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问题上，不仅中俄两国反对，英、法、德等伊核协议缔约方也表示反对。可见，美国大搞例外主义事实上是在削弱其外交的道义基础。在外交道义性下降的情况下，例外主义非但不能彰显美国的优越，反而会使美国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
其次，支撑美国例外主义的实力基础也在动摇。不管是2016年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今年的口号“让美国保持伟大”，都凸显出一个事实，美国已不像先前如日中天之时。而美国政府之所以要在教育领域“推广美国例外主义”，也是想激发和重塑美国民众对国家伟大的自豪感。但正如不少美国有识之士所指出，美国例外主义已经终结，因为支撑这种例外主义的根基已经腐朽。不过，这并不表示美国外交从此就会告别例外主义。相反，越是在实力遭受质疑的时候，美国越会大搞例外主义，以做困兽之斗。只是在这个时候，美国例外主义已进入死胡同，不但无法重现昔日的荣光，反而会留给世人一个霸权老去的背影。
（作者：陈文鑫，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