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元朝：北京胡同的初始形态
胡同的出现自然要追述至元朝。元大都城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至元十一年（1274）宫城大内建成，至元十三年（1276）大城建成。至元二十二年（1285）颁布中都旧城迁居大都新城用地规定，全面营建大都。至元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292-1293）完成积水潭（海子）下游通惠河漕运工程。全城规模至此基本定型，什刹海成为了元大都的中心。
元大都共十一门，门内大街构成全城主干道。主干道相交形成若干长方形居住区，居住区中又有等距离东西向若干条胡同，组成整齐的街道体系。大街宽二十四步（约合37. 2米）小街宽十二步（约合18. 6米），胡同宽六步（约合9. 3米）。除相互正交的主干道外，在积水潭沿岸与河道附近又有斜街和丁字街。
考察元朝北京城胡同的分布的资料非常有限，据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辑佚》记载，元大都城有“三百八十四条火巷，二十九条胡同”，可见在当时胡同和火巷有区别。火巷之称在宋代就有，是较小的街巷，把居民区分隔开。胡同是元大都新出现的街巷名，跟火巷性质一样，只是宽窄上可能有差别。
2．明朝地名的命名和变化
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华云龙领兵攻陷元大都，元朝灭亡。就在明军占领大都城后不久，朱元璋命令华云龙将大都城改为北平府。为了缩小北平府的规模，华云龙采取了将北城墙南移的措施，于是就把原属积水潭的一大片水面一分为二，一面隔在城外，这一片水面后来人们称为太平湖；一面仍留在城内，人们仍然其为积水潭。
明代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北京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南方的漕船不用北上，什刹海失去了漕运码头的地位，加之上游引水渠道的失修和北京城的改建，水面大大减少。朱棣称帝后，把国都由南京又迁到北京，并对皇城进行扩建。皇城的北墙向外扩展，将积水潭南部的一部分水面圈入皇城。皇城的东墙也向外移，将原来的一段通惠河圈入皇城。德胜门城门建成后，修了一条南北向的大街，从积水潭中间拦腰穿过，将一片水面分成两大部分。德胜桥西部的水面仍叫积水潭；德胜桥东部的水面叫什刹海。
后来，什刹海又分为两部分，中间由银锭桥隔开，桥东南叫前海，桥西部叫后海。积水潭、后海、前海由细流相连。如今的恭王府所在地，在元代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水面，后积水日浅，先是陆地露出水面，形成孤岛，后孤岛越来越大，水面愈来愈小，宽阔的水面也化作一条细流，人称其为月牙河。月牙河北与积水潭相接，向东南沿着柳荫街从三座桥胡同流入前海。
北京虽然恢复了国都的地位，但由于皇城的扩建，将原来的通惠河故道圈人皇城，再加之上游水源减少和为了维护皇城的安全，不再允许嘈船随便进入皇城，因此，什刹海己不可能恢复元代漕运码头日貌。但在北京城内，能有这样一大片水面仍是十分难得。有水则秀，有水则美。什刹海很快便成为北京城里著名的风景区。
明北京城内城基本上是在元大都的基址上修建的，其街巷道路基本上继承了元大都城的格局，但也有一些变化。变化之一是形成一些新的街巷道路。变化之二是废弃了内城元代的一些大面积建筑群，在原址上修建一些民居、院落，并在内城大片空地兴修了大量民居，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相互交错、曲折和狭窄的不规则胡同，初步改变了元代胡同六步宽的规制。大大促进了明北京城街巷胡同数量的增加。明代对街巷胡同取名除了继承元代的特征外，还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
在表达方式上，明代胡同名称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胡同名称系列化且省略化了，遇同地同名胡同就用二条胡同、三条胡同……排顺序。如在区境内有棕帽胡同，棕帽胡同以北第二序列的胡同称二条胡同，棕帽胡同以北第三序列的胡同称三条胡同，棕帽胡同以北第四序列的胡同称四条胡同。第二，明朝的胡同名称用字较多，更加具体、形象、生动。
如果说什刹海水系在元代以前是自然状态，刚刚开始利用水资源开发了城市水利，发展了经济。明代封堵了豁口、切断了航道，则使什刹海从一个水陆交通要津，一变而为封闭宁静的居住区。这是什刹海变化中一大转折。“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什刹海就有了人文景观和自然风景相融介的特色，在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占有重要地位”。
3．清代北京城基本沿袭明朝格局
清北京城沿袭了明北京城之旧，街巷道路基本上继承了明北京城的格局。但在街巷道路布局上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皇城之内的区域，开通了一些出入通道。明代时，这一区域是内府衙署所在地，百姓不得进入。如今西城区境内的南、北长街及其相交的一些胡同，就是在清代形成的。第二个变化是明代皇城内的一些官署、衙门、仓、厂改成了居民区或王府，因此增加了很多的街巷胡同。如位于今西城区境内的明代皇城前天街广场西墙外的五军都督府的府址内全都改成了民居，这些民居相连接，就增加了中府胡同、左府胡同、后府胡同、前府胡同等。明代的内官监也变成了内官监胡同（后来“官”讹为“宫”成了内宫监胡同，即今恭俭胡同）。还有惜薪胡同、大石作胡同、油漆作胡同、米粮库胡同等也都是由明代的官署、衙门、库、仓、厂变化而来。到了清末，皇城以内的大街小巷，便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格局。第三个变化是明朝时的一些河漕到了清代成为了街巷。如元大都从和义门（西直门）南水关入城的金水河，清末已称北沟沿儿、南沟沿儿。在丰城（今丰盛）胡同一带，明时的小河漕，到了清乾隆朝时已称西斜街，向东偏南到干（今为甘）石桥又折向东偏北的一段河漕，干枯更早，清初就已称东斜街了。
由于上述变化，清北京城的街巷胡同数量又比明北京城大大增加。清人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中所列清北京城街巷胡同总数为2077条，比明代增加近一倍；西城区境内的街巷胡同为576条，数量为明代的2.5倍，增加了346条。西城区境内称胡同的有322条，约占区境内街巷总数的56％。
清代对胡同取名除了具有元、明的特征外还具有明显的满语特征。此外，清代的胡同名称还反映了清代的一些政治、社会形态。今前海西面的大金丝胡同，清代称金银丝绦胡同，因此处有“织染所”，掌内承运库所用色绢，故名。
明北京城的街巷胡同名称到了清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晚清。如改绵花胡同为棉花胡同、改崇国寺街为护国寺街、改京畿道街为京畿道胡同、改包头胡同为包家街（后又演化为鲍家街）等即是实例。
清代街巷胡同名称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胡同名称简化了；二是胡同名称谐音变化了；三是胡同名称讹传演化了；四是以明代官制、衙署等特点命名的胡同，因反映的对象不存在而改了名。
4．民国时期的街巷名称变化
民国时期的北平城，其道路格局总体上也仍然保持了明、清以来的棋盘式格局，但内城的道路有了很大变化。很多河漕沟渠继续变成街巷道路。如赵登禹路和佟麟阁路，清代时称南北沟沿，1921年至1930年河道改为暗沟，辟建成路，俗称沟沿。抗日战争胜利后，改造成了盖板大路，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和佟麟阁，遂命为今名。
民国年间对胡同的取名在继承元、明、清特征的基础上，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些特点。一是在街巷胡同名称上，民国时期开始使用“新华”、“中华”等字眼。二是民国的统治者忌讳某些胡同名称而改名。三是以街巷内变化了的新机构名称冠为胡同新名。什刹海地区的航空胡同即是一例。四是胡同名称为谐音雅化而改名。
5．新中国建立后的地名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对什刹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将积水潭、后海、前海完全打通，由长河经西水关而来的水直接进入积水潭，经后海、前海流入北海。
1965年北京市政府进行地名整顿，西城区对境内的街巷胡同进行规范化整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街巷胡同名称大变化。有的街巷胡同进行合并，重新命名；有的街巷胡同则予以细化。[6]如今天的新街口南大街是1965年将菊儿胡同、口袋胡同并入后命名的。西黄城根北街，也是1965年将元宝胡同并入后，更为此名。细化的街巷胡同，如境内明代的内官监（因内官监署在此而名），清代光绪末年讹为内宫监胡同，1911年后谐音改为恭俭胡同，1965年这条胡同细化为恭俭胡同、恭俭一巷、恭俭二巷、恭俭三巷、恭俭四巷、恭俭五巷等6条胡同。通过整顿，区境内的街巷胡同确定为983条，其中称胡同的有528条。街巷胡同总量递减，胡同比例上升。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对街巷胡同名称的改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街巷胡同名称的第二次大变化。这次改名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用红色的语言和革命圣地对街巷胡同进行命名。如今天的西四北大街、新街口南大街、新街口北大街统名为红旗路；地安门西大街改为工农兵路；西单北大街、西四南大街统名延安路；府右街改成韶山路；宣武门内大街改成遵义路等。二是体现出破“四旧”和立“四新”的特点。如将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西黄城根南街改为立新路，西黄城根北街改为立新北路等。三是体现出反帝的特点。如西交民巷改为反帝西路等。四是体现出政治路线特点。如地安门内外大街改总路线路，德胜门内大街改人民公社路，鼓楼西大街改为建军路等。总之，这次胡同改名充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特点。
1979年，北京开始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1980年，北京市政府统一部署，恢复原来的街巷胡同名称。北京的街巷胡同名称有了第三次大的变化。西城区除少数新命名、更名的路段街巷外，基本上恢复了1965年整顿后所使用的街巷名称。除合并与恢复外，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街巷胡同命名采取了国际通用的方法，取街巷头尾两个地名的首字命名。如安德路就是取安定门、德胜门的首字命名的。二是街巷胡同名称分类系统化。街巷胡同有以城门命名的，如宣武门内大街、德胜门西大街、阜成门外大街等；有以寺庙命名的，如真武庙胡同、宏庙胡同等；有以方位命名的，如后海南沿、前海北沿、前海东沿、北二环、西二环等等。三是街巷胡同名称数码化。如上述所提的恭俭一巷、恭俭二巷、恭俭三巷、恭俭四巷、恭俭五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