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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三星堆很神秘)三星堆为啥不敢继续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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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三星堆」

*封面图片:图中为一件青铜面具和一件青铜罍。| 敖天照 摄

记者 | 薛芃

9月的第一个周末,广汉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现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意味着时隔34年,三星堆“祭祀坑”即将再次启动挖掘。2019年12月开始,在出土大量青铜器的1、2“祭祀坑”周围,陆续发现了类似的3至8号坑。这对于三星堆和整个四川考古乃至先秦考古领域来说,都是个振奋的消息。

1986年1、2号“祭祀坑”的出土,让三星堆成为考古界的焦点。与大多数考古发掘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太过独特和令人费解,它们带着一种严肃、狞厉、神秘、具象的美,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没人见过这些东西,也没人解释得清,人们无法说服自己,这些东西不是天外来物。出土器物成为人们假想的母本,相关假说与推测铺天盖地袭来,将原本就扑朔迷离的考古难题包裹得更加神秘,更充满戏剧性。

1986年青铜大立人出土时的场景。| 敖天照 摄

剥去围绕这里的猜测与假说,三星堆文化承载的是严肃理性的考古问题和历史脉络——它是先秦考古中的重要一支,也是理解四川地域历史的关键环节,和与之相关联的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等,共同勾勒出古蜀国文明的轮廓。

另一方面,三星堆和盘龙城、赣江流域等地的考古发现也让我们确切地认识到,除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明之外,在长江上游还同时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这些发现重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站在商代的土层上,想象着三千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要将如此巨大体量的青铜器、玉器、象牙埋入土里?它们是被精心码放好的,在2号“祭祀坑”里,从各种器物层层堆叠,直到最上一层铺满象牙,或许是一场古老国度的宗教仪式就这样被封存在了土地下。

直至今天,三星堆1、2号“器物坑”出土已有34年,人们仍无法确切地解释很多问题:为什么四川盆地的先民要制造青铜头像?为什么他们倾国力铸造青铜器?这些头像是在蜀地铸造,还是在外地铸造后运至蜀地?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 蔡小川 摄

陈历志的家是离“祭祀坑”最近的一户,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十米。从出生到现在77岁,陈历志一直住在这里。考古发掘除了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帮忙的村民是另一个重要群体。经过一些考古挖掘的基本训练,加上实地操练,他们很快就能上手,成为考古工地上的“熟练工人”。在1986年的整个三星堆发掘现场,像陈历志这样参与的村民有上百人。

1986年7月,1号坑的挖掘进度很快,不到1个月,所有器物出土。1号坑刚刚发掘结束时,30米之外,2号坑就被发现了。连续出土的两个坑,使它们相互之间成为参照,提供更多的互补信息。

陈历志记得,2号坑露出来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件青铜头像,虽然只有一角,却是仰面朝上。青铜的,阴森的,冷峻的,毫无一点表情的三千多年前的人像,这一幕,把在场的不少人都吓坏了。但陈历志挺淡定,“因为在1号坑见过类似的东西。”

青铜人面具 | 蔡小川 摄

1、2号坑之间距离30米,1号坑比2号坑略大一些,约有15平米。但与1号坑共420件的遗物出土数量相比,2号坑的数量要多得多,也精美得多,1300件出土遗物中,有735件是青铜器,金器61件,玉器486件。

这两个坑是同时埋下去的吗,是否有先后之分?两坑的年代又相当于中国考古学年表和历史年表中的什么年代?对于这两个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多年进行三星堆和四川考古研究的孙华教授认为,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但难下定论。

一是由于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器物种类和数量差异较大,2号坑几乎没有陶器出土,陶器是考古学中重要的断代物证,因为自古以来,陶器数量巨大,器型更新迭代比较快,每个时代、地域都有着鲜明的风格特征。相比之下,青铜器则属于历史中更迭变化较慢的器物,往往一种器型可以出现在前后相差几百年的不同历史阶段,因此不太适合拿来作为断代参照物。

二是学者主要依靠交叉断代法,根据两坑中器物的艺术风格来推断年代。通常会根据中原地区或江汉地区的诸多器物进行类比,但三星堆地处西南,相对偏远,不同地区这些貌似相同的器物或纹饰风格是否属于同一时期,它们在传播过程中有没有时间差,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导致判断的偏差。

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头像。仔细低头看,大多数2号坑出土的都是雕刻了鼻孔的,1号坑出土的量相对少,而且几乎没有细致地雕刻出鼻孔。| 蔡小川 摄

《三星堆祭祀坑》正式考古报告指出,1号坑的掩埋时间应该在“殷墟一期之末和殷墟二期之间”,2号坑的掩埋时间则是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现在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的间隔更短。但总的来说,它们与中原的商王朝后期几乎是同时的,大约在3200年前。

2号坑,一直挖到第5层文化层左右,露出大量巨大的象牙。如今仍然瘦瘦小小的张有余大姐负责清洁象牙上的尘土,那时候她才60多斤,是所有帮工的村民中最轻的,只有她能光脚板站在象牙上,不会对象牙造成过多伤害。象牙又大又粗地盖在表层,空隙中,青铜器的光泽仍难以掩盖。

“那么大一个东西,凹进去的,怕不是皇帝的座椅哦!”从坑里第一眼看到这个巨大的青铜器时,陈历志惊呆了。从1980年就开始跟着考古队在三星堆发掘,也算是对古物见多识广,但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青铜器。把这个硕大的东西从土里搬出来,翻过来,做了简单的清理后,纵目大面具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不同于中原青铜器物的狞厉之美。

青铜纵目大面具

纵目面具出来不久,很快就看到了大立人。“大立人出土的时候,斜着拦腰断成了两截。”接下来就是可能来自中原商王朝的铜尊、铜罍。所有这些画面,都被敖天照拍了下来。在敖天照的照片里,大立人、纵目大面具这几件超大型的青铜器,都需要五六个人一起搬出坑来。直到现在,每一个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人仍然会发问:这些青铜是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的?

青铜大立人像 | 蔡小川 摄

大多数说法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具类似,都是祭祀用品。同时期中原商王朝的青铜器,更像是人与神之间的一般中介物,它们是一种沟通的媒介。但在三星堆的宗教系统中,这种介质不再是几何形的器物,而是神像或祖先本身。

“从现在的考古来看,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但这些神像可能成为我们解读三星堆最直接的渠道,它给出的信息量和信息价值既与文字不同,也与中原青铜器物不同,其他文化要猜统治阶级什么样,三星堆却有明确的形象,给我们提供了统治阶层的很多信息。”孙华解释说。

对于“祭祀坑”的判断,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是坚决捍卫者。这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认为,“祭祀坑的性质决定了三星堆的性质”,因而,整个三星堆都可能是一个以祭祀为主要目的的古城,成为古蜀国人宗教信仰的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则认为,1、2号坑出土的遗物存在着明显区别:1号坑的遗物以青铜人头像、龙柱形器和金杖为主,它们可能是部族首领的形象和王权的象征物,因此一号坑埋藏的是宗庙内的器物 ;二号坑以青铜太阳形器、神树、神鸟、雄鸡、眼睛 形器和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为主,其主题是太阳崇拜,它们出自神庙;在三星堆的早期国家中,王权与神权并存。

三星堆1号神树 | 蔡小川 摄

1、2号坑器物的谜题和争议还远不止这些。看似出土的器物非常丰富热闹,但其实完整的屈指可数,很多都是残损的、碎片的。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到现在,已过去34年。在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和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库房内,仍存有大量青铜残片,等待着研究和复原。它们原本是什么样?它们的复原会不会成为解开某一个三星堆小谜题的钥匙?我们对三星堆的了解还有多少空白,以至于有关三星堆的很多问题至今难以定性?

当种种遗留的问题摆在面前无法解答时,三星堆考古迎来了一次新的突破——在1、2号“祭祀坑”的周围,现任三星堆考古工作者站站长的雷雨和他的同事们又陆续发现6个相似的器物坑,四大两小,它们朝向一致,都是东北-西南走向。

目前,6个坑的挖掘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根据探测,下面的器物可能与1、2号坑相似——铜器、金器、骨渣、象牙,会不会在新坑里找到旧坑中残缺的零件?会不会出现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年代的争议是否可以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这几个坑之间又有年代上的跨越吗?

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实验室内 | 蔡小川 摄

新坑即将开始挖掘,人们期待着这次发掘可以给三星堆的诸多疑惑带来一些确切的解释。“通过发掘这几座祭祀坑,可以全面了解当时人们怎样安排器物坑,以及人死之后又需要做哪些仪式性的行为。”考古队对新坑的发掘充满期待。

在经过多年城市考古的实践之后,雷雨也希望通过新器物的发掘和研究,可以反作用于三星堆古城址的研究——人与物、人与城、物与城之间构成怎样的关联?当8个坑的面貌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对于古蜀国的认知是否又会发生新的改变?每一代人通过考古得到的认知都在不断变化,就像剥去地层的考古工作一样,一层一层地,离历史一步步靠近。

封面动画设计:黄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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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与三星堆的缘分,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郑云龙觉得还挺有戏剧性。最初他被吸引,是因为自己长得跟三星堆的出土文物青铜头像有几分神似,后来机缘巧合,郑云龙成为了三星堆文化创意体验官,也慢慢了解到,“三星堆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的发掘也打破了以往对巴蜀文化的认知。”去年9月,郑云龙去到了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总算亲眼见到了那批文物,在他看来,“这些青铜人像,它们各有姿态,有的站立,有的跪坐,看细节也是非常丰富,极具神秘感。”

点击上图,听郑云龙聊聊三星堆背后的神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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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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