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白居易《长恨歌》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题材来结构全篇的，因受到佛教变文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响，其中还有白居易不能与自己所爱女子结合而产生的深誓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成为一篇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历史原貌，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流”诗。因此，历来学者对它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长恨歌》以传说作为素材，所谓“感其事”，当然是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同情，而作者创作此诗的同时，又意图通过这一事件，批判统治集团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祸乱，垂作历史教训。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因而使得诗的主题思想复杂化，从而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为爱情而作：真爱悲剧的必然
《长恨歌》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他们爱情的纯真性得到了肯定，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学者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评价》中指出，“《长恨歌》中所描写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皇帝，一个贵妃，但诗人在诗中并不是向他们歌功颂德，或者是把他们当做封建社会神圣的权威来加以粉饰和拥护，而描写的是他们另一方面——即他们的爱情故事。”
所以，白居易是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不仅“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样的爱情契合唐人浪漫的审美心态，是当时民众所渴望的经典爱情，而且“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又饱含了对李杨的同情，揭示了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为讽谕而作：由盛转衰的叹息
讽谕说起源甚早，进入20世纪以后拓展更宽，延伸更远。“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在开篇首句即点明意图。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谭丕模就直接了当地指出，“《长恨歌》是通过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
有诗为证：“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不早朝，只顾春宵苦短，其结果必然就是“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落得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惨下场。可见，白居易对唐明皇执政不慎导致唐朝由兴盛转向衰落的历史巨变充满了深深的痛心，其劝讽之意不言而喻。
但无论哪种观点，都建立在一定的考证与分析基础之上，虽孰优孰劣实在无法妄加断言，但他们各自提出的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对《长恨歌》的学术研究都将会产生更加丰富的价值和契机。
而白居易在一气呵成的舒卷之中，有着曲折离奇、自具首尾的情节描写和完整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本身具有的多重主题解题涵义和折射出的完美永恒的艺术魅力，永远值得后人去探讨、去传承，一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