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文/狟先森
4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发布了一份《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它以相当直观的数据告诉我们：当大学生遇到新冠疫情，就业有多难。相比于去年求职申请人数，今年第一季度猛增了69.82%，但是招聘需求人数却减少了16.77%，4月底，还有55.2%的应届生都没有收到offer。
图：《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数据
很多大学生直呼“我们这届太惨了！”
无独有偶，1930年代的大学生，流传着“找不到事是正常，找得到事是例外”的口号。这时候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怎样的就业困境？
01 毕业生人数大量增长
1927-1937年是被称为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可是就是在这个“黄金时代”，大学毕业生就业却成为政府“老大难”问题，甚至一度还爆发了毕业生为了找工作向政府请愿的群体性事件。
在1922年学制改革和各国退回“庚子赔款”的刺激下，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兴建了大批各类大学以及私立学校，与此直接相关的就是大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1914-1922年，每年大学（包括专科）毕业生只有1000多人，但是1931-1937年七年间，毕业生人数达到55591人，比1912-1930年的毕业生总数还多出2万多人。
图：中央大学旧址
由于社会接纳能力不够，猛增的毕业生人数带来了很大的失业问题。1931年,当时国内一流的中央大学也为毕业生就业问题发愁“中大本届毕业生二百余人，半数未获相当职业。”1934年，据山西省披露失业率“今年打破过去一切记录，人数达到480人，目下正式找得职业者，仅十分之一。”1934年，中央大学400多应届毕业生中，有300多没找到工作。
02 就业困境下文科生最惨
与今天的就业格局非常相似，在就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中，就业难度对于不同专业的毕业生是不一样的，但文科生无疑是最惨的。
《教育杂志》统计1933-1934年专科以上的大学生就业情况时发现，理工科（理、农、工、医）就业其实并不难。这两年理工科毕业生4873人，但只有284人没有找到工作。相比之下，文科毕业生人数是理工科三倍，达到10313人，但失业人数却达到1716人。足见当时社会对文科生的需求呈过饱和状态。
对于有实实在在技能的学生来说，找到份工作还行，当时《申报》求职报告显示有技能学生的就业机会是文科生的5倍。因此，社会上嘲讽文科生“学工科的是凤毛麟角，学法政的倒是车载斗量。”，当时就业情况是“大致土木工程就业较易，机械学生次之，化学诸科又次之。”
03 政府助力大学生的就业举措
国民政府在1928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12月27日制定了《失学革命青年救济规程》，可是做这个规定后就没了下文了。1934年，当第一次求职请愿运动爆发后，国民政府才意识到必须要行动了。
首先是开设就业中介所。1934年10月，教育部牵头联合其他单位成立了“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这类似于今天的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专门服务专科以上的应届毕业生。12月份，这个咨询处正式运行，其工作重点是调查毕业生失业情况以及为其推荐就业岗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可推荐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截止到1936年4月，到“咨询处”登记求职的人有2025人，但是只有195人实现了就业。
其次是扩大公务员招录人数。1936年蒋介石提议政府为高校毕业生开办“就业训导班”。通过招收“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近年毕业生之尚未就业者，约一千人，加以短期训练及实习，期满后，由政府设法助其就业。”这个训导班类似于公务员上岗培训班，通过对学生进行四个月的公务员业务训练后，派到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部门实习。三个月过后，毕业生由实习部门任用。这一政策最终解决了1500人的就业问题。
再次是调整各专业招生数额。鉴于社会公认文科毕业生人数太多是毕业生失业的最大问题，因此教育部开始减少大学文科的招生数额。文科招生占比从1928年的22.7%减少到1937年的13.3%；理工科招生占比扩大，从原来的18.6%增加到32.8%。这就直接减缓了学生的就业压力。
当然，这些措施都只是在治标，经济未能发展上去，国民政府依然要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显然，国民政府并没有提升经济的能力。因为1945年以后，就业问题更为严重，再次成了此起彼伏的大学生学潮的重要导火索。
参考资料：
1、《太原通讯》，载《大公报》，1934.9.24。
2、武增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透视》，《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3、王晖，戚务念：《民国高校毕业生之就业特征及政府反映》，《教育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