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其实在我们大家的印象里面，自古以来的战争都是兵戎相框，血流成河，但是战争还能跟礼仪挂钩？战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不讲礼仪吗？听着确实别扭，咱们不急，慢慢往下说。谁都知道，战争是一种各方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暴力斗争行为。这往往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剧烈行为，既然都涉及到了生死存亡，战争的手段就会没有任何限制。
所以说，战争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战争的目的
现在要讲“但是”了，很久以前的战争可不是长这个样子的。以前打仗，那也是要讲道德礼仪廉耻的。就好比两人打架，双方光明正大，不能搞偷袭，不能耍计谋，更不能叫帮手，只能两人老老实实地拳拳肉搏，就看两人谁的拳头更硬或者更能挨揍。
讲到这里，就有人不服了，打架可以这样，还能落一个光明磊落。两国之间的战争也能这样？战争不都要讲计谋吗？不讲计谋，那也叫打仗？那不是战争，那是傻！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尤其是战国以前的时代，两国开战，的的确确就得这样，基本上都是要讲究战争礼仪的。
那个时期的周朝，很重礼制。
因为国家礼制的发展，往往要服务于统治。
这种礼制道德系统，不仅仅是政治官僚礼制，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周礼》虽不是成书于西周，却保存有大量西周史料，其中就有“六典”的说法，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
礼制的普及，便划定了秩序。有了秩序，国家才不会乱。
即使到了战乱频繁的春秋时期，周朝礼制的影响仍在。
春秋时期，当兵可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那个时候的国家居民主要分为两种，“国人”和“野人”。国人是指城邑及其附近的人，野人是指远离城邑的人。通俗点讲，国人是指居于上层地位的征服者，野人是指居于下层地位的被征服者。
那个时候，如果是穷得叮当响的野人，连当兵的出路都没有，国人才能当兵参战。军队的主体是贵族精英！
越是强者，越讲究规则的运行。既然是贵族，那么战争，也得讲道理，遵守一套“战争礼”才正常。
所以，两国一旦选择开打，就跟约会似的。首先，两国军队得约好时间，定好地点。然后，两国军队得准时抵达战争地点，可不能迟到甚至放别人鸽子，那是要遭受道德谴责的。最后，两军等完全摆好阵势后，才开始干架。
两国战争，搞得跟体育比赛似的，都是有规则的，双方都不能犯规。那个时候的战争礼仪，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要打仗，你得师出有名。就算你是一国之君，也不能一高兴就去打仗啊，那别人就会说你们国家太乱来了，全是野蛮人，引来唾骂无数。这个时候，你总得要找个借口，有些国家为发动一场战争，往往要憋好几年，才能找到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出兵理由。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围攻楚国，深层的原因是为了压制北上的楚国，竖立齐国的霸权。但这种理由公开说出来就很尴尬，齐桓公找的第一个借口是：你楚国好多年都没向周朝王室进贡苞茅(就是一种茅草而已)了啊……
第二，战场上，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人，就是不能把人往死里打。
第三，战场上不能抓捕头发发白的老年兵，要尊老。
第四，一方军队的阵列没有排好，敌军一方就不能展开进攻，一定要等两方军队完全排好阵列后，才能开战。
等等。
双方军队完全不能搞偷袭、用计、耍诈，连死人都要尽量避免，这哪里是要死要活的战争，这简直就是两群绅士间的竞技比赛现场。
这样的战争，战争的礼仪过程，其重要性压过了战争的目的。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企图称霸中原，率领诸侯联军与楚军决战于泓水。宋军在泓水北岸提前列好阵势备战，楚军还在渡河。如果是在现代，宋军肯定要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宋襄公偏不，他没有听从手下将领突袭的建议，怎么能犯规作弊呢？必须要等楚军完全渡过泓水列好阵势后再开战。
等到楚军完全渡过泓水，慢悠悠地列好阵势后，双方终于开战。本是占得先机的宋军落得一场大败，宋襄公重伤退走，将中原霸权拱手相让。
这场战事影响深远，不仅仅是中原霸权的争夺后果，宋襄公老老实实遵守战争礼仪的行为，开始遭到其他人的嘲笑。
因为随着春秋后期的发展，国家之间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参战的“国人”不够用了。于是乎，“野人”开始进入战场，军队的主力不再是贵族精英了。
战争，不再是所谓的贵族战争了，“野人”成了战场上的主力。
战场上的主流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讲道理？打赢了你，我就是道理！
尤其是到了战国时代，兵家思想崛起，礼崩乐坏，大家彻底不玩“战争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