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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寒而栗造句】荆永鸣:我的牙

作者简介

刑永明,内蒙古赤峰人。

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外地人》《大声呼吸》《创可贴》《在时间那边》,长篇小说《老家有多远》《北京时间》等。作品曾获老舍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20余种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

她在前边走走停停,我在后边如影随形——肩上背着她的小包,臂上搭着她的衣服。她需要空出手来,这摸摸,那指指,并不时地走进装有大镜子的小屋里,一阵忙乎……少顷,像换了个人似的闪出来:

还行吗?

不错,不错,挺好的。

我觉得颜色太跳了。算啦,再转转。

像所有的奥特莱斯一样,这家国际品牌的服装商场一共三层,设计独特,主体楼是圈型结构,中间留出开阔的天井,每一层都有一条悬空的人行通道。通道一侧,阿玛施、卓雅、阿迪、耐克、哥弟等等,全是一家挨一家的品牌折扣店,据说有三百多家。我们来到商场时,上午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一层楼没转完就到了午饭时间。她问我先吃饭还是怎么着?我说吃饭、吃饭。

吃完了重庆火锅,她重新提起了精神,开始下一轮扫店。她用不同的眼神在琳琅满目的服装上扫来扫去、寻寻觅觅,那种不弃不舍的神态,就像在寻找一件遗失在这里的什么东西,而且非得把它找出来不可。当“扫”完第三家商铺时,她敏感地意识到了我的神情倦怠,也许觉察到了我在暗暗咬牙切齿也说不定。她说哎呀,我都忘了,你还是找个阴凉地方等我去吧。

妻子是个懂我的人,或者说我们彼此都懂。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她买衣服都拒绝我陪着她。我会找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抽烟,待着,实在无聊了,就玩玩手机。她偶尔会送来一件新买的衣服,或递给我一瓶可口可乐以示慰问。这样的感觉就和谐多了。

此时,九月的阳光照进奥特莱斯宽阔的天井里,耀眼明亮。我在二层楼台一个休闲角的遮阳伞下坐着,悠闲地抽着烟,观察着眼前各式各样的过往行人,非常有趣。坦率地说,如果从男性的角度考虑,服装商场的规模真不应该太大。商场越大,选择的余地越大,消耗的时间就越多,挑来选去的过程就越是磨磨叽叽。在偌大的商场里,你会发现,被女人拖得愁眉苦脸的男人太多啦。说起来很正常,假如不是变态,假如前边走着的那个人不是刚刚搞到手里的小三儿,可能没有一个男人会对这样的跟差“打心眼里高兴”。但你又不能不高兴,且需要保持一种应有的谨慎。如果你因为她的磨磨叽叽不高兴,她就会因为你的不高兴而生气;她一生气,保不准你就会原形毕露了:还想不想买?

不买了,回家!

回家不吵起来就怪了。这是常识。作为一个男人,你必须得懂。

我抽了一支烟,又吃了妻子送来的一个冰激凌。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牙疼。开始,我并没怎么在意。我想这可能是抽烟、吃雪糕加上先前的麻辣火锅造成的反应。以往也有这种情况。从经验上说,这种冷热反差造成的疼痛很快就会消失。奇怪的是,这次却没有“消失”,还有不断加重的趋势。最初的感觉是满口牙疼,接着便集中到右上侧的三颗槽牙上。不用说,大面积的疼痛一旦凝聚为一个具体的部位,其疼痛的力度无疑会加重。就好比有人用力握住你的手臂,其疼痛也是一只手的疼痛,假如用两个指甲掐住你一丁点肉,那种疼痛感就会变得十分尖锐。

就在我被一种尖锐的牙疼折磨得坐立不安时,我妻子提着两个服装袋儿回来了,带着一脸的成功与喜悦。

等急了吧?

我没吱声。

她把脸上的喜悦换成了疲惫:总算买上了。

我还是没吱声。

她看着我说,又怎么了?

我说什么叫又怎么了?我的语气抓住了她那个“又”字。

她说,那你怎么不吭声?

我用手掌捂着右边的脸,烦躁地说,我牙疼!

这下把她镇住了。她表情紧张地看着我说,咋还牙疼了呢?

我说,就怪你那个冰激凌,我说不吃,非让我吃!

她委屈地解释着,我不是怕你热吗。走,赶紧回家吧,吃药去。然后,又犯愁地嘟哝了一句,你这牙,可咋好……

毫不谦虚地说,我的牙原先挺好的。换过乳牙后,一共三十二颗,各就其位,上下对应,排列得还算整齐,不太难看。只是有些发黄。这黄不是烟斑,不是茶渍,也不是四环素或黄霉素牙。据村里一位权威的老人说,因为井水里有氟,人的牙齿就黄。这就没治了。你总不能因为牙黄就不吃井水,而且又不是你一个人,村里人的牙齿都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冷光美白、无痛超声波之类的洁牙技术,黄就黄了,没人管它。甚至都没人刷牙。也许当时没那个条件,更主要的是想不明白:刷什么牙呢,刷完就不用啦?基于这样的逻辑,所以都不刷。

我不刷牙,但我剔牙——是跟小辉他爸学的。小辉他爸是个矬巴子,镇脸子人,村里人都怕他。他是队长。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起十多岁时的情景,我们几个孩子在生产队院里玩,小辉他爸蹲在一个碌碡上,一边给人开会,一边用一片席篾剔牙,只见他嘶嘶地抽几口冷气,然后呸儿一下,把嘴里的一个什么小东西射出老远。特别潇洒。我要跟他学!那时候哪有什么牙签,我就用笤帚苗剔,用炕席篾剔,然后像小辉他爸那样,把嘴唇半张半合,嘶嘶吸几口冷气,再呸儿一下……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一次能成功地射出一个“小东西”。有一次还把一个小铁片儿在牙缝里折断了。我妈费了好大劲儿,最后把牙花子都弄出了血,才把小铁片用针挑了出来。我爸在一边看着说:“好像吃了肉似的,你跟谁学的?”说完就给了我一个耳光子。那时候,我爸常用打耳光的方式校正我的人生追求,很有作用。此后,我再也不剔牙了。除了上中学的时候学会了每天刷牙,此外,我从没以任何方式关照过我的牙齿,甚至我都很少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那时候我的牙齿多好啊,吃黄豆,嚼糖块,嗑杏核儿,咯嘣咯嘣的。无论冬夏,专喝那种扎牙根儿的冰镇啤酒,瓶启子都不用,瓶盖一口就咬下来了。几十年的酸甜苦辣,连同金子一般的青春岁月,都被我坚硬的牙齿干掉了。

好点了吗?在回家的路上,我苦着脸开车,妻子不时地冒出一句。怎么说呢,有时好一点,有时又猛烈地攻上来。

她说,你慢点开。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把车子开得飞快。这是疼痛的反作用。极端的疼痛能让人忽略其他代价和成本。

我强忍疼痛,龇牙咧嘴地把车开回家,却没能像所期望的那样:药到病除。我不知道那三颗牙齿怎么对药物有那么大的抵抗力,什么镇痛的、消炎的、清火的,一起招呼,“下猛药”,完全不起作用。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要命倒不至于,没听说哪个人是因为牙疼而与世长辞的。倒是博尔赫斯说得更精彩。他说,只要一次牙疼,就可以否定上帝的存在。我暗想,这个阿根廷老爷子肯定不是一次牙疼就说出了如此绝望的话——连世界都改变了。

当然,我也不是第一次牙疼了。

我第一次牙疼,好像是三十二岁那年秋天。我们煤矿医院的台阶上落满了金黄色的树叶,让我记住了那是秋天。其实,我的牙疼与季节没关,而是与酒有关。煤矿人喜欢喝酒,这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至于为什么爱喝酒,挺复杂的,我就不说了。单说那段时间我一连喝了几天大酒,人没事,但把牙喝疼了,一连疼了两天,最严重的时候,都想撞墙。实在挺不住了,只好去医院。当时我们矿上的医院还没有牙科,更没有相应的检测和治疗设备。我找的是一个外科医生,姓李,大个子,很熟,曾在酒桌上多次碰到过。他捏起我的右侧嘴唇一看,说,你这颗牙怎么少一块,受过伤吧?

我想起来了,在多年以前,我这颗牙曾被王宝珠用技巧干掉了一块碴子。王宝珠和我同岁,他个头不高,见鸡撵鸡,见狗打狗,还用小木棍去捅生产队的驴屁股,对动物很坏。我们常在一块玩。有一次他引诱我说,你用手捏住自己的鼻子,就张不开嘴。我根本不信。因为我已经十二岁了嘛,这点常识还是有的吧。一实践,我不但张开了嘴,还像个傻瓜似的张得挺大。就在这时,我觉得嘴里弹进了一个什么东西,吐出来一看,是个羊粪蛋儿!我恼了,回手给了王宝珠一个耳刮子。他没还手,我还以为他接受了惩罚,没事了呢。哪知过了半天,他趁我不注意,瞅冷子一拳捅在了我的嘴巴上,转身就跑,比兔子还快。后来我发现我的嘴角流了血,右侧的一颗上牙少了一块碴子(可能是在外力作用下,被别的牙齿垫掉的)。回到家,我妈一看就生气地说,“找他爹去,让他给换一颗金的!”

王宝珠他爸就镶着金牙,是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拔掉了一颗门牙镶上的。曾经,在我们那条山沟里,谁的嘴里有颗金牙那是一种富贵的象征,相当了不起。据说王宝珠他妈就是冲着那颗金牙嫁给他爸的,结果才有了王宝珠这个小坏种。但说起来有趣,后来我们村子里那批孩子,最有出息的就是王宝珠。多年以后,王宝珠曾请我喝过两次酒。回想起小时候村里的生活,我们都非常怀恋那一段时光。我们都已长大成人。重要的是,我们都已经离开了村子。

王宝珠感慨地说,真是深山出俊鸟啊。一百多口人的小山沟,出了你这个会写文章的秀才。不容易呀。

我说不行、不行,没能耐的勾当。

他说,你这可是打架拽胡子——谦虚(牵须)了。我呢,好歹也弄了个派出所长的差事干干,虽说小了点,也还中吧?

我说,正经中了!再说了,你才三十岁出头,还得升呢。

许还能上上?

我说,能上,肯定的!

他表情严肃地骂了个短句,说,要是你说了算就好了。不说以后的事了,就说现在,在本镇的地盘上,再扩大一点也没问题,有什么事你尽管吱声,办不了,是我能力不够,不吱声就是你瞧不起我。我们什么关系?一块和尿泥长大的。对不对?

我说那是,那是。

接着,我们就很温情地回忆起了小时候的光阴,说到了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但是他打掉我半个牙齿的事,我们谁也没提起。几十年过去了,谁还把儿童时代跟谁打过一次架挂在心上呢。

现在我才明白,人不要动不动就说“一切都过去了”那样的傻话,那看什么事了。只要被伤害过,那种伤害就会永远存在着。尤其是牙齿,只要少了一块,你别指望它会长出来。这不,隔着几十年的漫长岁月,它带着当年的疼痛和往事终于找上门来了。

医生问我,你想咋办?

我说李哥,只要不疼,随你处置……疼死我了。

李哥斟酌了一下,很负责任地说,要是拔了呢,牙根没坏就可惜了。打个封闭吧,不行再说。

所谓封闭,就是注射盐酸普鲁卡因。李哥的技术不错,立竿见影,即刻解除了我的痛苦。

时间嗖地一下过去了十多年。

十多年不是短时间,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都变了。为了谋生,我从煤矿来到了北京。其实我想说的是,那颗被派出所长在孩子时候打伤过的牙齿,那颗被李哥封闭过的牙齿,作为我身体上最坚硬的一部分,早就率先离我而去了,遗失在故乡往昔的风尘里。我常常在某一些瞬间怀念它。

如今,在它空出来的位置上,是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人工替代品。最早的,是那种普遍应用的塑胶牙,树脂冠,两端各伸出一个精巧的不锈钢丝卡环,像螃蟹的两只小爪,在前后两颗牙齿上一夹,挺好的,跟别的牙齿非常吻合,吃呀,喝呀,啥都不影响,可劲造。缺点是,每天必须取下来清洁、刷洗几次。最主要的还不是麻烦,而是不雅观。许多时候不敢笑,一笑,不锈钢丝就露出来了,嘴里就像含着一个曲别针。

后来有了烤瓷牙。按广告的说法是:“色泽柔和,媲美真牙”。我和妻子去了一家口腔诊所,墙上有介绍,有贵金属和非贵金属之分,根据不同材质,从五百到一千元不等,价格不菲!

我妻子看了半天,说,就换个八百的吧。

我说去个屁的,不换!

怎么说呢,现在的八百块钱不能说不是个钱,但至少与十八年前不是一个概念了。那时候,大米是一块三一斤,猪肉是三块四。说起来你可能都不信,当时有个蠢货竟在网上公开咨询:“我花八百块钱卖个女孩犯不犯法?”总之,我觉得八百块钱换个假牙太不值了。别的不说,少吃二百多斤猪肉哇。

我妻子说,哪还省不出来八百块钱?换!她盯着墙上的价格表说,能用二十五年呢。

我在脑子里费劲地做起了数学运算。我的心算能力很差,但还是算出来了:800÷25=32。也就是说,一颗牙的成本,每年平摊是三十二块钱。在北京租一间小房每个月是六百,就算是租个假牙吧,使用一年,平均成本才三十二块钱。倒也不多。那就换吧。

一换就傻眼了。

一看交费单,接近三千块。

我说一颗不是八百吗?

牙医说,对呀,一颗八百,三八两千四。加上修复时用的麻醉药,再加上一次性耗材什么的,单子上都有。您算吧,一点儿不会错。

我疑惑地说,咋还三八两千四呢,那个三是哪来的呢?

戴眼镜的中年男性牙医笑了,像是被我的无知气笑了。他告诉我们,缺失的那颗牙,要用旁边的两颗牙来固位,就必须把旁边的两颗邻牙磨小,做上相同的牙冠,就像建一座桥梁一样,两边要有岸或者桥墩,才能搭接上,所以要按三颗牙计价。我这么说,您就明白了吧?

医生的话不是高深的医学术语,而且比喻恰当,也很通俗。他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再说别的就是四六不懂了。一咬牙,做!

做得还行。比那种不锈钢丝卡环的塑胶牙强多了。就是色泽上太白,要是稍微黄一点就好了。不过,行是行,我心里总觉得有些郁闷,标一颗牙的价,收三颗牙的钱,哪有这么整的!

我妻子说,不这么整,说不定你还不做了呢。这都是策略。做都做了,还纠结啥?能用二十五年呢。

她一拿时间说事,我就平衡多了。这一次,我不是用二十五年去摊薄一颗牙的成本,而是由时间想到了比数学更深远的人生意义:人一天一天活着,说到底不就是在跟时间搏斗吗!为了有足够的战斗力,为了在饱含酸甜苦辣的生活中提取足够的营养,你就得需要一副好的牙齿啊。试想,在如此重大的人生背景里,花个三千、两千的安装上一颗假牙,借用一位已故熟人的话说:邻居家死个耗子,多大个事儿呀。

没想到,二十五年的三分之一还没到,我的假牙就不行了。也不是假牙不行了,那种金属特制而成的东西无比坚硬,怎么能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准确地说,是磨去三分之一、再套上牙冠、被当作“桥墩”的那一颗牙齿不行了,发炎了。疼得我三天三夜没合眼。那一波三折的治疗过程,容我稍后再说。

我先说这次。我这次牙疼,还是来自于那三颗烤瓷牙的内部。也是坚持了三天三夜。有些事情为什么总是以三天三夜为限呢?这是个谜。在三天的疼痛中,我换过无数种药品,凡药店里带有治疗牙疼字样的,都试了,都没用。先是右边上侧的几颗牙疼,紧接着是对应的下侧牙也疼起来了。说不疼,跟好牙一样,疼起来,就像那种电火锅,呼一下就开锅了。随之而来的尖锐疼痛一直蹿到头顶,并迅速地扩散到半张脸,这时候,含一口冰镇的矿泉水,又呼地下去了。不到半分钟,又呼地开锅了。想不明白为啥这么一种疼法。都邪了。在如此反反复复的“开锅”中,我不止一次设想:这要是寒冬腊月就好了,找个冰冻的小湖,凿开一个窟窿,把脑袋扎到冰下的水里去,肯定要比现在的感觉好受得多。

根据当时的疼痛症状,我到网上去查。我知道网上什么都能查得到,可谓万事不求人。我在搜索栏里输入“牙疼一阵一阵的疼”,用鼠标一点,就哗地拉出几十个网页,悬河泻水,全是对同一种症状的询问与解答。我发现,遭受着牙疼折磨的不是我一个人,光是“一阵一阵的疼”的,就有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仔细阅读着十几个网页中的每一条答复,他们有医生,也有网友。建议不同,解答不同,但他们都是无私的、善意的,并富有一颗伟大的仁爱之心!特别是那些已“康复”的网友,详细地讲述着自己的疼痛症状、所用药名、治疗方法、注意事项、经验教训等等、等等,不厌其烦。最后,还“希望我的解答能对您有所帮助,并祝您早日康复!”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呀!我忘记曾跟哪个朋友说过了:病人的内心最善良,最纯净,绝不会邪念丛生、诡计多端。躺在病床上还构思着怎么整人的人,大概是少而又少。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至少,人在牙疼的时候绝对不会。

从网上下来后,我蛮有把握地告诉妻子,我是牙髓炎,肯定的!

我妻子不屑地说,知道什么炎就不疼了?别犟了,还是上医院吧。

说实话,我不是没动过去医院的心思。可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去医院,心里那种乱七八糟的感觉仅次于牙疼。所以我宁可吃点好药、贵药,但凡能挺住,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去医院!谁愿意去医院啊。

我妻子说,不去你就挺着吧,反正你自己受罪。

我挺了三天,终于挺不住了。

牙疼是个问题。去哪家医院是个更大的问题。

北京的医院很多,不是说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都在北京吗?此外,大大小小的口腔诊所更是遍地都是。远的不说,我们小区门口对过就有一家“镶得乐口腔”。好像是新开的,旁边一家婴儿用品店的电子广告牌上,还移动着一条有趣的“帮腔”字幕:“隔墙老张弄牙不赖!”这两天,牙疼得我一趟趟往街上的药店跑。我在“镶得乐”门前过了好几次,我假装是过路的,假装牙不疼只是好奇才往店里瞅的——经侦察,这家口腔诊所店面不大,只是玻璃窗子很大,店里有一男两女,都穿着白大褂,怎么看,都没看见一个患者。晚上也没有。我想,要是银行这么清闲就好了。但是诊所就不行。虽然每次去医院总嫌那里像赶大集似的,人太多,烦,可是一个患者没有的诊所,你敢进吗?再说了,我第一次的烤瓷牙就是在一个小诊所安装的。几年后牙疼,去了一看,完了,口腔诊所没了,成了美容美发店了。

我妻子的意见是,去就去大医院,必须的。

几番权衡、斟酌之后,我选择了十五公里外的一家大医院。当然,它在北京绝对算不上大,但在我所居住的区域也算首屈一指了。我妻子排队挂了号,才知道挂号费已经涨了十倍。二十倍也得看呀,谁叫你牙疼啊对不对?挂上号,下个环节就是到口腔科去排队候诊了。候诊的男男女女真多!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受着牙齿折磨的人呢?这就是佛门所说的“人生即苦”之一种吧。

在三个多小时的候诊中,我基本都是在洗手间里度过的。为了缓解该死的牙痛,我必须不停地把冰镇的矿泉水含在口里,再不停地吐到洗手池里。在我旁边,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像我一样,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不停地漱口。我们彼此看一眼,那种惺惺相惜的眼神,很有一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差不多就是半个知己啊!

在叫号的扩音器里,我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了诊室,其急切的心情不亚于一个受难者去拜见上帝。当我走向指定的诊台时,却禁不住一顿。我敏感地意识到运气有点不佳。坦率地说——也许是偏见,我总觉得在所有技术和手艺方面,还是男人更出色,比如厨师,比如裁缝。医生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姜是老的辣。我眼前的这位医生太年轻了,而且是个女的。我心有疑虑,可又不能退出去不看了,况且我的牙正疼得要命,就算死马当活马医吧。豁出去了。

后来我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姓乔,叫乔路宁。应该超不过四十岁,身材窈窕,“天使”装束,蓝色的口罩上方闪动着一双漂亮的眼睛。估计看不见的部分也错不了。

怎么了?

牙疼。

几天了?

我告诉她三天了。同时非常庸俗地描述了那种不断演变的疼痛方式和过程。我甚至撒谎说,我正在写一篇有关牙齿的小说呢,牙就突然疼起来了,真是怪事!我以为她会问我一句:您是作家?但是没有。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态度很好地让我躺在诊床上,张开嘴,把一个像面包一样的无影灯转过来,对着我的脸,她戴上胶皮手套,让我“张嘴”,又扒着我的嘴问,哪颗疼?

我说,右侧,上下全疼。

哪边先疼的?

上边。

像所有的牙医一样,她用一个金属之类的东西在我右侧的上牙上一个一个地敲,又用冰棒在牙面上冰,以测试是哪颗牙出了问题,我感觉有两颗牙齿钻心一般地疼。

她让我去拍了牙片。我重新躺回到诊床上。她在转椅上对着电脑看了看片子,之后转过身来告诉我,有两颗牙已经坏了,一颗是冠里的,一颗是冠外的。如此看来,没挨过拳击的牙齿也会坏。因为你得用它。用它咀嚼食物,为生命补充营养,在咀嚼着生命的同时,也在咀嚼着时间,时间是个软东西,但牙齿干不过它。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从这种意义上说,牙齿都比不了舌头。舌头和牙齿总是在同时工作,但没听说谁的舌头坏了,换了个胶皮的。说到底,牙齿就太正直、太坚硬了,它就是被时间硌坏了。

我问她是怎么个坏法。

她说是牙髓炎。

跟电脑上的诊断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疑义。我知道,牙髓炎的常规治疗就是开髓、拔髓、封CP棉,做根管治疗。不过,女医生有言在先地告诉我,因为其中一颗是烤瓷冠里的基牙,开髓的时候有可能会打偏,或者把原有的牙冠损坏,那样就得拆卸烤瓷牙。

然后重做?

她说,是的。

我想,以前她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果真如此,麻烦就大了。毕竟,我已经卸掉过一次了,回想起来,那简直就是一项工程,相当费劲。

您的烤瓷牙是哪儿做的?

我告诉了她。

不知道是对那家医院肃然起敬了,还是对我那几颗假牙产生了怀疑,她说真的?

我没有骗她。大约是五年前,我嘴里的第一代烤瓷牙不行了,发炎了,只好去了一家口腔诊所。医生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大胖子,金鱼眼,呼吸粗重。他敲了敲我的牙,又拍了牙片。最后确定是牙冠里的一颗牙发炎。结论是:必须拆除不良修复体,再治疗。

我说,什么是不良修复体?

他说,您这三颗假牙啊,哪儿做的?

我说,忘了叫什么诊所,没了,变成理发店了。

我说嘛,做出这种牙的地方肯定不成。

都拆吗?

他说,三颗是连体的,都拆。

没想到,拆牙比镶牙还费劲。先是用刀剥离牙龈,用钎子撬,把钎子放在牙齿上,再用锤子往钎子上砸,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凿。虽说这些工具都是微型的,但牙的传感力太强了,我甚至怀疑它还有放大的功能。他每凿一下,就有一颗微型的枪子射进了我的脑仁儿里,所幸没炸开。那种疼痛的记忆,吓得我真像是在等枪子似的,他不凿的时候,我还像挺尸一般,全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这牙就这么难卸?

好,您以为呢!

您是不是刚学的牙医?我的话已经很不客气了。

胖牙医喘着粗气说,开玩笑!我都干了三十多年了。

我心想,干一百年你也比不上我爹。真的,我爹不是牙医,他却是个拔牙的好手。村子里谁牙疼了,挺不住了,就会捂着腮帮子去找我爹。那时候我想不明白,比骨头还坚硬的牙齿怎么会疼痛呢?大人的许多事情可真怪。我爹一看,说这回活动得差不多了,熟透了,拔去吧。于是找一根线绳儿,从牙缝里勒进去,再绕一圈,如果上牙,就用一只抓住线绳儿,猛地往下一扽;如果是下牙,他会一手提起线绳、绷紧,另一只手按在对方的头顶上,猛地往下一压,一个寸劲,牙就下来了,连血都没有。我小时候,我们家窗台上有个罐头盒,装了半盒子牙,记不得都是从谁的嘴里拔下来的。如今,那些拔过牙的人大都像我爹一样,去了天堂。愿他们在天堂里不再牙疼。

时间过得真慢。

一个小时之后,眼前这位牙医仍在不停地忙着。他费劲地喘着粗气,不是累的,而是坐在那张小转椅上窝的。他胖呀。其实胖还容易使人联想到笨———至少,眼前这位牙医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他把一个牙医所有的工具都用遍了,眉毛上直冒汗,就是卸不掉我这几颗烤瓷牙。没办法,趁他直起身擦汗、或去寻找别的工具的间隙,我自己都动手了。我抓住那几颗顽固的假牙,不停地晃荡、拧,感觉它们已经有点松动了。我的举动有两次都受到了胖牙医的不屑与蔑视。他鄙夷地说,您要是拔下来,我就歇菜了!

最后一次,我没听从他的制止。我瞪着眼,两只手指倔强地捏着我的假牙较劲。就在他眼睁睁瞪着我的时候,我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得胜似的举着一颗牙。那一刻,我真渴望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这牙是不是我自己拧下来的!

胖牙医先是目瞪口呆,接着就背过身去不停地咳嗽。或许咳嗽能在某些瞬间对人有一种微妙的帮助吧。当时我没说一句嘲讽之类的话,不是因为他咳嗽了我才没讽刺他,而是我不喜欢让别人过于难堪。生之为人,这点怜悯之心我还是有的罢。更何况,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一个多小时喘着粗气的不懈努力,为我打下了“松动”的基础,我也绝对不可能把假牙拧下来。这是真话。不过,后来我还是没在那个诊所修复我的假牙。这也许是我的错。谁能保证一个拆不掉假牙的医生,就不能怀有一身做牙的绝技呢?

我去的是一家大医院。其实“大医院”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我不是说那里的医生技术不行,而是那里的医生差不多都带有一名外地来的进修生。治疗方案由本院接诊的主治医生定,而修复牙齿的活儿都是由进修的医生操作。其实也正常,人家花了许多钱来取经,不让人家作临床实践哪行呀。

我现在的这几颗烤瓷牙,就是一个来自县医院的进修医生做的。四十多岁,态度很好,磨牙啊,取模啊,都很熟练。不过最后一道工序却出了问题,烤瓷牙冠做好了,试戴的时候,怎么调整也扣不严实。他说第二方案就是垫一个金属片,这样,看上去可能会露一个小边儿(估计在县医院他就这么干过,已经很有经验)。我明知道是他技术不够精湛,造成了失误,但我总不能野蛮地给他一个耳光子。那时候还没有“医闹”这种事呢。在我看来,医生就是上帝,况且我又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当时,我都委曲求全地同意“垫一个金属片”了。幸亏那位专家级的主治医师不知从哪转回来了,发现及时,亲自上手补救。谢天谢地,终于校正了那个进修生的愚蠢。否则,我的嘴里又得含着一个曲别针了。

其实,没有曲别针也不行。几年之后——也就是现在,还是出了问题。已经像开锅似的疼了三天三夜,谁受得了哇!得治。现在想起来,我的生命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修牙中渐渐衰老的。当然,即使不修牙,生命也可能会衰老的罢。

我用请求的口气跟年轻的小乔医生说,最好保守治疗,实在不行再卸掉。我没告诉她我这几颗牙是多么来之不容易,这不是个聊天的地方,医生也不是个可以随便聊天的对象。我只告诉她,需要无痛治疗,多打麻药!

小乔医生非常之好地照做了。麻药给得很足。她用电动砂轮磨,用手工锉刀锉,用小电钻打,用锥子扎、挑,再用小钩子钩……都一点不疼。只是感觉嘴唇厚厚的,好像少了半拉嘴。重要的是,年轻的小乔医生不愧为一位出色的牙医。她能透过坚硬的烤瓷冠,把里边的基牙干穿,把牙髓掏出来,而没让那几颗烤瓷牙出现她事先警示过的“崩瓷”,实在令人敬佩!虽说开髓、拔髓成功与否尚待验证,至少我的假牙是保住了,不用卸掉重做了。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第一次治疗结束。我走出医院,九月正午的阳光泼洒下来,丰沛、充足,世界异常明亮。麻药还没过劲儿,我眯着眼,用“半拉嘴”吸了一支烟,在一缕缕幸福的烟雾中,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牙不疼的感觉太好了!

谁说姜是老的辣?谁说女子不如男?后来的事实证明,小乔医生的技术非常出色。从开髓减压,消炎、镇痛,去除牙髓,到最后充填密封根管,我只去了三次医院便齐活儿了,没事儿了。

不过,外边的这颗牙得做个冠。

我说,不是做了根管吗?一点不疼了。

小乔医生说,根管治疗后,牙齿脆性会变大,容易劈裂。最好是做个冠,保护患牙。说到这,她第一次摘下了口罩,果然是一位漂亮的女性。

我问她,还是您做吗?

她微微一笑,说,不是,您得去修复室。

看出我有些踌躇,她进一步建议说,做吧,如果有了问题再做,用邻牙搭桥就得做两颗了。听我的,没错。

谢过小乔医生,从“第三诊室”出来后,我把小乔医生的建议告诉了妻子。

妻子审视着我说,既然晚做不如早做,那还拖着干啥?

其实做冠很简单。先是把你那颗需要保护的牙齿用砂轮磨小,再用牙托盘取模,之后把牙的模型送往加工厂,去加工假牙。这期间,他会给装上一个塑料材质的临时牙套,保护基牙。等烤瓷冠做好之后,换掉那个塑料牙套,就齐活儿了。

我问修复的医生,得多长时间?

他说,大约一周,到时候我们会电话通知您。别着急,这期间您该干嘛干嘛,啥也不耽误您干。五十多岁的医生是个幽默的人。

其实我啥也没干。当你意识到你的一颗牙还在加工厂里做着呢,你的感觉不可能会完全回到正常的生活。坦率地说,在等牙的过程中,我只参加了一次文学圈里的小型聚餐。是由刘坦老师召集的。刘坦老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评论家,著作等身,口才也好,常常到处讲课。著名评论家嘛,哪有不到处讲课的呢。几年前我听过一场他的美学讲座:“美与丑的纠结与裂变”,讲得好!我非常敬佩他。不仅如此,刘坦老师还是一位仗义之士,喜欢喝酒,于是我们成了朋友。这天中午他召集几个朋友小聚,也没什么事,就是好久不见了,一起坐坐。到场的一共六位,我大都很熟,只有一位老先生没见过面,属于第一次“幸会”。刘坦老师带来两瓶五粮液,往桌上一蹾,说,今儿个得好好喝喝!

我说,我今天可喝不了。

他问怎么了?

我抱歉地指指嘴说,戴着套呢,内装修呢。

刘坦老师眼睛一亮,像是找到了知己,又像是幸灾乐祸般地哈哈一笑说,这可真是巧了合啦!

原来刘坦老师也在修牙。他张开嘴,把上唇收紧,说,你戴一个套就骄傲了是不是?看了没,哥这是仨,昨天才换上正式的。

话音刚落,旁边的一位老先生啪地一拍大腿说,坏了,把假牙落家了。得,今儿就吃豆腐吧。

大家哈哈一笑。

于是话题就转到了牙上。没想到,在座的,只有年纪稍小的一位牙齿完好,其余的人嘴里全有假牙。说起来也没什么,都是一甲子左右的人了,嚼了大半辈子的酸甜苦辣,哪有不伤牙齿的。

看,我这边一颗,这边三颗。

我这是对角的,上边仨,下边仨。

几个文人,庸俗地捏着自己的嘴唇,彼此展示着自己的假牙,各有不同。有烤瓷的,有种植的,那位老先生落在家里的,则是那种戴不锈钢丝卡环的活动牙。为此大家都很兴奋。热烈地交流了各自牙疼和修牙的痛苦体会。还你一句,我一句,即兴地吟诵了几句古人有关牙齿的诗:什么“鬓发苍浪牙齿疏”;什么“牙齿缺落时,盘中堆酒肉”;什么“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都是好诗,都很伤感。

接着,就说到了牙齿的重要性。有的说,一个人口腔中必须保持十二颗以上的牙齿,衰老速度才会减慢下来;有的说,牙齿是体内重要的平衡器官,如果牙齿太少,会出现活动失误,容易摔倒;还有的说,不仅撕咬、咀嚼离不开牙齿,说话、唱歌都需要牙齿,没有牙齿会漏风,吐字不清。强忍愤怒、表示仇恨的时候需要咬牙切齿,一颗牙齿没有的人,即使无比愤怒,脸上也显示不出什么力量。每个人都发了言,都研究得很透。其热烈的气氛不亚于一场小型的专题讨论会。

后来,又说到假牙的价格;说到所谓的植牙,就是用螺钉把假牙固定在牙巴骨上,令人不寒而栗,价格也吓人。说到牙医时,则各有不同的经历与体会。我主要讲述了那次拆卸假牙的艰苦过程,从而引起了那位老先生的强烈共鸣。

知道我为啥要做那种可以自由拆卸的假牙吗?都是那个二百五把我害的!

老先生的经历跟我差不多。原来的假牙也是烤瓷的,用了几年就不行了,发炎了。医生说必须得拆掉。拆就拆吧,总不能疼死呀,是不是?医生就用一个小凿子凿,梆、梆、梆,一下又一下地凿……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假牙啪地掉了,没想到崩到了嗓子眼,一抽气,直接咽进了肚子里……说到这,老先生都气乐了:我这是真正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容易吗?!

众人哈哈大笑。刘坦老师笑着说,你咽到肚子里算啥?我跟你们讲个乐子吧。

他就讲,前几天有个人戴着假牙套在深圳讲课,讲着讲着,他突然鼻子一酸,一个喷嚏把假牙喷出去了,幸亏讲桌上有一圈儿围沿挡住,那假牙才没射到地上去。当时最前边的听众全都惊呆了。

大家都乐了。说打个喷嚏就掉了,这什么牙呀。

刘坦老师说,临时牙套嘛,做得比较粗糙嘛,又没粘牢,嗖一家伙喷出去了。

都问,谁呀?谁呀?

别问谁了。

说说,肯定是熟人,太好玩了。

刘坦老师苦着脸说,好玩啥呀,说起来难以启齿,就是鄙人!那人丢的,以后我再也不去深圳讲课了。

众人一怔,也可能把刘坦老师放进他讲述的事件里,重温了一下当时的情景,最后都尽量放松地笑了。

这不是个事儿。

就是,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个小小的幽默,又把大家逗乐了。

这时候,刘坦老师摊牌似的说,知道为啥叫哥几个来聚聚吗?我郁闷啊!他扫视完众人,又看着我说,就算抚慰一下老哥的精神创伤,给老哥压压惊,你能说不喝吗?

我说喝 !大不了把假牙喝掉了。

你得承认酒是好东西。几杯下肚,刘坦老师的郁闷就烟消云散了。他把一饮而尽的酒杯啪地往桌上一蹾,耿耿于怀地说,不就是喷掉个假牙吗?算个啥呀,喝!

这场酒,喝得格外豪爽而热烈。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迷迷糊糊,差不多要睡着了。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接起来一听,是医院口腔科打来的,一个好听的女性声音告诉我:“先生,您的牙来了。”

刊于2018年《草原》第5期

被《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7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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