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读《论语》。《论语》这本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过去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此语传说是说北宋首任宰相赵普的。据宋定国教授考证，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赵普生前及整个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1200年），都未曾出笼。在朱熹将《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称作《四书》并列入儒家经典，大肆宣传儒学之际，也未见有相关记载。此说出笼是在朱熹逝世二三十年之后。但此说真正流传开来，则是在元代。然而恰恰是在元代，对儒学和儒生极其轻蔑。所谓“九儒十丐”，即儒生的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儒生被称为“老九”的说法就是由此发端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当时的戏剧家高文秀在《遇上皇》杂剧中的一句台词，不过是被冷落的儒生们借以自慰的一种自我吹嘘心态的流露而已。不管怎样，吹嘘也罢，自我安慰也罢，他们不说半部别的书能治天下，单说半部《论语》能治天下，也可见《论语》一书与其他儒学经典相比的地位不同）。
近代梁启超对《论语》一书的评价极高，认为《论语》一书，“字字精金美玉，实人类千古不磨之宝典。”“《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禅师们常说，“谈禅让人恶心”，他们的意思是禅法是让人来践行的，不是让人空口谈论的（所谓“口头禅”是也）。学《论语》也是一样。是必须要见之于行动方算是真学。所以，梁启超说，“《论语》之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修养人格，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
虽然如此，在切实践行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只有真正的“明辩之”，才能切实的“笃行之”。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真正认识到践行的必要性乃是践行的开始，最后的确落实到行动上了，那不过是这个认识的结果。这就是“知行合一”。下面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明辩之”。
对于《论语》这部重要的儒家经典，从汉朝至今，其注疏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所以选择几本较好的参考书成了一个问题。我是这样选的这几本：
1、《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
2、《四书集注》，南宋朱熹著；
3、《辜鸿铭讲论语》，辜鸿铭著；
4、《论语新解》，钱穆著；
5、《论语今读》，李泽厚著；
主要是以上5本参考书。其他的还有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杨逢彬先生的《论语新注新译》等书，不再一一列举。此外，在解释到个别章节时还会采纳一些陆王学派的许多解释，因为陆、王二人都没有专门为《论语》作过注疏，所以只是讲到个别章节时，如果他们解释得更好，我们就采纳它。
大家都看到了，由于解读的都是大家，所以他们的说法都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不幸的是，这些权威们也经常莫衷一是。往往同一句话，解释的千差万别，于是就让我们这些晚辈学子无所适从。要想把这些互相打架的解释一一辩明，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碰到这种情况时，笔者就谈谈自己的看法。当然，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管你同意不同意笔者的意见，笔者都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