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撰文/夜辰·河南郑州
编辑/渝夫·天津河东
【渝言不止】
一些作家之所以不朽，或被人怀念，除了作品过硬，另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他已经死了”，比如鲁迅，比如王小波，还有诗人海子，差不多都是在创作巅峰期英年早逝，他们独具风骨的遗作便全部成为绝唱，进而被人铭记甚至膜拜。
如果鲁迅、王小波们寿终正寝，他们后来的作品还会不会保持特立独行的风格？现实的羁绊和利益的诱惑能不能让他们屈从？抑或他们还能不能继续痛快淋漓的呐喊表达、战斗到最后？甚至也一步步退化为“沉默的大多数”？
去年，购了一套《王小波全集》，一共10本。读完《黄金时代》后，对小波有了一个轮廓式的了解，总觉得他是个“异类”，就好像误闯人间的小妖怪，脚踩两界，一边体验万丈红尘，一边审视人间荒诞。
前段时间，又看了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是一本杂文集，还有一些随笔和给其他书写的序和跋。正如作者所说，“我以写小说为主业，但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这像是一种宣示：我王小波来过人间，对人间世事有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好恶也好、爱憎也罢，这就是我的声音。
这么一想，书名“沉默的大多数”也蕴含了一定寓意，起码作者不愿意沉默，也不想成为大多数。这点深得我心：人活着嘛，谁没有点情感和看法，管他说出来的是对还是错，重要的是自己就是这么想的，这就足矣。“我以为……”对这个世界也许不重要，对自己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笛卡尔不是说过“我思故我在”嘛。这么看，我说故我在，我写故我在，更往前进了一步。这个想法实在有点儿“老子到此一游”的心理。
再说杂文这种文体，简直太好了，短小精干，有尖有刃，天生骨血里就带着批判性和战斗性。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么一说，杂文还真是辩证法的血脉相承。
细细想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辩证思维告诉我们，凡事都可以一分为二地看。一眼望去，这过往的人间一会儿是天堂，一会儿是地狱；这世人一会儿是圣贤，一会儿是禽兽；这诸多俗事一会儿是善，一会儿是恶；就连这黑和白，也是变来变去，令人无法琢磨。
说杂文好，因为这种文体在挑刺上很专一，它从不讨好、不献媚、不躲闪、不盲从，尽显文人肝胆和风骨，这也许正是千古文人的使命——做一只牛氓！苏格拉底就把自己比作牛氓，鲁迅也是。
瞎子说白天也是黑夜，聋子说音乐没有声音，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感觉。可当所处的时代，万千人颠倒黑白、混淆真假的时候，“我以为”这种东西，真的是太稀有了，即使有也只敢深深地埋藏在潜意识中。作者介绍了苏联30年代的时候，好多人突然就不见了，人与人之间都不再说话，连吵架都变换了方式，变成往别人烧水的壶里吐痰。在这样的时代，沉默也许是最安全的选择，怪不得“文革”时说梦话都会被揭发。
“在我的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一到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
“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
《沉默的大多数》可以说是作者对那个时代经历的苦难的咀嚼。王小波走过了“文革”和“知青下乡”的时代，却从来没有走出来过，他一生笼罩在那个时代的政治阴影下，不断地挣扎着、控诉着、宣泄着，每一篇文章、每一段文字，无论是描写爱情、青春、人生，还是发些议论，都能从中挤出政治伤害遗留的毒素，这也许是对自己灵魂的一种拯救方式，写出来也就吐出了毒液，好似在给自己疗伤。可往往这毒液里却含着精血，它们永远无法分离。有人说，小波是因为写作累死的，他的写作太沉重了，无法逃离，戴着镣铐起舞。
“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
胡适曾经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王小波应该算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在信中曾经表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从我辈开始，从我做起说点真话，足见其担当。我一直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公无私”其实是不存在的，人骨子里都恨不得让别人为了自己而活，或者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活，因为大家都以为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即便那些佛主、耶稣、圣人，诸如割肉喂鹰、舍身饲虎之类的做法，也只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最终成就自己。我以为“无私”这种东西一定意义上是不存在的。我宁愿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这个前提。比如，我愿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的主观意愿，因为为人民服务能够让我精神满足、实现价值，这样情况下的自我牺牲，其实是一种自我成就，行为是高尚的，却不能说是无私的。相反，有了这样的觉悟，还能消除自以为是的骄傲情绪，以及一心想让别人报答的心理，既然是为了自己，那还有什么可要求的呢！
“归根到底，毫不利己必然包含虚伪。”
“我忽然发现一个悖论：倘若一天，人人像我一样高尚，都以帮助别人为幸福，那么谁来接受别人的帮助？帮助别人比自己享受幸福，谁乐意放弃更大的幸福呢？大家毫不利己，都要利人，利归何人？这就是我发现的礼让悖论。”
22年前，也就是1997年王小波因病去世，那时他仅45岁。45岁离开人间，是有些遗憾，可他的追随者却越来越多，仍为之倾倒和沉迷。小波写过一篇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文章很出名，那头猪也令许多人敬佩不已，可见“特立独行”人人向往，却也是人人畏惧。死亡，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它令人无比恐惧，可有的时候，它又令人战胜恐惧。有的人，从“大不了一死”中获得了真实生活的勇气和力量，特立也好，独行也罢，活得畅快淋漓。有的人，却被“大不了一死”吓得瑟瑟发抖，千方百计远离“大不了”，宁愿虚伪苟且存活于世。大多数的人，应该是徘徊于期间吧！
“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
“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
“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胜利就是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我有极大可能活过45岁，可抛掉行尸走肉的时间，想必离45岁还差很远。人活着，也可能早已死去；死去，也可能仍旧活着。
【作者简介】夜辰，本名张烨琛，“80后”，生于鹿城，军装在身，奔走四方；以劳作砺志，以读书修行，以文章会友，涵养心智，求索人生，现已出版多部个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