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佛家有“种善人得善果”的说法。道家也说：“天道有循环，善恶有胜败。”
”可是在现实中，善恶真的如此界限分明吗？如果不确定善恶，又如何能随意指出其应该承担的后果呢？
提起千佛洞可能人们大多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不过它的另一个名字你一定听过，那就是莫高窟。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西端，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莫高窟门前有一片空地，稀稀落落有几座塔陵矗立于此，曾主持过莫高窟的僧侣大多埋葬于此。其中有一座塔陵比较特殊，因为在其中沉睡的并不是和尚而是一位道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这就是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对塔陵主人的一段描写。
从措辞不难看出，余秋雨对这位道人并没有多少好感，甚至有些恨意。其实也没错，在他眼中这位道人为了私利，倒卖国家文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罪人。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道人是不是真的如同余秋雨所说罪恶滔天？让我们一起回溯时光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看一看在那段历史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王圆箓，名字听起来就有几分道韵，他出生于1849年，祖籍湖北省麻城县。父母都是普通农民，跟当时大多数底层人民一样，家里的生活很贫苦，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是常态。
人不轻狂枉少年，王圆箓虽出身贫寒，但在他心里一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在那样的时代，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上升渠道又有多少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书考科举，可是这条路对于吃饭都成问题的王圆箓来说，显然是走不通的。
于是他选择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条路，参军。当然想通过行伍提升社会阶层也并不容易，因此多年过去王圆箓仍然是个大头兵。
1875年王圆箓随军来到了甘肃酒泉，当时道教在酒泉非常活跃。
有时候还会有道人进入军营宣传教义，时间长了，王圆箓觉得自己对道教的思想非常认可，修道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于是他毅然加入了道教。
后来王圆箓上了年纪，到了退役的时候，他便换上了道袍，从此四处云游，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
当时甘肃一带的道士似乎都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就是将荒废的寺庙改建为道观。
1897年左右，王圆箓云游到了莫高窟，一下就看中了这个地方。
彼时莫高窟共分为上、中、下三座寺庙，还没有完全荒废。其中上、中二寺被藏传喇嘛所占，而下寺正好无人居住。
见此情景王圆箓干脆就住了进去，此后他四处化缘，将得来的钱财全部用来修缮莫高窟，逐渐将其改建成了道观。
据记载王圆箓和他的两个徒弟生活非常勤俭，从来不妄动一分钱，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改建道观之上，可见其心中的信仰还是很虔诚的。
初到莫高窟的王圆箓给自己选定的修行之地是位于三层的一间洞窟，由于长时间无人打理，甘肃这个地方风沙又十分严重，所以当时洞窟里满是沙土，根本无法生活。
于是王圆箓就在洞窟左近搭了一个帐篷，暂时栖身其内。如此大的洞窟，想要清理干净实属不易，更何况那时他还没有弟子，孑然一人来到此地，四下举目无亲。
无奈之下他只得到城里求人施舍，用得来的钱财雇人与他一同清理洞窟。
即便雇了人帮忙，清理流沙的工程进展仍然很慢，前后一共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才将流沙清空。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在洞内塑立道教神像，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王圆箓发现了一笔巨大的文化瑰宝——敦煌佛经，自此也让他背上了骂名。
这日王圆箓正在洞外打坐，负责立像的工人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对他说道：“王道长，我们在洞内的墙壁上发现了点东西，您快过来看看吧。”闻听此言，王圆箓不敢怠慢，急忙跟着工人进入洞窟。
在工人的带领下，王圆箓来到洞内的一处角落，借着火把的光亮，他赫然发现面前的石壁上有一道指来宽的裂痕，透过裂痕看去，里面漆黑一片。
这就意味着裂缝后面是空的，也就是说这面石壁后面大概还隐藏着一个洞。
王圆箓和周围工人都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古洞内究竟有些什么，也许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起居之地，但也有可能藏着什么了不得的绝世珍宝。
随着王圆箓一声令下，工人们三下五除二就打破了石壁。大家靠着火把的光亮凝神向洞内看去，随后纷纷张大了嘴巴。
此洞面积并不大，仅仅是丈余之地，其内也并未见到大家想象中的珠宝，古玩，只有一眼数不过来白布包整齐地摆放其中。
王圆箓好奇地领着众人走上前去，随手打开了一个布包，将其中的事物拿出来一看，原来里面放的都是佛经。
也许在一般人眼里这些东西并不如此珍贵，但是身在道教的王圆箓自然知道经书对宗教的重要程度。
按说此时他完全可以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将经书私藏起来，要知道对这东西感兴趣的有钱人可不在少数，这些经文绝对能卖出一个天文数字。
不过虽说王圆箓没怎么读过书，对于民族大义之类也没有多深的体会，但是他的良心却只告诉他，这些佛经绝不能据为己有，应该将它们交给国家妥善保存。
转过天来，王圆箓吃过早饭就匆匆赶到了敦煌县衙，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择。
严择此人学问一般，眼界有限，他根本就没把这些佛经和古物当回事，敷衍了王圆箓一通，就把他打发回去了。
放下严择这边暂且不提，单说王圆箓回到莫高窟后，他立刻告诉工匠们保护好山洞中的文物，等待县尊大人前来接收。一连数日焦急地等待过后，敦煌县衙还是没有一点动静，他们并没有差人到莫高窟找他。
这下王圆箓可有点坐不住了，他害怕时间长了佛经的消息传到有心人耳朵里，到时候凭借他的能力可保护不了这些东西。几番思虑，王圆箓还是决定到县衙打探一下消息。
来到县衙，王圆箓从衙役口中得知，原来严择根本没把这些佛经当回事儿，更是不曾安排过人到莫高窟去接收。
得知这，他非常焦急，虽然愤怒于县令的有眼无珠，但是身为一升斗小民的他也不敢在此造次，毕竟县衙堂上的杀威棍可并不是摆设。
浑浑噩噩地回到了莫高窟，王圆箓一筹莫展，平心而论他非常想将佛经上交国家，这样能够让这满洞的文化瑰宝得到更好的保护。奈何他无权无势，说的话根本得不到官方的重视，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夜未眠，王圆箓最终还是决定要再试上一试，既然县令严择这条路走不通不妨换一条路走走看。
于是他找上了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这一次王圆箓多了个心眼儿，他觉得，之前严择可能是没有亲眼见到他说的佛经才不甚重视，所以此次他特意挑选了几部佛经装到箱子里，直接抬到了道台衙门。
这日廷栋正在厅内饮茶，忽听下人来报说是门口有一道人，抬着口箱子前来求见。
廷栋本来并不想见他，可是听说王圆箓还抬了口箱子，心想莫非是来给自己送礼的，有道是“举手不打送礼人”，倒也不妨见上一见，于是便命下人引王圆箓于书房相见。
书房内两人一番客套后分宾主落座，廷栋开口问道：“不知道道长找本官有何要事呀？”
王圆箓打了个稽首说：“大人，贫道本在莫高窟修行，不想机缘巧合之下在洞内发现了大批佛经，看样子年代相当久远，这可都是了不得的宝物，贫道不敢私藏，特来报官。”
随后他用手指了指箱子说：“恐贫道空口无凭，大人未必相信特随身携带了一些请大人过目。”
廷栋一听箱子里装的只是些佛经，心里早就没了兴趣，可转念一想如果这些佛经是名家所撰那可价值连城。
于是廷栋打开木箱，随意取出了几本佛经，翻看了几页不由得腹诽道：“这是些什么破玩意儿，纸张陈旧不说，这上面的字写的还不如我呢，算得上什么宝贝？现如今府衙人手紧缺，哪有闲人去接收劳什子的佛经，干脆先把这个老道打发走得了。”
心里打定主意，廷栋不咸不淡地对王圆箓说道：“此事本官已经知晓，就请道长先回莫高窟等候消息吧。”
看着廷栋的表情，王圆箓就知道自己这次又白来了，虽然心下失望可也没有办法，只得留下佛经告辞离去。
回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守护着这些佛经，盼望着敦煌县能出一位有识之县令。
这一等就是两年之久，1902年汪宗翰上任敦煌县令，这个人是进士出身颇有一些真才实学，尤其对古代文献很有兴趣。
王圆箓打听到了这一消息，立刻带着佛经再次走进敦煌县衙。
这次他没有失望，当汪宗翰看到他呈上的经卷后非常重视，连称其为国之重宝，并且马上写了报告呈送甘肃学政叶昌炽，就这样王圆箓发现的佛经终于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l904年5月15日，汪宗翰奉甘肃布政司之命，亲自检点封存藏经洞，又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
到此时王圆箓的一颗心终于落地，可以毫无挂碍地修行道法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王圆箓实际上负起了看守宝洞的责任，而且他干得相当不错，纵然莫高窟香火鼎盛，游者芸芸，洞内也从来没有丢失过一卷经书，直到1907年一位英国探险家的到来打破了这莫高窟的平静。
斯坦因，一个来自英国的探险家，长期活跃于新疆地区，搜罗了大量的古董文物。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在敦煌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佛画和价值极高的古经，于是便马不停蹄赶到了这里。
在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斯坦因并不是私下里找的王圆箓，而是在官方的陪同下出现的。
不巧的是这时王圆箓正云游在外，虽然道观中有两个徒弟，但是洞门的钥匙一直是王圆箓随身携带，他不在谁也进不去。
由此可见，王圆箓对佛经的保护可以说是尽职尽责，一把铜锁愣是把这位洋大人挡在洞外两个多月的时间。
王圆箓回来后，斯坦因第一时间找到了他，提出自己愿意资助王圆箓修缮莫高窟，但是需要用洞内的古物来换。
因为当时斯坦因身边有官面儿的人陪同，王圆箓对他并没有丝毫怀疑，且莫高窟的修缮确实需要大笔资金，王圆箓曾经多次向当地政府申请划拨银两，但是都没有得到答复，这次有人愿意帮忙他心里非常高兴，至于赠送一些佛经也未尝不可。
这一次，斯坦因从藏经洞共得到了24箱写本和5箱佛画，均为藏经洞艺术珍品。
而在押送这批古物去往新疆的路上，斯坦因又命令手下秘密折返敦煌，从王圆箓手中得到230捆手稿和3000多卷写本。
而可悲的是，斯坦因搜罗的这些文物并不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可以说当时敦煌地区的所有官员对这件事都是非常清楚的，就连盛放这些文物的货箱都一直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内长达三个月之久。
1908年2月，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用同样的方法从王圆箓手中购买了大约6000件写本和绢画。
后来他奉命前往北京，随身携带了一些来自莫高窟的经卷，也就是这些经卷引起了北京学者的重视，学者们联名上表要求国家收集剩余经卷，以免再次流失。
不久后学部电令陕甘总督从王圆箓手中购买剩余经卷，并为此特划拨白银6000两。注意，在这里学部下的命令是购买，而不是收缴，这无异于说明，政府是认可了王圆箓对佛经之所有权的。
同时在莫高窟修行的王圆箓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但是在官兵将佛经运走之后，他并没有得到学部划拨的这笔白银。无奈之下，王圆箓只能上表讨要。
敦煌县令看到了王圆箓的奏表怕将事情闹大，因为这笔银两实际上是被县衙给截留了，这事要是闹上去，他也会有很大的麻烦，于是他就给了王圆箓几百两所谓是香油钱的银子，把他打发走了。
这件事看上去是解决了，可是在王圆箓心里却埋下了怨念，他不能明面上抵抗强权，但是暗地里搞些小动作却是没什么问题。
于是他将佛洞中的一部分佛经秘密藏了起来，并没有上交给国家。
后来这些佛经被他大多卖给了日本人、俄国人以及再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
1923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盗取了里面的壁画，作为莫高窟的管理者王圆箓难辞其咎。
这件事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再加上王圆箓有过倒卖佛经的历史，百姓们纷纷迁怒于他。
在这样强烈的刺激下，王圆箓的精神出现了问题，他晚年一直是疯疯癫癫的。当然也有人说，王圆箓是装疯，借此逃避世人，事实究竟如何现今也已无从考证。
后世对王圆箓的评价褒贬不一，有很大一部分人同余秋雨一样，认为王圆箓是历史的罪人，造成了祖国文化瑰宝的流失。
但是事实上余秋雨的这种说法，对王圆箓来说未免有失偏颇。
首先王圆箓发现佛经后，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护，反而是政府官员对此视而不见。
再者王圆箓贩卖佛经并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修缮莫高窟不得已而为之，再说他的做法也并没有违反当时的律法，否则早就该被抓了。
王圆箓有错不假，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脱到一个普普通通的道士身上，相比于王圆箓，更应该受到唾骂的是那些贪婪成性、尸位素餐的清朝官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为王圆箓喊冤，许多专家都在批评余秋雨《文化苦旅》中对王圆箓的描写并不真实，认为其中夹杂了太多作者的主观臆想和凭空猜测，并指出余秋雨欠王圆箓一个道歉。
公正的来说，王圆箓只是一个平凡的道人，能力有限水平一般，因此保护莫高窟的文物不应该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古代文献大量流失固然令人心痛，但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并不是某个人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