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反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扶住他,把他送回了家。
他告诉我他是个历史老师。他问我是否知道《丑小鸭》的故事。他对我说:“这个故事是很诱惑人的!我像你这样年纪时也曾想过,自己会不会变成一只天鹅呢?可是......我本来该进神学院的,现在却进了大学。我的父亲是个神甫,他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研究不幸的人类历史--进化史。进化,这是人们自欺欺人的名词!生活是无理性的,也是无意义的。要是没有奴隶制度就不会有进化。没有少数人来统治多数人的话,就不会有进步。我们要是想改善生活,减轻劳动,那么结果只会使生活更困难,劳动更沉重。工厂和机器还不是为了生产机器,再生产机器吗?这真是很蠢的一件事!工人越来越多了,可是只有生产粮食的农民才是真正不可缺少的。粮食--这是需要用劳动向自然界索取的一切。谁需要的越少,他的幸福就越多;谁希望的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这样的思想令人吃惊,而且说得那么尖锐,那么露骨,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清晨,我在灰暗的晨雾里踏上积雪的道路,听着风雪的吼声,回想起那位受尽折磨的教师激怒的大叫,我觉得他的话像哽在我的喉咙里一般,憋得我十分难受,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愿意回面包作坊去,不愿意再看见什么人,而是一个人一直走到天蒙蒙亮。
木连科夫的小杂货铺收入很少,可是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却越来越多。我觉得杰连科夫现在很吃力。我曾几次问过他:“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只是用文绉绉、很不好理解的诗句,讲到人民生活的苦难,讲到必须给
他们教育和知识。
他的话和历史教员的话截然不同,是不同的两个世界的话语。
杰连科夫要开一个面包店。他要我给面包师做“助手”,以“亲信”的资格去监视面包师,使他不敢偷面包粉、鸡蛋、牛油和面包。我每天晚上从6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午后我就要睡觉了。所以只有在工作的间隙,我才能读点书。
面包师并不赞成我埋头读书,他常常劝我去睡觉,从来也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
虽然我读了不少书,但我更喜欢读诗,所以我也开始写诗,可是,我仍然用“自己的话”来写。我觉得自己的话说得粗犷,而且锐利,我认为只有用这些字眼才能准确地表达我心里的那种纷乱。有时为了抗议那些使我激愤难忍的事情,我甚至故意把话说得十分粗野。
这时,我的外祖母死了,我是在她人葬7星期以后才知道的。表哥在那封简短的、没有标点的信里说,外祖母上教堂门口去讨施舍的时候,从门廊上跌下来摔断了一条腿。到第8天,她得疮毒病去世了。后来我还听说,我的两个表哥以及一个表姐跟表姐的孩子,他们这些健康的年轻人都拖累着她老人家,靠她讨来的施舍糊口。老人病了,他们也没设法请医生来看一看。
我没有哭,只记得当时有一股刺骨的冷风向我袭来。那个黑夜,我坐在院子里的劈柴堆上,心里万分憋闷,很想跟谁讲一讲我的外祖母是多么善良和聪明,她是所有人的母亲。我久久地抱着这个痛苦的愿望,可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讲,于是这个愿望就永远埋在心底,慢慢地消沉了。
我听说外祖母去世的消息后,坐在院子里独自难过。用“自己的话”来写。我觉得自己的话说得粗犷,而且锐利,我认为只有用这些字眼才能准确地表达我心里的那种纷乱。有时为了抗议那些使我激愤难忍的事情,我甚至故意把话说得十分粗野。
这时,我的外祖母死了,我是在她人葬7星期以后才知道的。表哥在那封简短的、没有标点的信里说,外祖母上教堂门口去讨施舍的时候,从门廊上跌下来摔断了一条腿。到第8天,她得疮毒病去世了。后来我还听说,我的两个表哥以及一个表姐跟表姐的孩子,他们这些健康的年轻人都拖累着她老人家,靠她讨来的施舍糊口。老人病了,他们也没设法请医生来看一看。
我没有哭,只记得当时有一股刺骨的冷风向我袭来。那个黑夜,我坐在院子里的劈柴堆上,心里万分憋闷,很想跟谁讲一讲我的外祖母是多么善良和聪明,她是所有人的母亲。我久久地抱着这个痛苦的愿望,可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讲,于是这个愿望就永远埋在心底,慢慢地消沉了。
我听说外祖母去世的消息后,坐在院子里独自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