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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同最后的“贵族”学校,杜沧私塾

大同在清末民初,私塾遍及城乡。比较有名的有西南乡的孟谦塾馆和东南乡友宰村孙恒山、孙守业父子开办的塾馆,而其中之佼佼者,首屈一指当属大同城内的杜沧塾馆。首先简说一下什么是私塾,私塾是学识渊博的秀才、或者贡生,在功名无望,无可奈何之下,自立塾馆讲学,广招学童,直接向学童收取一些费用,杜沧塾馆就属于此种性质的。当然了,还有一种私塾,是几家学东带头串联,凑集几个或者几十个学童,然后再请一位满腹经纶、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来课读。

杜沧

杜沧,又名杜小渊,是地地道道的大同人,出生于城内县楼东街,其父为沿街叫卖之小商贩,家境较为贫寒。但,杜沧自幼聪明好学,并立志要考取功名改换门楣、光宗耀祖,故而更加苦读诗书、勤政经文,果不其然,于清同治年间考中秀才,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取得贡生。正待大展宏图之际,不料时值乱世清末,又逢废除科举,苦苦追求功名无望,便在其故居城内县楼东街,帝君庙西宅院正式挂牌开塾,其时为清光绪三十六年(1900年)。

教材

杜先生文学根底极其深厚,他所书之文业已脱离了八股文之局限,具有桐城派文学之风格,现今大同华严寺内有他所撰写的重修殿宇石刻碑文,朴实描述,不舞用词藻,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当时大同人称之为“纯儒”。当时大同名儒吴风鸣家的子弟吴惇、吴愉,郝绳祖家的子弟郝汝毅、郝汝虔,以及一些富商、士绅之家,都慕其大名,送子弟入学。也正由此,杜沧塾馆在当时可谓名噪一时,在清末大同最典型的私塾。

县街老照片

据《大同县志》载:“杜沧有正房三间,一里两外,里屋小火炕能坐10几人,外屋大炕可坐30多人,两条土坑满满放着学童自带的小书桌,屋内供奉孔子牌位一尊,杜氏私塾束修高、学童多,平均有学童50多人。”在当时,可谓是人满为患了。杜沧塾馆,初入学之蒙童,每年要交五吊钱,到经书开讲、开笔书文则另外收取费用,每年收入大约五六百吊钱,是当时大同收取费用最高的私塾,也就是现在的贵族学校。一般平民百姓子弟是读不起杜沧塾馆的。

戒尺

杜先生的教学分为教读、开讲、开笔三个阶段。初入学三年至五年为教读阶段,先认单字,继而读书,由《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五言杂字、七言杂字或五言诗、七言诗,一直到读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此阶段,先生只教读,很少讲解。虽然有时对个别难字难句也解释几句,但也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主要的是严厉督促学生死背硬记。每天上午背生文,下午背熟文,背不会、背不熟或背错,都是挨戒尺的,甚至跪地严惩,正所谓“熟读五车书,一字也不知”。

学堂

所谓开讲,是在熟读的基础之上去讲的,此时的杜先生与熟读期间的杜先生判若两人,讲解细致深透,追根溯源,从不放过一字一句。《大同县志》里说,杜先生主要给学童讲解《易经》、《诗经》、《礼记》、《春秋》,杜先生认为这几部经典值得讲,对以后写文章有帮助。

“开讲”过后,即为开笔。所谓“开笔”是让学童练习联字、对偶、造句等,继而就是写文章。杜先生要求学童写文章要遵循朴实说理,不写八股文。多从汉赋、唐诗、宋词学习文法,学童受益颇多,这也是杜沧塾馆出名的主要原因之一。

杜先生对学生童要求极为严格,打板子、跪地、罚站是家常便饭,学童上下学,须恭恭敬敬向孔子牌位行礼,每逢春丁祀孔,和孔子诞辰日,总要在塾馆焚香设祭,令学童整理衣冠,向孔子行三拜九叩大礼。虽是体罚学童司空见惯,但学童家长对此反而大力支持,认为杜先生教的好,管是严,是位好塾师。

民国成立后不久,实行国民义务教育,下令取缔私塾 。一生为人正派,循规蹈矩,教人敦品励行,即不走衙门,又不作诉讼师的杜先生,悲愤之下,气病死于家中,卒年六十七岁。与杜沧私塾一墙之隔的大同府文庙

与杜沧私塾一墙之隔的大同府文庙

【来源:龙山大先生】

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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