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李辉著
此乃李辉先生所赠。该书在编排上颇为新颖，书前有李辉的自序，自序的写法有如《世说新语》，乃是一个一个的独立片段，书的内容则分为“听”和“谈”两部分，并且两者之间用特殊的纸页隔开，其中还夹有窄页的插图，该书从外观上看静穆平和，实际在设计上却用了很多的心思。
有些事也确实是巧合，李辉的这部专著写的全是沈从文，而我在得到他这部书后的几天，就前往湘西凤凰，办完正事后参观了两处名人故居，其中之一就是沈从文故居。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凤凰，也是第一次踏进小小的沈宅。关于沈从文的情况，李辉在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幸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晚报》，以记者的身份采访始自文艺界。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国文联举行四届二次会议，此次会议增补九位文联委员，分别是：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以及胡风、吴伯箫、沈从文、布赫等。采访文联大会，正好在一个小组会上遇到了沈先生。小组会上，他慷慨激昂，批评“外行领导内行”，哪里是甘于寂寞的人？我终于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作家。
我在沈宅看到了许多沈从文的老照片，沈老先生从年青时就有一副慈善样，到其晚年更加能显现与世无争的姿态，然而他受过那么多的苦难，依然有此骨梗之言。看来人的长相跟性格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早在1934年，沈从文在回湘西的路上给其夫人张兆和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说过这样的话：
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集，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
傲气与傲骨之间的关系，由这句话得到了近似完美的诠释。李辉这部新作的“听”部分，则是记录下了1982年到1990年间，他所听到的沈从文之言。在1982年8月20日，沈从文跟李辉说过这样一句话：“1953年我的书公家全烧了。”这句话看似平和，但内心之苦痛全部包含其中。我在沈从文故居中看到了他的小小书斋，书斋中的书架十分特别，这些书架均无后背板，并且架体分厚、薄两种，爱书人一眼望过去，即可得知，这是将32开本与16开本分别上架，用以节约空间，而我也不谋而合的制作过这样的书架。但这种窄书架顶天立地的话，会有倒架之虞，以至于我用不锈钢钉将书架钉在了墙上。但沈的窄书架没有背板，好在其高度仅及我身，想来没有倾倒的威胁，但这些细节足可说明，沈从文也是一位爱书之人，他对自己的藏书有着很好的规整。
《边城》乃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有很多资料上都说，如果他再晚去世几年，他定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4年，李辉在看望沈从文时也谈到过这部书，沈先生称：“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边城》就受施托姆的《茵梦湖》的影响。”后来，李辉再去沈家时，又问到老人：“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外国文学的？”沈回答称：“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在家乡读一些旧小说、旧诗词，还有包天笑的小说。后来读到林纾译的小说，像《双城记》《啼笑因缘》等，感到很新鲜。”
既然《边城》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我本能的以为沈从文的外文应当很棒，而李辉在问话中明确地称：“您没学习英语，是吗？”沈的回答为：“是呀。在小学学了学，没学会。到北京后，陈源、丁西林让我学，说学好后到英国留学。可我没有学外文的才能，二十六个字母从来没有念准过。后来接触外国文学，就完全靠看中译的了。”
沈从文果真是一位天才，他靠中译本来接触外国文学，而后能写出那么棒的小说，这真可谓天才不世出。而李辉在“听”的部分中，还会有括号加变体的方式，来记录他看到沈从文时的一些状况，比如1988年4月21日上午，李辉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好久没有去看他，他已搬进新居了。没戴假牙的他，看上去瘦多了，也老多了。过去圆圆的脸，如今消瘦，更苍老。右手萎缩，无力，搁在椅靠上；左手极少动弹，搁在腿上。他坐在一张藤椅上。说话含混不清，一是因为半身不遂，二是因为没戴假牙。
此一段读来令人唏嘘不已。我记得《增广贤文》有这样几句古语：“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多少少年亡，不到白头死。”但人老了的诸多不便，也许到那个年岁才能体会得到。而沈从文一生喜爱的张兆和，在其晚年也呈现出另一种面目，李辉在书中写到这样一段对白：
指着沈先生的一张肖像，问她：“认识吗？”
“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但她已说不出“沈从文”这个名字。
我心凄然。衰老与疾病，常常就这样让一个个我所熟悉、所敬重的老人失去旧日的风采。这是规律，残酷而无奈。
李辉的这篇文章题目为《幸还是不幸？――关于张兆和与沈从文的婚姻》。这篇题目显然很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关于张兆和究竟爱没爱过沈从文，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1993年，李辉请张兆和及沈公子虎雏先生挑选出一批沈从文的书信，编成了《从文家书》。书编成后，李辉请张兆和写一篇后记，该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理解一个人如此之不易，但相互间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故李辉在本文中说出了这样的结论性之语：
他们互相之间的思想倾向，对生活的看法、对文学的态度可能有不同的一面。但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张兆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张兆和，可以说就没有《湘行散记》，没有《边城》，没有《从文家书》等。
《书史纵横：中国文化中的典籍》，程章灿、许勇著
本书的内容可谓一部中国典籍史，即涉及到了书籍的流传，也谈到了装帧的变化，而后还有书籍的聚散。从目录上看，本书分为五个部分，但并没有标明具体的章节，每个部分的后几页均附有原典选读，以这种方式来疏理中国书史，可视作别样的版本目录学普及性著作。
该书第一部分讲述的是书籍的早期形态。讲中国书史，当然要从甲骨文谈起，本书也提到了王懿荣在中药铺购买“龙骨”之事，但书中基本没有引文出现，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这种写法更利于读者增加阅读快感。但本书在讲述的同时，又会融入一些相关的历史常识，比如谈到甲骨的起源时，该书讲到周人把祭祀和战争认为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而关于祭祀的方式，本书中讲到：
占卜时，先取来提前整治好的龟甲或兽骨，利用某种工具在甲骨上烧灼（施灼），然后观察烧灼后出现的裂纹（兆），接着根据裂纹的形状（兆象）进行分析并判断吉凶，最后把相关信息契刻或书写在甲骨上，日后与之合验，这样就完成了占卜的过程。
以上的这一段也是其他书中谈到甲骨时，时常讲到的，但具体如何进行占卜，本书要比其他著述详细得多：
具体说来，占卜仪式由专门掌管占卜的贞人集团分工完成。贞人也称为龟人，就是专业的占卜人员。一般而言，一片龟甲或一块兽骨在能够用来占卜之前，必须由龟人对甲骨做必要的技术处理，如选取适当的龟甲，对兽骨进行据、削、刮、磨等，除此以外，龟人还有保管甲骨的职责。在占卜时，由大卜负责掌握占卜制度及规则，亲验龟甲，主持仪式，并告知占卜之事。菙氏负责燋契，提供燃料及相关工具。卜师主管对甲骨进行钻凿，并烧灼钻凿过的位置，直到呈现卜兆。占人仔细观察卜兆，判定所卜之事的吉凶。占断结束后，由专门的卜官刻写占卜记录。
但这样的操作算不算书的起源呢？关于这一点，要从甲骨所记载的文字来表达，因为有些占卜者会将某些内容刻在或写在甲骨片上，而这些文字就成为了后世考证历史时，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但以往的书中，大多会称甲骨上的文字是刻在上面的，本书却讲到有些甲骨文是书写在甲骨上的，只是“契刻尤多”，显然刻字要比写字难得多，那为什么要自我增加难度呢？该书中的解释是：“契刻文字远比用笔墨书写的文字要保存得久远，这是选择契刻的原因之一。”
从文字的排列方式来看，中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古文右读竖写，为何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流传着这样的阅读习惯呢，以往的文献都会说，这来原于竹简的书写便利，但少有人留意到，甲骨片上的文字大多也是竖写，这个事实显然推翻了以往的定论，本书中也提到了这种现象：
中国古代文字的书写排列顺序，都是由上至下、从右往左，顺着直行书写与阅读。这种直行书写的具体原因已难以考查，一般认为，这与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及某些人为因素有关。一些学者从简牍形制的角度出来，认为这与竹简的形式狭长，便于直行书写有着紧密关联。但是，从出土的大量契刻甲骨来看，直行书写的形式，至少在使用竹简之前的殷商时期已经成为习惯。
甲骨片有着一定的面积，为什么也要用这种方式来书写呢？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甲骨卜辞的顺序，与后来刻写于金石、简牍、纸张上的文字排列一致，都是由上至下。”但是该书中也称，有些甲骨片的文字并不一定是竖读右起，这说明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书写顺序，即便如此，契刻甲骨的人，为什么还是大多选择从右侧、自上向下刻起呢？显然这个问题不好解读，但本书中的这段论述足以让人重新思索中国人阅读或书写习惯的顺序，至少说明这跟简牍的形式只是偶合而不是必然结果。
本书的有趣之处是提到了简牍的制作方式：“竹子在刮削之前，还必须作‘杀青’处理。所谓‘杀青’，就是因为‘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看来，烤新竹子就是所说的“杀青”，而杀青的目的是为了防蠹，但本书中也提到了杀青的另一个原因：
未经刮削的竹子，如果直接书写，不易吸墨。刮削过的新竹，仍然含有水分，易招虫蛀，容易腐朽，也不利于长久保存。因此，凡是竹简，必须要放在火上烘烤，竹汁被逼出来，就像竹简出汗一样，所以竹简也被形象地称为“汗简”。
因为没有在竹片上写过字，故无法了解到未经刮削过的竹子不容易吸墨的问题，而这些小常识让人读来会有耳目一新之感。虽然说竖读基本可断定不是因为竹简的形式而起，但是书本的计数单位“册”字，倒的确是来自于多根竹简的次序编连，而“版”字显然是来自于木牍的称呼方式。
进入纸本时代，纸张成为了文字的载体，本书当然会谈到纸张的演变过程，但业界争论已久的“白棉纸”还是“白绵纸”的问题，至今也未给达到统一的认识，而白绵纸往往被认定为明版书的主要用纸，但本书中却提到，魏晋南北朝之时，中国的北方已经出现了这种纸。“北方地区则以桑树茎皮纤维造纸，品质优良，色泽洁白，轻薄软绵，纸纹扯断如棉丝，被称为‘棉纸’。”这种白绵纸是否跟明代的普遍用纸是否有直接的关联，这一点只能等待专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中国传统典籍基本上没有标点，但既然说“基本”，也就证明在古书中偶尔还是能够看到古人用手涂抹，或者刊刻出的标点符号，只是这些符号与今日所用的西式标点不同罢了，对此本书中有如下简述：
阅读古书必须建立在认识文字与辨明句读的基础之上。现代图书都有新式标点，句子的停顿与章节的转换被标示得清清楚楚。而古籍绝大部分是没有标点的，这就需要读者掌握句读的能力。细致地讲，一句话语句完结了，叫做句，相当于新式标点中的句号，古人常常会用空心圆圈表示。一句话没有完结，可以稍加停顿的，叫读读，相当于新式标点中的逗号，古人常常用实心点来表示。
关于标点的早期起源，本书中提到，其实汉代的简帛中已经有了此类雏形：
在简帛书中，常常出现空一字的情况，表示句读。有时在一段文章的开始，还会画上“○”，表示段落起始，相当于今天写文章另起一行。这个符号，在宋儒注经收的时候一直被没用着。
但古人的标点并没有达到业界的统一，比如归有光曾经用四种颜色来批点《史记》，所用的每一种符号代表何意，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好在他在文中也作了简要的说明：“黑掷是背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朱掷是好要紧处，黄掷是一篇要紧处。”但这样的说明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如何能理解古人的心思呢？那么只能请有兴趣的读者来耐心的翻阅这部《书史纵横》吧。
《八闽古典诗词赏析》，主编何少川，执行主编林怡、苗健青
此书为林怡老师所赠，按照该书《前言》所称：
本书收录了1900年前出生的诗人词家110人，选取诗词180余首。这些人或籍出福建，或为官福建，或侨居福建。所选的作品尽量短小易诵读，既有千古名篇，也有反映闽地风情、社会、历史的佳作；既选取名士高人之作，也收入个别名媛才女之作；既重视作品的思想性，也重视作品的艺术性。
由此可知，本书选录的全是与福建有关的诗词作品，并不限于福建籍，而我翻阅该书时，在里面看到了许多理学家的诗词作品，为了写《觅理记》，我曾系统的疏理过宋明理学史，而那些理学家们俨乎其然的形象，已经定型于我的脑海，而在本书中读到他们的文学作品，却突然觉得那些大理学家们也颇具生活气息，读到这些作品让我有了一种恶作剧的快感。
理学史上最著名的故事乃是程门立雪，而此故事的两位立雪之人，则为游酢和杨时，本书中收录了游酢和宴请著作词人贺铸时作的一首诗，可见理学家也跟文士有着密切交往。本书中所收录的两首游酢作品，我更喜欢他的六言诗《山中即景》：
翠霭光风世界，青松绿竹人家。
天外飞来野鸟，涧中流出桃花。
细品此诗，让我想到了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看来大理学家们也对自然界的美景有所观察，否则难以写出这样贴切的诗句来。
朱熹当然是最大的理学家，但他的《观书有感》太过出名，我也不再引用他的“半亩方塘”了，其实，他所写的《春日》也极具名气，尤其那句“万紫千红总是春”不断被人吟诵，但我觉得更能表现出性情的则是《出山道口中占》：
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
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
这首诗的后两句乃是出自一个小掌故，本书的简要赏析中讲到了这个故事：
传说晚唐福州大中寺的神赞法师，外出云游，得到百丈怀海的指点后开悟，又回到大中寺。他见寺中的老和尚一天到晚诵读佛经，一只蜜蜂在老和尚的诵经室里想飞出去，扑扑地在纸窗上乱撞，怎么也找不到飞出去的口，神赞借题发挥，说道：“外面的世界这么广阔，却不肯出来，偏要钻别人的故纸！”说完，念了一首偈子：“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太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朱熹显然化用了他熟悉的这一禅宗典故。
看来，朱熹的化用颇为巧妙，但我更愿意歪解那句“不如抛却去寻春”，似乎“寻春”二字更能令人为之心动。虽然朱子写过几首著名的诗，他的词作我却没有关注过，恰好本书中收有他的《水调歌头·次袁机仲韵》：
长记与君别，丹凤九重城。归来故里愁思，怅望渺难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径须醉，无事莫关情。 寻梅去，疏竹外，一枝横。与君吟弄风月，端不负平生。何处车尘不到，有个江天知许，争肯换浮名？只恐买山隐，却要炼丹成。
这首词至少让我读来完全无法与那位大理学家叠合在一起，他这句“争肯换浮名”，让我看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更为难得的是，这首词乃是次其好友袁枢之韵，而袁枢乃是著名的史学家，我正在写他的相关事迹，于本书中无意间翻到此词，也是一个小惊喜。
《牧斋初论集》，严志雄著
此书为孔夫子旧书网的刘杰老师所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所做精装毛边本《牧斋初论集》，有作者签名及钤印，没有编号，从上下尺寸看，此毛边本乃是另外制作的封面，因其上下均有半公分以上的留空。这样的专著当然需要仔细阅读，巧合的是，今日借纸老师赠送给我两把红木裁纸刀，于是我将该书中的重要篇章裁开，选读自己感兴趣的章节。
对于钱谦益的书，我一向有着特别的兴趣，他的《初学集》和《有学集》，寒斋均已有之，另外还有他的几个抄本，想来严志雄先生的这本专著乃是套用了《初学集》之名。虽然我也写过几篇与钱谦益、柳如是相关的文章，但读到这部专著，还有增加了许多新的认识。
钱谦益在藏书界的故事主要有三个，一是绛云一炬，二是其生前将绛云烬余转赠给钱曾，三是牧斋去世后，钱曾逼死柳如是，这三件事都是书界津津乐道的掌故。本专著中恰好有一篇《哭泣的书――从钱谦益绛云楼到钱曾述古堂》，此文对于二钱之的交往作了疏理。
顺治八年的除夕，钱谦益在一本书上写了篇跋语，而后又写了张便条，派家仆将书与函送到族曾孙钱曾那里，他们虽然相差47岁，但在钱谦益最后的12年中，两人的关系极佳。钱谦益在去世之前，钱曾陪侍左右，于弥留之际，牧斋突然睁眼流泪，而钱曾立即明白牧斋的所念，于是拿出钱谦益的手稿“抚而拭之”，同时安慰钱谦益说：“而之志有未终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谋之，而何恨？”牧翁闻听此言，瞑目而逝。钱谦益在去世前，将自己著作的出版事宜全部托付给了钱曾，此亦足见两人关系是何等之“情好日密”。
早有康熙二年，牧翁就在《复遵王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然探符取代，登台观莒，人固不可与微言，则亦戛戛乎难之矣。少暇，当抵掌尽之。近来典故，尽于绛云一炬。三案之事，详看《三朝要典》。得其案则断易定，如知病便可定药也。
后来钱谦益将书稿事托付钱曾，可见钱谦益是将钱曾视之明眼人，认为钱曾足当此任。而钱曾果然不负牧翁所望，从顺治十七年开始笺注牧翁的《初学集》和《有学集》，到康熙二年，笺注初稿完成，他请钱谦益过目，牧斋看过后，才有了上面的那篇《复遵王书》。而钱谦益去世后，钱曾继续整理牧斋的作品，在他的协助下，《钱注杜诗》得以付梓。
以上这些，足可说明钱曾对于牧斋著作的正式发表可谓尽心尽力，故钱仲联在《〈钱遵王诗集笺校〉序》中评价说：
牧斋门下，能一宗其家法，门庭阶闼、矩范秩然者，惟其族曾孙遵王一人而已。……至于遵王之诗，不论古体绝律，其精到处，具体牧斋，置之《有学》诸集，如出一手。然则论虞山诗派，惟遵王与牧斋能得骨得髓，无疑也。
钱仲联把钱曾视为牧斋门下唯一能传其家法者，而钱曾的诗作也的确受到了牧斋的指点，故钱仲联评价说，若将钱曾的有些诗作放入《有学集》等著作中，很难分辨出是谁的作品。事实上，钱曾的藏书楼述古堂同样也是牧斋为其起的堂号，这些都说明了两人有一段黄金交往期。
也正因为如此，钱谦益去世后，钱曾等人逼死柳如是，最令人愤恨，也最令人费解。但是，柳如是自尽前给女儿留下了遗言，起首即称：
汝父死后，先是某某并无起头，竟来面前大骂。某某还道我有银，差遵王来逼迫。遵王、某某，皆是汝父极亲切之人，竟是如此诈我。
此段话中的某某显然指的不是钱曾，因为柳如是在遗嘱中明确的说，是这位某某派钱曾来逼迫她，如此说来，钱曾只是帮凶，而不是主犯，但这位某某是谁呢？柳如是在遗言中有这样的小注：“威逼姓名，未敢原稿直书，姑阙之。”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谈到了钱氏家难，称牧斋晚年因为经济困窘，欠下族豪钱财，以至于他尸骨未寒，柳如是就遭到了逼债，陈寅恪认为，这位“某某”就是钱朝鼎，而钱遵王等人乃是受钱朝鼎的指使，出面逼迫柳如是。严志雄专著的小注中又引用了谢正光在台湾清华大学在2009年6月17日“钱谦益论坛”中的所言：
钱谦益生前与虞山族人内讼一事，牵涉颇广。与牧斋先后相争持者，语其人，则有族属至亲之堂弟钱谦贞及其子孙；有族属已疏然尝与其相交达四世之久之钱岱一系；亦有族属既疏而交情亦浅如钱朝鼎其人。语所争持之事，则或与族产之继承、古籍之购藏、佛寺檀越之主持，乃至个人出处行藏之异致，皆有相关。然则柳氏之自缢，固不能与牧斋生前与同族诸人之积怨无关也。凡此种种，似尚未为治史者所垂意，未若牧斋于明末清初政治上之功过一事之为人所乐道也。
但无论怎样说，钱曾都与柳如是之死有着直接的关系，为此他受到了时人的痛骂。比如顾苓写信给钱遵王，直接指斥其忘恩负义：
乃年兄日夜膏唇拭舌，以媚老师。老师亦左提右挈，以为年兄立名誉。在老师废其父而进其子，谊甚正。而年兄缓其父以自成其名，气甚下。讵老师骨肉未寒，几筵甫列，而昔日之奴颜媚膝、受哺乞怜者，遂挺刃而交杀其宠人于灵几之侧。即曰复仇，亦为不武。而况始则立说以自饱其私，既则为人弃疾而自受其恶？
同时斥责钱遵王者还有归庄，其信中称：
先师牧翁先生之于足下，非特骨肉之亲，所谓翼而长之者也。有事则覆庇之，平日则提挈之，不惜齿牙，假之羽毛，足下因得有微名于士林。足下亦尽态极妍，以求媚于老师。……嗟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人伦也。父则烝庶祖母，子则杀庶叔祖母，人伦异变，出于一门，足下亦何颜复偷生视息于人世！为足下计，上则从柳夫从之后，闭门咋舌，以谢死者；次则挺身伏罪公庭，使三尺得伸，九泉差慰。庶几四方之士，咸谅足下出于一时之误，而宽身后之诛。仆向者不幸与足有下交，兹故特效忠告，惟足下裁之。
奇怪的是，面对这么多人的怒骂，未见钱遵王有任何的辩解之辞，他是怎样的心情呢？好在，严志雄寻找到了钱曾在诗序中的自解：
忆髫年以诗文受知于牧翁，每览篇什，辄取词张之。尝采《破山寺》断句诗，录为《吾炙集》压卷。易箦前数日，手持《有学集》稿，郑重嘱付。公为半千间出，倾倒于苏若此。惭予闒茸放废，湮阨无闻，甚至为里中儿所贱简。行将槁项息影，投老菰芦，固不敢自诡为东家丘也。后山一瓣香，负公实多，不成乎其为人矣！不成乎其为人，则亦不成乎其为诗。
这篇自解写得实在婉转，并未道清他究竟为什么要做出如此绝情之事，也许钱家内部的恩怨难以让外人知之，钱曾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才做出那样的不齿之为，这件事只能让后世继续猜测吧。钱遵王对钱谦益诗集的传播堪称居功甚伟，这之间的反差应当怎样解读，看来也只能继续探究下去。而严志雄的这部专著还谈到了钱谦益身后名的评价问题，以及钱谦益著作从刊刻到焚毁的过程，尤其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中将钱谦益诗作置于最前面之事，这位沈老诗人竟然将此书刻成后呈献给乾隆帝，以期求得御制序言，却没想到他的这部选集引起了弘历的不快，由此有了毁版再刊之举，而钱谦益之名也受到很大牵连，自此之后，钱的著作大多被焚毁。读者们如果想了解详细情形，可参阅严志雄的这部《牧斋初论集》。
《容庚藏名人尺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倪俊明主编
此书为倪俊明馆长所赠。我对容庚的了解始于三十余年前，见到他在香港中华书局所出版的《丛帖目》，此书为32开平装，印象中是绿色封面，但那时并不懂这部书的价值，跟我同样白痴者于社会上不在少数，故那部书卖得极便宜，不知出于怎样的动机，我也买回了一套，翻看一过，不得要领，于是束之高阁。
若干年后，我买得了一批碑帖，碑帖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定名，有些碑帖上直接写明了名称，然有些套帖，尤其是套帖的零本，却很难断定该帖是属于哪部丛帖，到这时，我方明白《丛帖目》是何等之有用。古人所刻套帖也叫丛帖，有很多丛帖汇集的前人手札都有重复，但这些重复的丛帖被拉散之后，就很难断定其究竟属于哪组套帖之中，这个时候，翻查《丛帖目》就大致可以断定某丛帖中是否收入了某个单帖。而若将这些套帖理清楚，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后来我查得容庚为了编此书，购买了大量的套帖，下了很大工夫才疏理出这部极具价值的工具书。但也许是受到清末尊碑抑帖观念的影响，收藏套帖者很少，也许是这个缘故，容庚的这部专著除了少数的研究者外，大多数人并不关心。
然而这件事却让我对容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2003年，中国文化遗产书店开业时，我幸运的买到了容庚颂斋钞本，由此让我得知，他也是位藏书大家，为此我还在六年前专程前往东莞访得他的故居。然而容庚还藏有大量的名人手札，这一点我以往并不了解。本书的《编辑说明》中提及：
一九九八年，容庚先生的后人容琬、容琨、容瑶、容瓘、容璞和容珊将一批著作手稿、名家信札、金石拓本等共四百六十种二千多册（件）捐赠给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包括容庚一生著述的大部分手稿和他收藏的大部分信札。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及时整理了这批捐赠品，于一九九九年初举办专题展览，容庚信札藏品开始受到学界关注。
这么多的难得之物，均捐给了公共图书馆，这样的开明令人敬佩。《说明》中还谈到容庚先生对手札的收藏费了数十年的心血，可见这也是他的一份重要专藏。而关于他所藏手札中的名人，《说明》中有如下列举：张之洞、翁同龢、潘祖荫、李鸿藻、端方、岑春煊、周馥、张鸣岐、郑孝胥、盛宣怀、梁鼎芬、段祺瑞、汪大夑、周树模、王先谦、陈三立、梁启超、黄节、朱汝珍、潘飞声、高燮、袁克文、罗振玉、缪荃孙、叶景葵等等。对于容庚这些手札的来源，《说明》中有如下介绍：
本辑《容庚藏名人尺牍》依容庚先生原订稿本题签，分为清代名人尺牍、清末名人尺牍、沈宗畸家藏尺牍、端方家藏尺牍、梁节庵家藏尺牍等。书后附尺牍作者及收函人简介。
看来，容庚也是从他人手中得到了整批手札，然后才搭起了这个专藏的框架，到如今，这些名人手札每一通都能在市面上售得善价，由此而更加凸显容庚藏札的价值所在。而手札中有不少的名人都是藏书家，由此也给研究藏书史者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欧阳詢九成宫醴泉铭》
此为上海书画出版社所出版的《法书至尊·中国十大楷书》之一，该丛帖的编委会主任为王立翔，而该帖乃是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刘鹏先生所赠，其在手札中称：“寄上宋拓九成宫景本一册，与上图藏本俱为龚氏瞻麓斋故物。”龚心钊的旧藏成为了前一段上海图书馆所举办的古籍装帧展中重头戏之一，而刘鹏先生有此赐赠，想来与那件事有一定的关联。关于此套法帖系列的来由，本书《前言》中有如下简述：
“法书至尊·十大”系列，以书史为纵，书体为横，囊括了数千年书法史上篆、隶、真、行、草中最上乘之作，是本社继广受读者赞誉、畅销不衰的《中国碑帖名品》之后又精心打造的一套大型丛帖。本套丛帖的印制每种各分为正本、附本，正本为原法帖“本色”呈现，附本为简介、释读与历代集评。既保持了原法帖真实信息的完整性，几同真迹，又为读者对原帖的深入阅读提供了重要参考。
而对于大系列中的小系列，《前言》中又有如下介绍：
其中“中国十大楷书”包括了书法史上《钟繇宣示表》《王羲之黄庭经》《瘞鹤铭》《崔敬邕墓志》《智永真书千字文》《欧阳詢九成宫醴泉铭》《禇遂良雁塔圣教序》《颜真卿颜勤礼碑》《柳公权玄秘塔碑》《赵孟頫妙严寺记》等最著名的楷书法帖，从中既可见楷书发展轨迹，又各具经典性。
除此之外，本书另附一本《九成宫》的介绍册，该册中谈到了楷书的不同名称及历史沿革：“楷书，又称正书、真书、正楷，出之于隶，形体正方，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称楷书。始于东汉，通行至今。”而对于本帖的原碑，介绍册中写道：
九成宫遗址在今陕西省麟游县城西五里，东南距唐代首都长安（今西安）约三百多里。九成宫原为隋之“仁寿宫”，由杨素主持，宇文恺监修，当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工匠死者以万数。仁寿宫建成后，隋文帝杨坚每年都要前去避暑，后来他本人和皇后独孤氏也都在此宫中去世。隋朝末年，仁寿宫渐次荒废。唐贞观五年，太宗李世民对此宫加以维修，更名为“九成宫”。宫中本来没有水源，贞观六年四月，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在西城的北面发现泥土有些湿润，于是以杖疏导，即有泉水流出，遂将此水导入石渠，并命名为“醴泉”。古人认为醴泉的出现是一种嘉瑞，于是太宗命魏征撰文，命欧阳询书碑，立于醴泉之侧。这就是《九成宫醴泉铭》的由来。
此印刷物最为难得之处，乃是将原碑上的内容一一释出，而后加上相应的注释，同时将书中的题跋也一并释出，这对使用者最为便利，而书后又有整拓本的原貌，以便让观者了解到该碑的形态，接下来后面还附有历代集评，由此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书家对该碑有着怎样的评价，比如元代虞集的评语为：“楷书之盛，肇自李唐。若欧、虞、禇、薛，尤其著者也。余谓欧公当为三家之冠，盖其同得右军运笔之妙谛。”而乾隆时著名书法家王澍则认为：“欧阳询书在唐为妙品，而此铭乃其奉敕书，尤率更晚年经意之作，宽裕明秀，故当在《邕禅师塔铭》之上。评者称《化度》胜《醴泉》，非精鉴也。”
相比较而言，杨守敬对本碑的评价最高，他引用了赵孟坚的所言，称：“欧阳信本之《醴泉铭》，赵子固推为楷法极则，人无异议。”以此来说明该碑乃是楷书中的最高水准，而这样完整的编纂体系，足以令人赞赏该编纂委员会对此套法帖所付出的辛劳。而这也让我感念刘鹏先生的美意，因为他让我得以了解到这套法帖是何等之精妙。
《广州大典总目》，倪俊明、王海滨主编
我对《广州大典》的了解，源于两年多前广州市长陈建华先生赠一部该书给复旦大学，而我参加了那个赠书仪式。这部大书望上去像是一面墙，陈市长在发言时介绍了该书的各种情况，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陈市长为了让这套书流传久远，试用了许多纸张，最终选定了印钞纸，可见该书在编纂及选材等各个方面均至臻完善。此后的一年，我又到开化县去开会，在那里再次见到了陈市长，进一步听闻到编纂此书的历程，看来一事之成，其背后所付出的辛劳，均是外人所难深知者。
这么一部大书，如果没有一份完整的目录，则完全无法使用。当年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还特意令纪晓岚编出了《四库全书总目》，由此而成为了目录学史上的一代宏著。但由于《四库全书》太过庞大，纪晓岚所编总目也是一部体量颇大的著作，所以后来又有了《简明目录》。《广州大典》的体量同样很庞大，因此也需要一部简便的目录，而此《总目》正是由广东省级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分管古籍的副馆长倪俊明等先生来完成。这部《总目》由他来编纂，可谓得人。对于本《总目》所收之书的范围及数量，该书《凡例》第一条是列明：
《广州大典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收录《广州大典》所收1911年以前（部分延续到民国）广州（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4064种。
翻阅这本《总目》，其每一部书按照现代古籍著录标准，列明了书名、卷数、作者、作者年代及版本，然未列明册数，同时后面有相应的书名索引和著名索引，这使得《广州大典》能够让使用者极方便地查找到欲看之书，因此可以说，这部书同样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专著，只是因为未曾得到原书之赠，而后面的索引于我而言无地放矢，由此而让我生起了另外的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