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因为当时人才与学术断层，周总理想要李政道推荐一些科学方面的大家到中国来指点一二。
便询问李政道：“能否请一些外国教授来吗？”
李政道当即回答：“其实不用请国际教授，我们中国就有一个。”
在李政道的举荐中，周恩来才知道此人便是束星北。
李政道为何推荐束星北，其实在下面一则事迹中便可窥探一二。
早在1937年，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中国物理学术团体之邀访华讲学，后又应好友竺可桢邀请在浙江大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物理学演讲。
束星北与王淦昌
彼时，浙江大学有“东方剑桥”之称，闪耀着两颗璀璨夺目的物理双星——束星北与王淦昌。
与王淦昌不同，束星北脾气执拗，是个直筒子，且才华横溢，造诣非凡，颇对玻尔的胃口，两人很快一起在物理界的世界里打得火热，推心置腹，引为莫逆。
此次讲学，玻尔直接将束星北与王淦昌定性为学术造诣不亚于己的世界超一流物理学家，前途无量。
玻尔回国后，由其在国内掀起的物理学热潮依旧丝毫不减，当时有很多莘莘学子亲眼目睹了这位来自丹麦的物理学绅士的演讲，深深为其魅力所折服。
在其回国后，不少学生甚至写信寄到丹麦，向玻尔请教如何系统学习物理学或者如何远渡重洋到丹麦投其门下留学的途径。
不料，这位世界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大师却别开生面地回复了这样一段话——“浙大有束星北这样世界超一流的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丹麦！”
玻尔
显然，这绝非人情场上的商业互捧，像波尔这样闻名遐迩的物理学大师自是有其对科学的赤诚，绝不会放出半点不负责任亵渎科学的言论。因此，这样一句话出自玻尔之口，足见束星北当时在世界物理学中的份量。
那么这位束星北到底何许人物？
我们把时间的轮盘，再跳到1979年来看一个小故事。
1979年，我国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在钱学森的带领下准备试射，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却突然在关键数据的回收方面出现了大问题——弹头数据舱什么时候接收，什么时候打捞？
可以说，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回收数据，然后通过数据做出相应总结，再进行相应的提升、改进与优化。
倘若弹头数据舱不能进行科学合理的回收与打捞，那一切都是白忙活。这个问题，当时难倒了整个海洋局的同志，国家更是在科学院里找专家，却无一人能够给出建设性意见。
相关部门只能赶紧开出100万的赏红请专家来解决，然而依旧无一人应答。关键时刻，还是王淦昌大胆推荐了一个人。
束星北
下午时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步履蹒跚地出现在了导弹研究院的办公室，他看了相关数据后，不借用任何计算设备，仅用一杆笔，一沓草稿纸，十几分钟便一气呵成地计算出了回收弹头数据舱的准确数据，然后拂袖而去，一分钱没领，当场所有相关专家都惊为天人。
这位牛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中国物理学的掌舵人束星北。
回忆起来我们发现，上帝给了这位“东方爱因斯坦”一颗惊艳世俗的超强大脑，却没有配上相应的“情商”点缀。
他天赋异禀却在人情世故上步履维艰，他空怀报国壮志却错付了年代，最终只能在一家医院刷厕所聊以慰藉，他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这位科学狂人，到底有怎样颠荡起伏的人生。
1931年，从美国回来一位年仅25岁的物理界科学狂人——束星北。
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已经取得了美国麻省理工物理学硕士学位，他的履历已经让很多人穷极一生也难以企及。
曾在德国爱丁堡大学担任爱因斯坦一年的助理，仅是其最不值得一提的诸多阅历之一。
才子归国，马上被竺可桢聘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与彼时的王淦昌并称为中国物理界的“双子星”，在世界物理学界都有其光芒。
毫不夸张地说，那个年代，因为浙大有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缘故，西方几乎绝大多数的科学家皆认浙大为中国第一学府，更有甚者为之冠名为“东方剑桥”。
因为这两大物理界巨星，浙大得以在世界范围曾几何时风头无俩。
至于提到王淦昌，那更是个三次与诺贝尔奖阴差阳错地擦肩而过的大咖，物理科学界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过这也都是后话了。
束星北任教浙大期间，除了才华横溢才识渊博之外，其教学方式更是别具一格不走寻常路。
他讲课不大看得上课本与讲义，他便是最大的权威。
讲到晦涩难懂的物理学原理与概念时，常常运用生活中通俗易懂的场景，为学生深入浅出地启发、理解物理学的真谛。
这让很多听惯了物理老师老生常谈与高谈阔论的学生们大吃一惊：原来课还可以这么上？
讲到生动兴起时，他经常不拘一格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互动，直接坐到学生桌子上，像个老僧盘腿，讲得津津有味。
他直率而又随和，学生听他的课毫无拘束。
既有下里巴人的地气，也能讲得出和爱因斯坦争论某个问题的大场面。
这样的老师在学生们看来，简直是行走的灵魂。
课讲得多了，名声也就传开了。
很多其他系的学生都跑来听得津津有味。束星北就发现，其中有一位化学系的学生，似乎对他的课展示出了过人的兴趣，便主动与他交谈。
不交谈不要紧，一交谈束星北便乐开了花将之视为璞玉，这位学生竟然是位天赋异禀的物理学奇才。
很快，在束星北的强烈建议与帮助下，这位学生便改了专业，成为了其关门弟子，并在1957年获得举世闻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便是李政道。
可是，束星北授课幽默别具一格，在与人交往方面却屡屡扎人。他的IQ惊人，EQ却几乎为零，乃至负数，并最终为他带来祸患。
1952年，束星北任教山东大学。那一年，国内顶尖的物理学家王竹溪应邀前来山东大学做学术报告。
当时报告厅来了很多久负盛名的专家与教授，座位上的学生更是乌压压一大片。报告做到第五十分钟左右时，一个不修边幅的家伙便跳了出来，从王竹溪手里拿过粉笔，毫不留情地在黑板上划了好几个叉，并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
说着便在黑板上一边解释错处，一边给出新的见解，更要命的是似乎看起来还都是对的，他让王竹溪这位物理学大师就站在那里默默地看他表演几十分钟，尴尬到脚趾缝儿里。
这位狂人便是束星北。
事后，山东大学教委就此事要对束星北做出批评，要其做出检讨。
哪料到束星北当即表示道：“倘若是我礼貌不周有顶撞怠慢王先生之处，本人愿意当面对其做出道歉。可若是其他，恕我束星北无法做到。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这一下便把领导们憋在肚子里还未来得及说出的大道理顶了回去。
正所谓“市井之思维不适应高雅之欲”，这句话倒过来看同样其乐无穷。
当然，这仅仅只是束星北EQ低的一面，原本这份性情碰到王竹溪这样胸襟宽广的大家，倒也不失为“大名士真风流”，可倘若对政治场上打这一套，那便是分分钟招致飞来横祸。可束星北偏偏对这一切偏执而不自知，像一只“曲项向天歌”的大白鹅，直肠子，高傲至极。
一次，同在浙大任教的数学家苏步青被当局冤枉了百口莫辩，正欲轻生，赶巧碰上出门的束星北，将其救下。
一问情况，束星北二话不说便坐车跑到当时杭州最权威的部门——杭州军管委，找到军政委破口大骂：“你们知道苏步青是谁吗？他是世界知名的大数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你们竟敢这样对他！”
此次事件，虽未给束星北惹来太大的祸端，然而日后正是他这份宛如高傲大白鹅一样的性格，为他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
他的眼里容不得沙子，又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得罪了人又不善弥补，而是一味听之任之。久而久之，他的朋友极少而仇人极多。
1950年，当时中苏正处于携手蜜月时期，全民掀起了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很多学生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在课堂上也摊开了马列书摇头晃脑地读。
这一下，束星北又看不惯了，并时常在学校的一些大型会议上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学生又不是政治家，大学也不是党校，谁要是想做政治家，该去专门的院校。搞学术的不搞学术，却搞辩证唯物主义，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可笑至极！你们搞辩证唯物主义，那我就搞牛顿主义、爱因斯坦主义好了！”
当时，搞“辩证唯物主义”（马列哲学），大家都知道这是上头交下来的任务，都没有人敢跳出来说不是。
可束星北这位狂生，就是喜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把学校领导骂了进去还顺带夹枪带棒批评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上层建筑，这一下可算是金箍棒捅到了如来佛耳朵里，大逆不道。
从1952年开始，有关束星北的狂悖言论便陆续递送到了有关部门的案桌上，束星北悄然被登上了花名册却浑然不知。
同年底，浙大院系进行调整，束星北的知己搭档王淦昌邀请其一起到中国科学院效力，却再次被束星北严词拒绝，束星北给的理由是：“中国科学院一大堆的政治学者，科学学者寥寥无几，我去了怕是看不惯！”
很多年后，当束星北在青岛某医院工作，与祖国原子弹研究失之交臂时，这才为自己当初的清高孤傲而后悔莫及。
实际上，在1957年后，中国科学院几乎已经成为了国内科学家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避难所，比如当初的竺可桢和王淦昌等，便因为周总理的庇护而得以保全。
而当初的束星北却自己硬生生地把自己这一救命稻草掐断。
1958年，灾祸终于降临。因为束星北常年的狂悖行为与言论，其很快被停职察看。
同年冬，他被编去修建水库，之后这段时间，束星北可谓是吃尽了苦头，年过半百的他，一介书生，不仅要进行超负荷的劳动，还要忍饥挨饿，经常干着活便体力不支饿晕过去。
月色朦胧之下，他经常偷偷去挖老乡的地瓜吃。那时候的束星北，蓬头垢面，哪里还有半点曾经世界物理学大师的风姿与仪容。
1960年，青岛崂山水库修好后，他又被派去青岛医学院工作。
为什么要对他不依不饶呢？
因为束星北在3年劳动期间，态度“恶劣屡教不改”。
那么这次又是让他到青岛医学院干什么呢？
刷厕所！没日没夜地一天洗刷十几二十个厕所，要的只是他的一个认错的良好态度。
1960年，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刷厕所的某一天，突然发现曾经自己一起研究物理的朋友与同事都销声匿迹了，直觉告诉他，他们一定响应祖国的召唤去研究原子弹去了。
为此，束星北第一次有了“改过自新”的念头，他开始努力地接受劳动，同时最大可能性地争取立功表现，对相关部门请求只要有坏掉的东西，他束星北都可以修。
于是，这位大科学家，几乎修遍了山东所有先进的电子设备，从心电图仪到变压器、鼓风机、收音机，都在他的业务范围之内。
他在不遗余力地做着每件事，只为争取一个机会一起投身祖国原子弹的研究。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一直是深埋于其内心的夙愿，哪怕折其衷肠也在所不惜。
1964年，就在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努力干活的某一天，他突然闻悉了祖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瞬间掩面而泣，哭得撕心裂肺。残酷的现实，把他的一腔抱负也剥夺了，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可心里又为祖国的强大而感到高兴。
感觉自己“复出”的希望渺茫，束星北只能借助在劳动中的空余时间，写了好几篇关于“相对论”的学术论文。
奈何因其曾经的“错误”，皆无法面世发表。气急之余，这位大科学家又童心大作，煞有介事地根据自己每次刷厕所粪污的位置，利用科学理性地分析，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几万字《如何刷厕所》的论文，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因为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束星北的无可奈何和对物理学的真知灼见和干货。
冬天扫雪的时候，走过他扫的道路的人总会发现，这位蓬头垢面透着臭味的狂人，竟然在道路两边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各种物理与数学推导公式。
1971年，束星北的女儿去看望他，大冬天的早上，远远便有一条扫得门清的道路往巷子直勾勾而去，巷子尽头一位老人衣衫褴褛地半蹲在地上，走近一看才发现他神神叨叨地在雪地上画着什么，嘴里念念有词，那场面活像跳大神。
若非确定了那就是自己的物理狂人父亲束星北，束星北女儿几乎便认为这是一位神经错乱的老人。
当然，束星北的朋友虽不多，但也有好些个知己，其中尤以与王淦昌，大物理学家波尔和爱徒李政道之间的故事最为感人。
提到束星北的刚烈与执拗，王淦昌总是最唏嘘无奈的一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交好友，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怀才不遇去刷厕所这是他这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可王淦昌内心里却始终对这位老兄弟有满满当当的佩服与推崇。
一年，束星北的女儿去拜访王淦昌，提起自己父亲的遭遇时唏嘘道：“倘若爸爸能够向王叔叔学习，不那么执拗刚烈，有半点的温文尔雅与斯文就好了。”
没想到一向以谦谦君子示人的王淦昌却破天荒动了怒气，声色俱厉地对其表示道：“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敢说的。他做的，也是我们没能做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性格和我们不一样。一身傲骨，生不逢时。”
1972年秋天，束星北的得意门生李政道应邀访华，周总理对其亲切接见。
当时，我国所处的时代比较特殊，国内学术教育几欲停滞不前，出现了严重的人才与学术断层现象。
因此，对我国学术与教育发展忧心忡忡的周总理有感于此，特意就此向李政道表示道：“李政道先生回国来讲学，我们太欢迎了。不知道李政道先生能不能帮我们多请一些国际方面的大家到中国来，帮助我们讲学解决我们现在人才与学术断层的问题。”
李政道与周总理
李政道听罢当即不假思索地道：“总理，请恕我直言。我们中国便有一位这样的专家，胜过千千万万的大家，只是他没有得到使用，他便是我的老师束星北。”
直到此时，李政道依旧不知道自己恩师束星北现在的境况，只是为其销声匿迹而纳闷，以为没有受到重用。
李政道此次访华期间多次表达想要求见束星北，却最终以无果而终，抱憾终身地回到美国。
其实，同时在打听寻找束星北的又何止李政道一人。
早在1961年，竺可桢远赴丹麦探望病重的好友波尔，期间波尔便多次向竺可桢打听束星北的消息，可竺可桢也对此知之甚少。
竺可桢离开丹麦时，波尔又依依不舍地对竺可桢说：“我的朋友您回去后，一定要帮我打听一下束星北的消息，无论情况如何，都请写信告诉我！”
竺可桢回国后多方打听束星北的消息依旧音讯全无。无奈只能写信向远在丹麦的波尔告歉。
收到信后的波尔，依旧不死心，后来又有多位曾在浙大认识的学者去探望他，其亦一一请求他们帮他打听束星北的消息。波尔曾对这批学者由衷感喟道：“余生倘若还能再见挚友束星北一面，死而无憾。”
大科学家的感情，没有过多言语，却真挚得令人动容。仅在一年后，波尔便含着对束星北的无尽思念，因病去世。波尔与束星北，终其一生终究没有再见。
1983年10月30日，一代物理学天骄束星北因病去世。去世之前留下这样感人至深的遗嘱——“我死后，不要火化，那样太浪费，现在青岛医学院标本很紧缺，可以把我捐给娃娃们搞研究。我的脑子，也还像二三十岁那样条理清晰，也可以留下来做研究。”
然而，当时正逢医院领导换届，束星北家人在把其遗体捐给医学院后，学院方面却马虎得半年后才想起来束星北，等到找到时，早已经腐烂。无奈只能找了两名学生将其掩埋在操场双杠下草草了事。
一代天骄最终却如此结局，实在令人唏嘘。
多年后，当刘海军整理写出了《束星北档案》时，特意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李政道书信一封求教，没成想这位曾经束星北的爱徒，诺奖大科学家竟不惜在百忙之中，回信二十多页，里面洋洋洒洒的故事，桩桩件件催人泪下，给了刘海军极大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等到书成时，李政道为其作序“奉献后人，千年仰慕”。
诚然，即使时过境迁的今日，我们回忆起来，面对束星北的遭遇，能报之的除了遗憾与唏嘘便再无他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已无须再论谁对谁错。
这样的大科学家，其所作所为，已经足够名垂青史，其对我国物理界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这对束星北本人来说也许便已足够。
突然想起了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送给伟大的束星北先生正应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