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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砸缸大班教案反思】回到原点 问道方圆

人物介绍:

冯恩洪:1945年出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任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建平(集团)学校总校长,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好课堂项目办公室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曾被评为全国模范班主任,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市优秀教师标兵,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曾四次被评为感动中国教育改革十大风云人物;六次获得全国及上海市教育科研一、二等奖;代表著作有《探索明天的教育》《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等。

假如说学校教育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那么基本的组成细胞就是课堂。

今天的课堂决定20年后中国的命运。

课堂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主要手段。

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生涯由大约16800节课构成,因此,先有课堂的质量后有教育的质量,没有课堂的质量就谈不上教育的发展。

到2017年端午节前,我在中国大地上累计听了4842节课。其中不乏学生敢于参与、乐于表达、活力四射,老师“胸中有书、目中有人”的好课。教师从知识的讲授者,转变为课堂的组织者和引领者。这样的课堂变化催人奋起,令人振奋,然而更多的“家常课”却引起我的深思。在大量听课的基础上,我深刻感受到,在对课堂的认识和把握这个要害问题上,我们尚欠火候。

“一节课应该怎么上?”这是一个教师职前准备不足、职后发展失之偏颇的命题。坦率地说,我们的师范教育接地气不足,给学生的是很多教育的原理,而围绕“上好一节课”的实践能力,师范大学重在方向的引领,缺乏能力的训练。师范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又进入了“教无定法”的认识误区。“教有常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是有逻辑顺序的。“教无定法”在完整的语言环境里,毋庸置疑是对的。然而一个师范生由自然人转变为职业人的过程,不是跳过“教有常法”探索“教无定法”的过程,而是先要走进“教有常法”,然后淡出“常法”,才能进入“教无定法”的境界。当教的“常法”和个人的特质结合起来,这样的老师就具备成长为当代教育家的基础和潜质了。对课堂“常法”进行彻底的本质探寻,才能避免在一节课怎么上的问题上陷入苦恼的深渊。

三个维度决定一节课应该怎么上

第一个维度是教材。教材承载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决定这节课应该怎么上。第二个维度是学情,教学目的指向学生,实现教学目的要搞清学情,不知道学生在哪里,只追求学生到哪里,何谈有效教学?第三个维度是教育的时代特点,不同的时代教同样的内容,教同样年龄的学生,教法相同还是应该不同呢?农耕经济时代一节课如何上,与工业经济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相比较,有同也有异,同的是教材内容,不同的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对接班人的不同要求。

中国的课堂教学,书本中心的味道很浓,从目前的课堂呈现来看,三个维度中,教材决定一节课怎么上相对比较清晰,学生在哪里、时代特点要求到哪里,这两个维度都有所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课堂教学是教书而不是用书教。

教师的教学设计常常是教师钻研教材的结果,来源于教师的主观。走进学生发展为本的课堂,问题是教学的起点,问题反映“学生在哪里”。教学设计不应源自教师的主观,而应依据来自学生的客观。好课堂的美,不是完美,而是缺陷美。这是一个不该忽略而被很多教师忽略的维度。实践证明,这也是妨碍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环节。

现在回忆起来,几年前,美国人在教育网站上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孩子就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孩子退休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想让孩子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收获幸福人生,和工业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一样还是不一样?上千万个美国家庭卷入这场讨论。他们的选择结果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是能力比知识更重要的时代。美国人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幸福人生离不开自我管理能力、信息处理能力、有效表达能力、沟通协作能力、正确思想能力、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变革能力。走进移动互联网时代,美国人的幸福人生离不开这几种能力,在中国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场讨论启示我们:教育是有鲜明的时代性的,优秀的教育是属于时代的。

想通大道理才能做好小事情:一节好课由三个维度决定,只有明晰了三个维度的坐标,才能上好一节具体的课。从这个角度看,重视教育就要重视课堂,关注教育就要关注课堂,领导教育就要领导课堂。绝对不能学问越高离课堂越远,职务越高离课堂越远,那是教育发展的误区。

三个要素决定一节课是否能上好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承担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强国重任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有什么样的课堂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人口众多却人力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教育陷入了误区。

承担人力资源重任的教育,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注入问题要素。一个民族的创新变革的能力,说到底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的问题意识与能力要从课堂中来。课堂不能没有问题,课堂教学的过程就是教师无疑时导向有疑,有疑时导入无疑的过程。学生获得新知的过程,不意味着要教师全部讲授。通过有效预习,新知识可以分成两部分,学生看得懂的新知识和学生看后起疑的新知识。看后起疑的新知识就是问题,问题是有效教学的起点,没有问题就没有高效的课堂。教师不知道学生在哪里的原因是不知道来自学生的问题,课堂只能是演绎推理的教学。当一个教师重复学生已会的知识的时候,这个课堂的高效就要受到质疑。

全国各地许多教师问我:“我也想让学生提问,我给了他们时间,他们提不出问题,白白浪费了时间,怎么解决?”发现问题的能力靠的是遗传基因吗?发现问题的能力在于后天的训练,没有有效的训练哪有发现更好问题的能力呢?从我在全国11个省市实践的情况看,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不是学生提不出问题,而是面对来自学生的诸多问题,教师理论准备、专业素养和课堂驾驭能力不足,筛选不出最有价值的问题。

我曾经在海南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司马光砸缸》。上课到第13分钟,生字教学结束以后,小朋友主动提问,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小朋友掉进缸里以后,其他小朋友都慌了,司马光也是小朋友,司马光为什么没慌?”那天是10月21日,6岁的孩子,入学不到两个月,已经能发现最有价值的问题。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那天的执教者是海南大学本科毕业生,被孩子们问住了,因为大学里没讲过“司马光为什么没慌”。这个案例提醒我们,不要怀疑孩子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如何面对孩子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对教师的专业教学素养将是一个有力的挑战。

课堂要注入的第二个要素是合作。新加坡政府把走进移动互联网时代,让500万新加坡人学会合作,作为新加坡持续繁荣的立国之本。当新加坡把发现合作的价值当作立国之本的时候,我们炎黄子孙似乎不应该再把合作置于教学之术的低水平上了。集体智慧永远高于个人智慧,一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不代表四到六个人不能解决,让学生从小在老师的带领下诱发合作的需要,参与合作的过程,享受合作的成果,养成合作的习惯。

课堂是由教材、教师、学生三个基本因素组成的。教材是教师无法选择的,学生却是有差异的。同一间教室里,有差异的学生拿着无差别的教材,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教材是标准的,标准是重要的;学生需要合适的学习内容,合适比标准更重要。面对相同的教材、有差异的学生,让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都实现发展,课堂需要第三个要素——合适。常识告诉我们,让有差异的学生都得到发展,是在最近发展区里实现的。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最近发展区是不同的。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如果是“教书”,一定会出现好的学生吃不饱,学困生消化不良的现象;如果是“用书教”,一切就会另当别论了。课堂需要结束“教书”,走进“用书教”,给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设置“伸出手来够不到,跳起来能够得着”的目标。如果我们能控制合适,课堂上就不会出现厌学现象。厌学说到底是学习目标不合适造成的。

从实践出发,我认为:一节好课是问题引领的课,是合作探究的课,是控制合适、走出“教书”、走进“用书教”的课。

两个途径帮助教师走进好课堂

改变教育就要改变课堂,改变课堂首在改变教师。改变教师,全世界都使用的相同的方法是教师入职后的继续教育。从人民群众热切希望提高教育质量的角度看,改变教师、帮助教师的目的是为了成就学生。改变课堂的方法是短线,短线着力于当下;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是长线,长线着眼于未来,有效的继续教育要既抓长线也抓短线。

15年来,我在中国大地上实践“中国好课堂”活动,成功地帮助1400所中小学改变了课堂。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没有教师不想把课上好,没有教师不想把学生教好,这是我们评价当前教师队伍的出发点和归宿。相信大多数教师有教育理想,有道德良知,有实验精神,这是我们帮助教师的出发点。尊重人、研究人、满足人才能提高人。因此,帮助教师也要用教师喜闻乐见的形式。

教师们不是生活在概念和理论中,他们每天接受的事情都是具象的,引导教师转变课堂行为,要针对教师的特点。教师们这样评价只有抽象没有具象的继续教育:学习中听得热血沸腾,回到讲台上一头雾水。帮助教师在实践中成长,让教师潜能释放的、有效的继续教育,才是适合的、有意义的继续教育。中国教育界重视继续教育的大方向是对的,然而对什么是合适的继续教育方式研究不够。这个合适既要有抽象的引领,也要有具象的指导;既要有思想引领,也要有教学行为的具体帮助。必须针对教师们想要在课堂上实现教学目的、却不知道自己的学生在哪里、陷入“教书”却走不进“用书教”的现状进行突破。

途径之一:通过有效的教研,帮助老师养成二次备课的习惯。第一次备课备教材,备教材是为了指导学生有效预习。目前指导有效预习的方式有导学案,有10分钟微视频,有问题发现法等,这都是指导学生有效预习的手段。重点在学生有效预习以后,教师要能够通过有效预习的检查,掌握学生的预习情况,结果毫无疑问会三分天下:一是全班都对的,全班都会的不需要老师讲,全班全会的问题老师还要挂在嘴上就不是高效的课堂。二是有人对有人错的,有人对有人错的要组织学生合作探究,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纠正错误,拥抱成功。三是个别问题全班全错的,全班全错的,合作讨论的基础不存在,老师应该在引导启发的前提下讲授。基于学情的掌握,教师进行第二次备课,基于学习目的导出最佳问题,设置问题解决的路线图。这样的课堂就不是“胸中有书、目中无人”,而是高效率的好课堂。当然,二次备课“帮助老师,成就学生”是一个过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但是好的课堂从来不是追求完美的,中国好课堂的价值取向是追求缺陷的美。

途径之二:对“合作与合适”结合的研究。基于合作,需要课堂实现理念与行为的转变。现在的课堂,老师是教班的,未来能不能从教班走向教组?老师要把学生组织起来,引导有领导力的学生争当学习小组长,形成小组文化,课堂植入即时评价、有效激励的元素,这样我们的教师就能结束教班,走进教组。

基于合适,需要提高教师读懂课程标准和教材的能力。一门学科知识点有多少,能力要求是什么,这是国家标准,国标是相同的;学生的起点不同,知识点不等于合适点,合适点在哪里,这是校标,是因校而异的。基于国标,基于知识点与合适点,围绕每一个合适的知识点,要研究题型有几种。题目是做不完的,但题型是有限的。在农耕经济时代,因为信息闭塞,学海无涯苦作舟可能是正确的。今天在云平台大数据的时代,强调学海无涯苦作舟是误人子弟。学海无涯更需良师导航,老师“下海”概括出题型,才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让学生在良师的带领之下,走向成功的彼岸。因此,控制合适本质上是提高教师读懂教材的能力,通过两次备课,读懂了学生,既读懂了教材又明白了学生在哪里的教师是良师,更是恩师。

中国好课堂通过合适的继续教育成长途径,帮助教师实现专业发展,从我们的局部实践来看,结果都是喜人的。我把局部实践的经验形成此文,与各位关注课堂教学的教育界的同仁共享。(冯恩洪)

《中国教育报》2017年09月06日第9版

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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