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1846年，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姑娘站在维也纳总医院的第一病区的病房前，和穿着蓝色法兰绒长制服的和蔼女护士僵持着，无论如何都不愿踏进病房一步，仿佛里面有噬人的怪兽正张着大嘴随时准备吞食她年轻的生命。女护士有些不耐烦，扭头看了看身后的病房——阳光穿透医院的玻璃窗，照在地板上，带来喜人的温暖和舒适。病床上躺着很多待产的孕妇，她们的身边围着三三两两的医生和实习生，正边记笔记边低声地交谈着，一切井然有序。
19世纪的医院病房是这样的大开间
女护士又扭过头来，低声安慰着面露慌乱的姑娘，“不要担心，亲爱的”，她加大了力气，将姑娘搀扶进了病房内一张闲置的床边，“这里并不总是这么忙，现在天还早，学生们刚刚从停尸房来到这里，所以都急着做些检查，很快他们就会离开的。”
姑娘并不知道什么是停尸房，但显然还是被吓得够呛，即将临盆的痛苦拉扯着她的神经，将她的思维搅成了一团乱麻。唯一深深刻在脑子里的只有来医院前朋友反复叮嘱的一句话：“不要去第一病区，一定要去有助产士接生的第二病区。”但很显然，她还没来得及再次重申请求，腹中的孩子便急不可耐地要来到这个世界了。
妇产科病房也是如此
姑娘痛苦的呻吟引来了一位实习生的注意，他匆匆跑过来，笨手笨脚地开始为她做检查。每当实习生粗钝裸露的手指探入她体内用力推压，姑娘只能拼命咬紧牙关才不会放声痛苦嘶叫。实习生的老师不得不匆匆跑过来，进行现场教学指导。他们兴致勃勃地交谈着，记录着，护士们在一边想要制止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但很显然，没人会听。
十几个小时的漫长折磨后，在产钳的帮助下，姑娘挣扎着生下了孩子。然而她很快开始呕吐，腹痛，心跳加速，却冷得一直打寒颤。她无法保持清醒，耳边却时不时能听到教士的摇铃声。她知道，那是身着盛典长袍的神父为病危孕妇实施圣礼前，助手穿越走廊时摇动的手铃声，
像极了死神前来索命的前哨。当死亡真正降临时，姑娘被赐予了短暂的力量，使得奄奄一息的她忽然有力气坐了起来，朝着虚空大喊着“爸爸，原谅我吧”，然后颓然仰倒，停止了呼吸。
产褥热
大家司空见惯地难过着。医院每6名产妇中，就有一个会死于产褥热。没人知道是为什么，甚至连产褥热的病症来源都搞不清楚，只能将其归为某种“流行病”。尽管有助产士的第二病区总是比医学生所待的第一病区产妇死亡率低，但并没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28岁的助教赛麦尔威斯在为被手术刀意外刺伤的好友雅各布·科尔莱奇卡做尸检时，发现雅各布的验尸结果与患产褥热而死的妇女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而提出了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假设：
当时法律规定，在医院死亡的病人必须进行尸检。因此医生们经常要去停尸房解剖尸体，可以想见，结束后手上沾满“不可见的腐烂有机物质”，或许只是匆匆擦一擦，便奔去病房为孕妇做孕检。正是这种交叉感染，才使得妇女的产褥热致死率大大提高。他还有着绝佳的参照物——由助产士负责的第二病区死亡率低得多，很大可能就是助产士没有接触尸体。
于是，在赛麦尔威斯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产科病房后，便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设想投入实践：医生在接触病人前，必须用氯洗手。而肉眼可见的数据是，他负责的产科病房一年内死亡率便急剧下降。遗憾的是，赛麦尔威斯试图说服同行接受洗手带来的好处，但大部分人显然不想买账。
洗手，一种从未被彻底贯彻的习俗
洗手，是项技术含量低，收益却极高的清洁活动。可有效预防小到拉肚子，普通感冒，大到MRSA，SARS和禽流感的传染。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19世纪，仅仅在医疗体系内推广洗手运动都如此吃力，更别提普通大众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时候人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更加堪忧。恰恰相反，当时人们对手部清洁极其重视。《出埃及记》中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洗手不仅仅是务实，还是荣誉和文明的象征。古希腊人相信，当客人来访时，提供洗手盆和毛巾是最基本的礼仪。
洗手与身体——心灵的纯洁有关，在古代是神圣的事情
就连在我们印象中肮脏的中世纪和并不卫生的文艺复兴时期，盥洗双手也是极其受关注的事情。修道院的回廊普遍设有用来洗手的石槽，富裕人家的室内也通常在角落备有水壶、盆和擦手布。甚至礼仪书籍中明确表示，饭前饭后必须洗手，忘记的人应以此为耻。
直到17世纪，瘟疫带来的灾难后果使得一部分医生相信，正是因为人们在温水中洗手，毛孔被打开，才让鼠疫和其他疾病趁势而入，甚至感染血液。中世纪黑死病蔓延，大家没有去找老鼠的麻烦，却在秋后算账时把随十字军西来的公共浴室打成了危险地区。
中世纪的餐前洗手
在不清洗运动中，比较有名的应该要属“臭名昭著”的法王亨利四世。他的道德品质被强烈的“汗、马、脚臭和大蒜臭味”衬托着，也变得可敬可爱了起来。但国王本人显然不以为杵，还坚决鄙视任何注重个人卫生的良好行为。得知苏克公爵洗了个澡，亨利四世大惊失色，通知苏克公爵被暂时性隔离，直到油纸和灰尘重新为他的外表敷上厚重的防护为止。
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双手作为暴露在外界环境第一线的人体部分，不洗才是对家人和自己负责的态度。可自古而传的习俗却告诫大家，不勤洗手是可耻的行为。因此上层社会可能会为此纠结不已，但普通民众显然并不用忧虑——工业革命建立了工业生产线，但公共饮水系统却并没有跟上发展步伐，相反，由于水污染严重，清水的价格并不低廉。再加上城市人口密集，贫民窟几十甚至上百人需要共用一个厕所，更别提建立貌似看起来没什么大用处的洗手设备。两者相辅相成，人们对洗手有意无意的忽略以致成习惯也就不难理解了。
洗手，不仅关乎个人卫生
于是，当赛麦尔威斯为洗手运动奔走呼吁十几年，除了嘲笑和排挤，他几乎得不到任何回馈，尽管这种做法大大减少了因产褥热而导致的死亡。直到路易斯·巴德斯提出了细菌理论，才终于为赛麦尔威斯的洗手倡议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甚至直到磺胺和抗生素出现前，人们与病毒作斗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它们洗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洗手在民众中的普及率变得可观了起来，恰恰相反，公众个人卫生意识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19世纪末，美国公共卫生改革促使政府出资建造了一批公共浴室和洗手间，以提供给贫困的本国居民和外来移民清洁身体。1897年，芝加哥自由浴与卫生联盟宣布：“可以给这些不文明的欧洲人涌入我们的城市带来最大的文明力量就在于公共浴场。”
工业革命造就了产业工人，也催生了卫生事业的现代化
但就其本身而言，公共浴场的建设不足以说服人们去洗手。洗手本身花费20秒，但走去公共盥洗室却要耗费20分钟，谁又能特意为此奔波一趟呢？
可20世纪初爆发的大规模西班牙流感和其他传染病又使得社会学家和家庭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警惕这种不良的卫生习惯带来的负面影响。社会工作者轮流上门宣讲“细菌”带来的可怕危害，尤其是那些家中有新生儿的母亲，更是着重的宣传对象。他们倡导，母亲应该成为家庭的榜样和道德指导者，担负起督促邋遢的丈夫和好动的孩子们洗手的重任。
现代卫生十字军，个人卫生意识的推广成了一种“使命”
有数据表明，1900年，美国儿童饱受传染病的困扰，每10名儿童中就有将近2名死于这个原因，尤其以5岁以下婴幼儿居多。而这些可怕的后果只算在母亲的头上：如果家中孩子去世，很大可能就是母亲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
社会工作者们为家庭主妇带去了“细菌焦虑”感，而家庭经济学家接下了她们递过来的接力棒，鼓吹家庭主妇向销售商们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善卫生习惯，比如从经常清洁和洗手的乳制品厂购买婴儿牛奶，去经常洗手的面包师和食品杂货商那里购买其食物。我们知道，20世纪的消费市场是家庭主妇的天下，她们的购物篮主宰着商家的兴衰。因此，从这一群体入手，无疑会使洗手推广运动事半功倍。
“不注意卫生就不许进门！”
但是，焦灼着家庭妇女们神经的并不仅仅是外界的威胁，有时候更多的是来源于枕边人的不合作。曾有贫困的母亲写信给家庭经济学家诉苦说：“我尽力保持着我和孩子的整洁，奈何孩子的爸爸不以为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报道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表明了家庭生活中男女的在卫生清洁上甚至洗手频率上的明显差异：“妈妈沉迷于擦拭每个可能会被孩子触碰到的角落和玩具，并责骂玩了一身泥巴回家的你，但爸爸却会鼓励你去泥地里打滚。”并指出，“是不是只有一种令人恐惧的致命传染病暴发，才能使人们听妈妈的话，乖乖去洗手？”
看起来真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