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昌钧窑】钧瓷款识底款全面解析

即使财产多，也不如一块菌子。

收藏钧瓷时，我们总会查看瓷器的底部。因为这里记载制作器物的时间、地点、制作者的姓名、器物作坊的牌号等。

传世的宋代钧官窑产品中，以底部刻有汉字数码的钧瓷最为珍贵。同款作品，如果有名师名窑的标识与没有底款相比，价格相差甚远。了解钧瓷的款识。对于我们了解钧瓷的历史、文化。认识器物的内在价值，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钧瓷的款识在宋代就开始出现，随着钧瓷的发展，款识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增多。钧瓷款识，大致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是表明同类器型的大小、年代和钧瓷存放的地点。

在宋代钧官窑出土的花盆、出戟尊、鼓钉洗等器皿中，不少在底部刻有一至十的汉字号码，尤以花盆居多。不同的汉字号码代表器皿不同的规格，一号最大，十号最小。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均收藏有出戟尊，最大者底部标号为三，高32.6厘米，最小者标号为八，高22厘米。钧官窑器物除底部刻有数码外，清代在花盆底部加刻有楷书“重华宫”，在盆奁底部加刻有“瀛台”、“养生殿”等字样。

钧瓷有关纪年的款识出现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发现一件钧瓷残圈足，底部阴刻有“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的款识，这是已知最早的有关纪年的款识。某收藏家藏有“天启年制”款识的明代钧瓷。总的来说，带有纪年的款识十分鲜见。

二是表明制瓷的艺人和烧造的窑口。

钧瓷艺人以自己的姓名做款识出现的年代较晚。神垕的刘庄窑、下白峪窑曾发现过釉色和制作工艺与传世宋钧相似的器物残片，上有墨书“郗”和线刻阳文“朱”字样的铭文，这可能就是已发现的最早有姓氏的款识。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禹州知州曹广权在神垕建立钧窑瓷业公司，在公司做瓷的郗杰曾留下“钧兴郗造”的底款。新中国成立后的钧瓷恢复初期，一些工厂偶尔盖过“豫兴窑业工厂出品”的款识。公有制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后，艺人们鲜见留有自己的底款。对于产品的优劣，国营瓷厂采取在底部盖甲、乙、丙红印分等级，钧瓷一厂、二厂则采用一、二、三的红印定之。

20世纪80年代末，民营窑口逐渐涌现，窑口较为重视自己的包装，开始加盖自己的底款，窑名、人名作底款成为一种时尚。较早的如“中国神垕郑召钧窑制”、“孔家钧窑”、“荣昌”、“神州钧窑”等。稍后，一些窑口不仅加有窑口底款，还标有烧制年代，如“荣昌钧瓷坊乙酉年制”等。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部分艺术大师则开始将自己的名字用制模的方式作为款识。如“刘富安作”、“刘山人造”、“杨志制瓷”等。随着一些大师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所在窑口将一般的钧瓷制品用窑名做款识，而自己的得意之作则另加个人款识。有些艺人为了防止自己的款名被盗用，还采用亲手刻写的方式来存真。如“孔相卿”、“夫立手制”、“刘建军”、“晋造”、“钧丁”等。

孔相卿底宽

三是表明某类作品记录的某个事件。

20世纪初，钧瓷开始作为国礼出现在国际、国内重大外事活动中。如荣昌钧瓷坊为博鳌亚洲论坛制作的国礼“祥瑞瓶”、“乾坤瓶”、“华夏瓶”，孔家钧窑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制作的国礼“丰尊”、“海晏鼎”、“象天鼎”，以及金堂钧窑创作的国礼“和樽”等。这些作为国礼的钧瓷因承载的意义重大，销售均采用限量发行的方式，因而更加重视底款的信息传递。这些作品的底款包括作品名称、烧制年代、烧制窑口、大师名称、编号等，使底款的内容更为丰富，也为人们鉴定鉴赏不同时期、不同窑口的钧瓷作品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信息。

四是用题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

由于钧釉釉厚而不透明，在釉面上题字十分困难，因而窑口极少在钧瓷上题款。清代宫廷所传的部分钧窑器物上有皇帝所题，玉工后刻的诗文题款。著名钧瓷艺人阎夫立曾在自己亲手烧制的一个大盘上，用金刚刀刻写过一段近百字的制瓷感言：“制瓷就如做人，有海阔天空才有洪量大德，有至诚仁爱才有真善大美，有空旷至静才有大彻大悟。以包容天下之胸怀立意，以博爱仁义之心驭火，以空灵大悟之感成瓷，顺天应人，灵活多变，钧我同融，天人合一，意心随悟，力求大成。”但此情况非常罕见。

当然，在收藏瓷器的道路上，查看瓷器底部标识，辨别器真伪并非容易之事，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在边学习瓷器知识的时候，多看看真品和伪品的，仔细把玩，磨练出“火眼金睛”的时候，就不用怕在收藏陶瓷的路上，吃亏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