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床】女人只被教导拆掉扔来的炸弹丨单读

是的，相信有读者又会在留言里质问我们，单读怎么又做了一篇女性议题相关的选题。这就像是在问，法制节目里怎么又在讲一起犯罪案件，脱口秀大会里怎么又冒出一个新段子。

女性不得不在大众面前揭露自己的伤疤，才能换取人们的关注，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很多。当我们念出一长串女性受害者名字的时候，应当清楚的是，她们不是符号、论据，她们是燃烧自己、照亮黑暗的火把。

在《知晓我姓名》这本非虚构作品中，你将认识一名叫香奈儿·米勒的女孩儿，她在遭遇性侵后，又被巨浪般的网络信息吞没——

“她当时为什么要喝醉？”

“他那么优秀，能找到那么多愿意的女孩儿，为什么偏偏强奸她？”

“她是不完美受害者吧！”

......

每一位不完美受害者的背后，都至少站着一个暗自得意的完美施害者。

面对这些网络攻击，香奈儿没有沉默，而是站出来说，“我叫香奈儿·米勒，我不接受。”

“决不。”

《知晓我姓名》

【美】香奈儿·米勒著

陈毓飞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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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只被教导拆掉扔来的炸弹

撰文：香奈儿·米勒

我的新家是一座暗绿色房子里的一个黄色小房间，和一位插画师、一位油画家合住；房间原来住着一位舞蹈家，夏天时要离开一段时间，便把她的床位转租给我了。房子每月租金 400 美元，位于普罗维登斯西区，带一个大后院，还有一只名叫埃尔维斯的猫。舞蹈家给我留了一个枕头，干净的床单，柔软的纱毯，抽屉里放着小银鱼。到达后的那个早晨，我一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我惊慌失措，直到看见房子奶油色的墙壁，树叶压在窗户上。没人在家。我环顾四周。厨房里铺着黑白相间的地砖，挂着巨大的丛林油画。有新摘的西红柿和胡萝卜，螺纹状的根上沾满了泥土。一个装满香料的木架子，一个硬质蜂蜜罐，一个绿色的水壶，一个鳄鱼雕像。我顺着一串灯走过一个深蓝色的沙发，一把芥末色的灯芯绒椅子。一份报纸摊开，一边是做了一半的填字游戏，旁边是小幅山水画和桃色纱线。我已经喜欢上两位不在家的室友了。

去学校的路有两英里远。罗得岛天气很热，阳光不像西海岸那样只是轻吻你的额头。我的路线两侧是铁栅栏，杂草像黑色的火焰一样排列在人行道上。旧家具躺在街上，宛如海狮搁浅在沙滩。人们坐在酒店和自助洗衣店外面的草坪椅上，白色的香烟散落在路边。角落里停着一辆马车；我可以花 1 美元买盛在泡沫塑料杯里的水果冰糕。

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罗得岛首府

接近校园时，街道开始向上倾斜，路面变得平整，树木张开双臂，生出一片灰色的阴影。这里的草长得茂盛，不像加州那种干巴巴的草，叶片总是萎黄而卷曲。有的男孩女孩染了火烈鸟似的粉色头发，穿棉质连衣裙，高跟鞋，戴羽毛耳环。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旧运动衫，用手指摸了摸我特意为了装扮而戴上的廉价珍珠耳环，心想，我一定看起来特土。

上课的地方是在一幢小砖房里，上两层楼梯。整片玻璃的大窗户。软木墙板上布满了星罗棋布的小孔，上面钉着艺术作品供人品评。我看见了晾纸架，我们的版画很快就会在那里摆好。一个只用来创作的房间。

我的老师留着浓密的胡子，戴着圆圆的眼镜，系着一条几乎垂到脚踝的长围裙。他让我们四处走动，做自我介绍，讲讲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的。这十名学生让我想起专门制作精美工艺品的精灵：吹制玻璃、纺织布匹和制造无踏板自行车。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是本科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暑假来补学分。你呢？他说。“我刚搬到这里，为了这门课，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我辞职了。我喜欢版画，我在大学里修了一门课，主要是凸版印刷。”老师说：“真好！令人兴奋啊！”他让我们把名字写在胶带上，选一个抽屉，贴上标签。我用大写字母写了我的名字，“香奈儿·米勒！！”，准备在抽屉里放满新的版画。他分发了一份清单，上面列有我们需要购买的所有物品，以及已经提供的物品：单面磨砂聚酯薄膜、醋酸盐、宝石红、胶膜刻划刀、点状凸版或磨砂玻璃、亲水涂层板、松香、酸、BFK 丽芙版画纸、硬挺的粗棉布、聚酯单丝、脱脂剂、直接乳胶、涂料器、凯兰帝水溶性蜡笔、吸墨纸等等。下课后，我在美术用品商店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拿起东西，看看价签。我没有把材料费计入我的预算。

下节课他让我们跟着他回到暗室。他教我们如何使用放大机，如何装底片架，如何将胶片转到合适的镜头，将乳胶试纸朝上曝光，如何显影，如何完成冲洗、定影、放水。如何将透明感光乳剂置于正片印版中心，置于真空床中，除去印版上的油脂，在印版上涂上松香粉，在印版上涂色，在硝酸中浸泡；把边缘磨成斜角，把印版放在印刷机上，混合墨水，把纸浸湿，拍干，调节压力。最后转动滚筒，把刚印出来的图案取下来，轻轻放到晾纸架上。经过几个小时的演示，一幅版画诞生了。

我聚精会神地看着，踮起脚尖站在同学身后，疯狂地做着笔记。最后，我已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最初的 45 步里就已经迷了路。学生们开始用素描把想法画出来。我坐在凳子上，盯着我潦草的小字，它们就像死去的蚂蚁在我的书页上留下的痕迹。终于下课了，我匆忙走下楼去。

到了第三堂课，我落在更后面了，羞于问“什么是粗棉布”之类的问题。我一个人吃午饭，一个人吃晚饭。我已经毁掉了一张照相印版，因为我把它带进了一个有阳光的房间。其他每个人都很熟练，目标明确，一步步准备他们的材料。我紧跟在他们后面，想看看他们在干什么。下课后，我去了行政办公室。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选一种不同的课。现在换已经太晚了。我点了点头。

《知晓我姓名》作者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出生于 1992 年，拥有 1/2 中国血统，中文名张小夏，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文学学士，目前居住在纽约。

我打开手机上的谷歌地图，发现一条浅蓝色的条纹，是一条河。我走了很远，找到这条河，然后又沿着河走了很远，最后扑通一声坐倒在一片草地上，哭了起来。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面前这条河的名字。我搬到一个拼图般大小的地方，远离所有熟识的人，就为了来学习过时的印刷技术。这是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我认为我可以做到？埃米莉一直跟着我，提醒我是个无路可走、一事无成的受害者。这种生活过于甜蜜。这种快乐、创造，属于那些除我以外的人。

可就在一个月前，老板要给我加工资，有什么东西使我摇头。男朋友提出让我跟他一起住，但又有什么东西使我摇头。大老远跑来这里，似乎不合逻辑，费用高昂，令人费解。然而我却在这儿，坐在那个想法里，在那个想法里汗流浃背。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真正做过的选择。没有人告诉我我能做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这也意味着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不能做这件事，除了我自己。

这就需要我信任自己，完完全全地信任一次。我小时候从来没有问过别人我是不是个艺术家。我只是在桌子上腾出足够大的地方来放纸张。我收拾好东西，慢慢走回家，为第二天做准备。

我开始在休息日也去上课。我告诉自己我不笨，然后开始问问题。我的老师总是花时间帮助我，鼓励我做更大的版画，很快我的版画就有桌面那么大了。我教自己寻求帮助，作为回报，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晚上，我听见室友和他们的朋友在客厅里商量着要去打保龄球。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不敢去洗手间，也不敢向那么多人介绍自己。我一直在等着他们离开，这样我就可以洗个很久的澡，把一个西葫芦切成圆片，在静静的屋子里炸着吃。接着我听到了敲门声。

我等了一会儿，装作在忙乎什么事，然后打开门。室友问：“你想去打保龄球吗？”我没有计划，我当然没有什么计划。我本能地要拒绝她的邀请，担心这是出于怜悯或只是客气，就像收银员问你是否需要帮忙把袋子拎到车上。但我还没来得及礼貌地摇头，桌边的人就插话说：“我们打完保龄球去麦当劳吃冰激凌！你要给屏幕上选个什么保龄球昵称呢？别忘了袜子。”于是我点点头，把一团袜子放进包里，跟着他们出了门。

我不想家，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回家，但我感受到了在世界上漂泊、没有立足之地的不安。这个小邀请和其他的小邀请拯救了我：把车开进池塘，在雷鸣的警告声中躺在磨损的毛巾上。和安吉一起开着小红莓色的面包车，车里缺了张座椅，就坐在压扁的卷心菜盒上。在一张悬挂的床单上投影放《紫雨》。吃着樱桃派，听着电子混音版的《宋飞正传》序曲。我在他们的夏天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我的存在可能在他们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被接纳在内的感觉。

电影《紫雨》海报

我在克雷格列表网站买了一张桌子。一对很好的夫妇来送货。那位女士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在外面。“我们可以帮你搬进去，但如果你不想让我们进你家，我也能理解，因为你也知道，克雷格列表网站上认识的人。我只是不想——”那位男士说：“不然她怎么搬这桌子呢？”我明白这位女士的意思，就连从一个陌生人那里拿一件家具这样简单的交易，都暗含着一种内在的威胁，任何时候跟网友相见，我们都必须审视其中是否有侵犯、强奸、死亡等等的迹象。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个人没有用这种语言说话：他只是看到了一张桌子。

我每天平均步行 6 英里，自己去公园、电影院、书店，一心想发现自己的新领地。不管我去哪里，总是发生同样的事情。一开始是一位老先生，他点点头说：“早上好，美女。”然后我转过身去看他在跟谁说话，直到意识到他是在跟我说。带着困惑，我说：“早上好。”甚至觉得自己本来不应该说什么。善待老人。一个秃头男人说：“嘿，美女，你真漂亮。”他的笑容慢慢地扩展开来，好像他的脸拉开拉链，于是我就回答：“谢谢您！”

这些话伴随着我的散步，就像树上的鸟一样常见，陌生人问我：“你好吗？”我就回答说：“很好，你好吗？”这些评论让人感觉太过微小而不重要，就像一个小图钉扎进了厚厚的轮胎。我有时会责备自己太过友善，也会责备自己报以微笑的速度太快。当有人朝我按喇叭，我本能地挥挥手。我的默认设置是回应每一个问候。但我意识到，我不认识按喇叭的人，我几乎不认识普罗维登斯的任何人，下次也不需要挥手。无须挥手，无须道谢，无须问候，我告诉自己。

我路过坐在车里的三个人，他们盯着我的腿，咂着嘴，口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模仿着召唤猫时的声音和手势。当我走开时，我感觉到六只眼睛都在抚摸我的小腿肚。我不知道非语言行为是否比语言更困扰我，我是更喜欢点击还是评论。我只是想要安静。有一次，几个男人聚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当我走过他们肚子之间的狭窄通道时，他们寸步不移。

我开始避开某些街道。如果有人让我走一条路，我会选择另一条路回来，然后发现自己绕了好几个街区。我训练自己把头埋起来，避免眼神接触，假装看不见。我不会抬头看树，而是坚定地走着，或者低头看自己的脚。有一次，一个男人走到我身边说：“我可以和你一起走吗？”我开始加快脚步。“让我和你一起走吧。”当他的脚步追上我时，我只是摇了摇头，双手紧握背包的提手，等着他落后几步。有些男人会因为我没有回应而生气，有个男人说：“我只是想让你今天有个好的开始。”但当我的肢体语言传达出我不想被人看、不想被人搭讪的信息时，这些赞美就不像是赞美了。当他们把这些话硬塞给我或是用只有我能听到的低语说出时，我并不觉得这些话是礼物。这些话的潜台词都可以理解为：“我喜欢我所看到的，我想要它。”“但我不想要，我不想要。”我想。

想象一下，你在街上一边走路一边吃着三明治，有人说：“该死，那看起来像个美味的三明治，我可以咬一口吗？”你会想，我为什么要让你吃这个三明治？这是我的三明治。于是你继续边走边吃，然后他们会说：“什么？你毫无回应？别生气，我只是想赞美你的三明治。”假设这事一天发生三次，陌生人在街上拦住你，让你知道你的食物看起来有多好吃，问你他们是否可以吃一点。如果人们开始在车里大喊他们多么想要你的三明治呢？“给我一点儿！”他们会惊叫着，按喇叭开车经过。你是不是应该说“对不起，不行，谢谢”，每次都这样？你是否觉得有义务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你不想分享，因为这是你的午餐，而且你不认识他们？说你不欠他们任何东西？他们跟你要东西这事儿首先就有点不合理？你想要的只是安静地在街上边走边吃三明治。也许我把一个女人的身体比作一块三明治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电视剧 Sex Education中，Amy 在巴士上遭遇了性骚扰，一个男人对着她的牛仔裤打飞机。

我开始在经过一群男人时用手机谨慎地录下视频。我发了一段给卢卡斯。“这种情况多久发生一次？”他问。“每天。”我说。他问我是否需要一辆车，说他会帮我付租车费。我说我喜欢散步：这是观察一切的唯一方法。再说，我有那么多时间，从不赶时间，散步是我少有的需要做的事情之一。

一天下午，当我放学回家时，一辆面包车从我身边驶过，并鸣响了喇叭：我现在对这个游戏已经很熟悉了，懒得转过头去看。但引擎的声音并没有消失。我听见车轮在柏油路上慢慢转动，他掉头停在我旁边，摇下车窗。“跟我说说话。”他说。我立刻穿过街道，一边走一边开始拍摄。他大概五十上下，头发蓬乱，戴着一顶帽子，脖子又粗又软。“来跟我说说话，”他说，“我很寂寞。”“不。”我说。

“为什么不？”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对他的问题有些哭笑不得。

“就一会儿，我很寂寞。”

“不。”我说，摇着头，低头看着脚。我没有再说什么，太生气了。为什么我得关心你是否寂寞？“求求你了。”他说。他继续在我后面喊着，我加快步伐，假装走进一所房子，直到他慢慢离开，然后跑到我真正住的房子，关上所有的百叶窗。我把视频发给了卢卡斯。他立刻打电话给我。

“我要你租一辆车，”他说，“钱我来付。不要拖延，如果今天租车行还开着，就去吧。好吗？”

“好的，”我说，“我去。”

“谢谢你，”他说，“不要再发视频了。我没法看他们，他们太让我生气了。”

我说好的，他回去工作。我坐在床上，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把视频发给他，让他心烦意乱。他似乎在说：如果他们打扰你走路，你为什么还要走路？这一点也不像一个解决方案；他们强迫我把自己关在一辆车里。我不想放弃我的人行道。

我给卢卡斯回了电话。“这不公平，”我说，“我只是想从学校走路回家，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本就应该可以这么做。你可以走路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不想再看这些视频是不公平的。你可以拒绝再看，你可以有选择地观看，而我没有这个选项，将它们排除在生活之外。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感受。我做什么都不重要，我穿什么都不重要，我怎么做也不重要，因为骚扰是不变的。我没有钱搞辆车，就算我有钱，我也喜欢步行，我想继续步行。”我哭起来。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意味。“我在这里感到无能为力。我不想有什么事发生。”我知道“发生”是什么意思。他听起来很痛苦，被困在了国土的另一端。一天晚上，当我告诉他我在画室工作到很晚的时候，有人通过文莫支付给我的账户转了些钱。“用来坐来福车，”他说，“安全回家。”我明白，他在小心照顾着我。我答应他不会在黑暗中独自行走。但即使坐来福车，我也从来没有填写过我的真实地址，司机永远不会知道我住在哪里。安全总是一种幻觉。

走在街上就像会被扔炸弹一样。我疯狂地拨弄着金属线，把每根金属线都弄断了。每次我都不确定哪根金属线会爆炸，汗流浃背地在那儿修修补补。女人被教导要机敏，要时刻保持心灵手巧。她得知道如何处理一连串的炸弹，如何善意地拒绝给出她的号码，如何让手从她牛仔裤的纽扣上移开，如何拒绝一杯饮料，这些都是她该做的。当一个女人遭受了侵犯，人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说不了吗？”，这个问题的预设答案总是“是”，而她要做的就是撤销协议。她需要拆掉扔来的炸弹。但为什么在我们用身体击退他们之前，他们有权接触我们？为什么门是开着的，直到我们不得不砰地关上它？

有一天，我试着戴上耳机边走边看书，希望能显得沉浸其中，正忙着。我走了一英里。在高架桥上，一个男人把车停了下来，说：“嘿，你看起来像个领导，我喜欢。我从没见过一个女孩一边走路一边读书的。”我开始仰天大笑，仿佛终于看透了世界的真相，我逃无可逃！你想要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停下脚步，掏出耳机，走到他的窗前，投降了。那个人问我在读什么，我告诉他，他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他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他发表演讲的会议，我说没有，接着他问我以后忙不忙，我说是的，然后我担心给了他太多信息，所以撒了个谎，说我会在未来三天内搬回加州。他给了我他的名片，我接过来，谢了他。后来我把它扔掉了。

我做到了，我给了别人我的时间。我能不能不要浪费精力，参与这种单方面的谈话？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店看到一张传单，上面有一只扑过来的小猫的照片，是由一个旨在制止喝倒彩行为的组织制作的，附带一张假的商务名片，上面写着“别跟我说话”，打算发给那些爱猫人士。有人也有这种感觉，甚至还印制了传单。

电视剧《正常人》中，一直欺侮玛丽安的哥哥在康奈尔挺身而出，揍了他之后才认了怂。

那年夏天，卢卡斯休了一天假，飞过整个大陆来看我。我带他看去学校的路线。我向他展示，我付出这么多汗水是多么难以置信。我带他去印刷厂，带他领略我学到的每一样东西。晚上我们在河边打开汉堡包。我很自豪能和另一个人分享我的世界，我自己创造的世界。

他一走，我就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空虚而痛苦，像个缺了核的桃子，缺了最结实的部分，而我成了裹在周围那软乎乎的一团。我已经忘了被人照顾的感觉，有人给我买新鲜的冰沙，给我的房间杀蜈蚣，拿张纸给我扇风，用冷毛巾给我的四肢擦汗。我已经忘记了在阳光下悠闲地散步、轻松地睡觉、无须时刻警惕是什么感觉了。最重要的是，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街上没有人跟我说话：他的出现让他们沉默了。

男人有别的男人不能跨越的界限，一个不言而喻的受尊重的空间。我想象卢卡斯周围画着一条粗线。男人对我说话时，那条线却好像不存在，每天我都被迫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画一条线。为什么我的界限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继续每天去工作室。我花了更多的钱在美术用品上，没有钱出去吃饭，就坚持吃速冻比萨和生蔬菜。有时我花了几个小时工作，结果印出来的版画要么黑乎乎的，要么一片模糊或者有污点。我又从头开始，忘记了时间。我把笔记翻来翻去，直到烂熟于心。

一天晚上，我在日落时分离开工作室，但太阳比我预想的要落得快很多。就在我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穿过一家卖酒商店的霓虹粉灯光时，一个男人开一辆银色的车停了下来。可不要是现在，我想。我不喜欢。我听见车窗摇了下来：“让我载你一程吧！”他微笑着，好像他是驾着一辆金色战车，而不是一辆口香糖铝箔包装纸颜色的小雪佛兰。他很兴奋，就像我们是久违的朋友一样，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他微笑的宽脸，如此自信。我开始拍摄，朝他的车走了三大步，弯下腰，把头探向他的车窗。在视频中你可以听到我在问：“你说什么？”请他再说一遍。他回答说：“上车吧，让我载你一程。”

“上你车你他妈疯了吧我凭什么上车！”我怒喊道，声音飘忽而尖厉，简直连自己都听不出来了。“操你妈！”我说。我记得他的笑容迅速消失，就像一滴水落在滚烫的路面上，他飞快地打着方向盘加速离开了。不错。我想。然而我的四肢开始颤抖，都怪肾上腺素，我摇摇晃晃地走向人行道。我看着停着的车，试图与那些司机眼神交流。如果他回来，你会帮我吗？你看到我了吗？当人行道上一个容光焕发的小个子男人被灯光照亮时，我开始奔跑，背包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背。

我没有把视频发给卢卡斯。我向自己保证，我会小心，早点从工作室回来。我本想省下 6 美元的车费。保证人身安全需要花 6 美元，想想真是搞笑。我知道我不应该在大晚上落单的时候对着一个人大喊大叫。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别人的目光：这不能算作是为自己挺身而出，这算不上勇敢。如果这件事传到我的检察官那里，我会受斥责；辩护律师会说她疯了，她会做出各种举动，大声说脏话，激怒男人。她就不该理他，为什么她要一个人走路？她冒着生命危险，自找麻烦。

电视剧《使女的故事》虚构了一个极权男权政权，在那里，一个使女遭到性侵，反而会被指责她自己有错。

总是她，总是她。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声音问他为什么把车停在路边，为什么他相信我会上车，如果我上了车他会怎么着。人们期待着我该拿取多少、吸纳多少、忽略多少，而他们如此自由地叫嚷着，啪嗒啪嗒地动动舌头，不必害怕去亲自面对。我想步行是太固执了吗？是不是要求太多了？厚厚的轮胎上现在扎满了图钉和钉子。我感到轮胎变形，倾斜，漏气。这种情况下它无法再运作。

一个温暖的夜晚，我在离家很远的塞耶街的一家咖啡店里。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着我的来福车。一位老人坐到我旁边。他转过身来，说：“你想尝尝甜椒吗？”他戴着眼镜，穿一件柔软的棉衬衫，口袋里有一个小记事本，看上去既满足又安详。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片青椒，腿上的手帕放着剩下的青椒。我盯着那片青椒。如果他在种子里下了毒呢？如果他是个变态，用甜椒摩擦过他的阴茎，想看着我吃下去呢？如果他拿小刀割我怎么办？小老头耐心地拿着甜椒准备递给我。也正是在那一刻，我想，我正在失去它。在一个温暖的夜晚，有一个戴着软呢帽的善良的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着甜椒。你可以谨慎行事，但不必总是担惊受怕。允许自己享用这块小蔬菜吧。我接过来，一整片吃下去，谢过他。

本文摘自《知晓我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