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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始,岭南与岭北的交通道路无疑应有多条重要干支线,这些交通干支线无疑是沿线以政治、军事为重的城市设立的关键。

梧州无疑在这些交通干线的作用不言而喻,一方面,梧州处于南岭交通走廊湘江——漓江(桂江)——牂牁江(即西江,不同河段称谓不一)进入岭南的关键节点,附近的潇水——贺江道也可相互呼应;另一方面,从梧州南下岭南沿海,不论从西江沿江南下达番禺,还是从藤县南下,沿北流江经过今鬼门关而达南流江直达合浦甚或交趾,这一南北通衢的南北陆海丝路的交接点已经形成。

岭南地区南临南海,历史时期就与东南亚各国有交往,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仅缩短了岭南地区曾经借道海上达冶县(治今福州)而北上的距离,而且成为以后“南海诸国”来华的必经之道。《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所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等东南亚、南亚诸国,最远的达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已程不国(今锡兰岛)等,“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东南亚、南亚的“奇石异物”,经过海上交通而达岭南,而由岭南北上,南岭交通的灵渠道、贺——潇道、耒——连或耒——武道、章——浈道等成为北上的通道。南海海上通道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国内交通向外的延伸。正是通过南岭交通、国内交通与国外交通融为一体,中外陆海交通网已基本形成。岭南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从此,岭南成为中外政治、经贸往来的必经之地,南岭交通也成为沟通这一地区与内地的重要交通走廊,也使岭南成为秦汉时期中外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梧州处于灵渠道桂江进入西江的交汇处,其南北货物汇集与转运的作用不可小觑。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时佛教从海路传入。南海航路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已经开通,使者往返频繁。学者们近年已考证出海上丝绸之路有三条:第一条,外国商船由合浦上岸,溯南流江北上,越分水岭下北流河(绣江)到藤县入浔江,从浔江下梧州沿桂江(漓江)北上,越灵渠下湘江,进入长江水系。或从徐闻登陆雷州半岛,陆路到北流县,下北流江到藤县、梧州进入珠江水系。第二条,从珠江口入番禺(广州),沿珠江上溯到梧州,可沿桂江北上越灵渠入长江水系;或在梧州沿西江上溯到南盘江、北盘江,在夜郎走茶马古道进入云南、四川、长安。第三条,从海路到交趾、陆路进入左江、下邕江、入西江。

总之,秦汉时期国家政治格局中,岭南西部作用显著。包括灵渠道在内的南岭交通多条水陆道路的开辟和整治,沟通了岭南甚至域外与内地的联系,为维护大一统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维护岭南边疆的安定起到了保障作用。其交通在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为最早南北陆海丝路对接点,梧州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促使南岭南北的商品往来,“中国商贾者多取富焉”,而且使“南海诸国”商品流通到北方。以梧州为中心,南接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合浦,北经桂江——灵渠——湘江,东西浔江——西江沟通,南北交通畅达,东西交通便利,当然也促进了岭南手工工具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推动了岭南社会的进步。

梧州处于桂江与西江交汇处,北流江——南流江直接南下北部湾,外国商人来这里经商的也不少,据《梁书·诸夷列传》记载,黄武五年(226年),罗马人秦伦是外国商人到交趾经商的第一个人,交州(即今梧州)太守吴邈派人送他到建业会见孙权。当时交州(即今梧州)是东西交通水上的门户,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时的梧州就是这样一个吸引外番的岭南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第一批佛徒的外国商人便是经梧州(交州)北上的。

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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