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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分水岭
江淮分水岭是秦岭、大别山向东的延伸部分，是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界线。江淮分水岭岭头在岳西，主要岭区横跨安庆、六安、合肥、淮南，岭尾差不多涵盖滁州全境。江淮分水岭人民创造了久远而灿烂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是安徽地域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久远的岭区历史
在岭区东部，定远侯家寨文化是新石器早期文化类型，距今6000多年。更为重要的是侯家寨先民使用的红色彩绘陶器圈足钵底部刻划纹符号，已经透露出中国文字的雏形，此外还有古窑址。定远的文明史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薛家岗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因1979年发现于潜山县薛家岗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江淮分水岭地区，距今约5000年至6000年。
群舒诸国也是江淮分水岭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西周分封的舒国分解为舒、舒龚、舒龙、舒鲍、舒鸠、舒蓼、舒庸等小诸侯国。据专家考证，群舒诸国的地域大体上就是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长江以北、江淮分水岭以南这一地区。舒城的出土文物与历史遗存，证明舒城是群舒诸国的中心。龙舒文化的来历可以追述到夏、商、周时代。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设舒县，第二年别置龙舒县，把舒县一分为二。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封楚王英舅子许昌为龙舒候，领舒县、龙舒县，改称“龙舒侯国”。有了龙舒县、龙舒侯、龙舒侯国，应当说龙舒文化形成了。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舒县改为舒城县，一直沿用至今。隋朝时，龙舒县改为吕亭县，后来更名桐城县。
北魏时期，慧可大师南下，在岳西司空山弘扬佛法，他是将佛教禅宗中国化的第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司空山可谓是中国佛教禅宗的源头。
从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岭区的历史久远而灿烂。
二、岭区的农耕文明
江淮分水岭的农耕文明，一是治水，二是解决温饱，三是成就卓越。
寿县古称寿春，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或者说农耕生产力比较先进的地方。其一，历史上淮河流域是沃野千里的地方，“淮”是水边最美好的地方。楚王在这里建都，是权衡军事、交通、经济条件之后的选择。其二，修建安丰塘。六安地区有三大古代水利工程，即安丰塘、水门塘、七门堰。安丰塘，古称芍陂，是春秋时期楚国宰相孙叔敖修建的，被誉为“天下第一塘”，是安徽古代农耕文明的标志，也是国家古代农耕文明的标志之一。隋唐以后设置安丰县，因此芍陂被称为安丰塘。安丰塘能够称为中国水利史上的著名工程，说明当时这里的农业是很发达的，或者说，修建安丰塘以后，这里的农业更加发达。其三，发明豆腐。豆腐是农产品，应该是中国农耕文明之花。淮南王刘安追求长生，到山里炼丹，没想到发明了豆腐，惠及千家万户，福泽千秋万代。
龙舒文化也是农耕文化，除了表现在耕作、物产以外，还体现在治水上。舒城的七门堰，是汉初刘邦的侄子刘信修建的，至今还在使用，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舒城的“龙水流域”遍布全县，龙眠山、龙潭河，都是古地名，杭埠河的古河名是龙舒水，这里一山二河都姓“龙”。龙潭河、晓天河二水汇集之地，就是龙河口。从龙眠山、龙潭河到龙河口，再到龙舒水，从县境西南到东北，贯穿舒城全境，这样的大流域称之为“龙”就不为过。全县有173处地名都带“龙”，带“舒”的地名也很多。舒城的几条水系晓天河、乌沙河、龙潭河、杭埠河、丰乐河、龙河口水库的治理不光是当代的事，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治水的过程。
淠史杭灌区是新中国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之一，总灌溉面积1198万亩，从根本上改变了江淮分水岭农村缺水与贫困状况，还向六安、合肥等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水源。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龙河口、梅山、白莲崖6大水库和众多河流、灌渠呈现在江淮分水岭上，这种人间的仙境、辽阔的画面，是江淮儿女写在大别山上的壮丽诗篇。
三、岭区是人杰辈出之地
江淮分水岭上有一道将军岭。整个岭区是一个人杰辈出的地方，不仅英雄辈出，而且出英雄集团，堪称将军家园。
早在楚汉时期，就有一位名将走过江淮分水岭。历史上定远县一度称东城县。项羽在垓下战败后，走东城，最后到乌江。项羽是贵族出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古诗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东城悲歌，是一条项羽走过的路，而且是一条历来有争议的路。
在岭区东部，凤阳、定远是明代将军的摇篮，首领是朱元璋。在岭区中部，合肥一带是淮军将领的摇篮，首领是李鸿章。往西到六安、霍山、金寨，是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根据地，是红色将军的摇篮。再到大别山深处麻城、红安、黄冈，都是出红色将军的地方。江淮分水岭还出了一位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不仅是抗倭英雄，也是历史上重要的军事家之一，有两部兵书传世。辛亥革命以来，冯玉祥、戴安澜、孙立人、张治中、方振武、李克农、洪学智、卫立煌都是从江淮分水岭走出的著名抗日将领。
金寨是出名的将军县，在革命战争年代，金寨出了10万红军，差不多家家有红军，甚至全家都是红军，全县有数万先烈为革命牺牲。第一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烈士是岳西人，组建红28军、请水寨暴动都在岳西。在革命战争年代，岳西牺牲了3.9万革命先烈。由于国民党残酷的杀戮和极左路线带来的挫折，造成岳西一带优秀的红色将领大多没有幸存下来，令人心痛。1938年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编组新四军的协议，原活动在鄂豫皖边的红军第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3100余人。各部在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开展皖中地区抗日斗争。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副指挥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开创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第四支队挫败了日伪军2000余人对周家岗、古河等地的“扫荡”。后来又取得定远战斗的胜利、来安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定远藕塘镇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之一。 1939年，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成为全国十九块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之一，藕塘有“小莫斯科”之誉。从红28军诞生，到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英雄们从西到东，打遍了江淮分水岭地区，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江淮分水岭一带历来战争多、贫困地区多，因而使得这里的人们为自卫和谋生而习武成风。从民风来看，这里既有长江流域的儒雅之风，也有淮河流域的雄武之风，因而出淮西集团、出淮军、出中国工农红军。更为重要的是，岭区人民有一种神圣的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当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江淮分水岭的人民总是勇敢地担负重任。
四、岭区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
江淮分水岭可谓岭岭有文化：西有皖文化，东有明文化，中有庐州文化，还有寿县文化、岳西文化、龙舒文化。这里试举几例。
庐州文化特色鲜明。合肥，因淝、施二水交汇而得名，古称庐州。合肥已有2000多年历史，曾为扬州、合州、南豫州、庐州、德胜军、淮南西路等治所，有“江南唇齿、淮右襟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在大运河开通之前，地处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运输节点的合肥成为《货殖列传》中记载的18个商业都会之一。合肥是三国旧地，包公故里。三国时期，合肥县属于魏国淮南郡，曹操练兵教弩台，张辽威震逍遥津，孙权跃马飞骑桥，都是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包公是庐州人，史上著名清官，“包公故里”意即廉政文化，应是合肥首推的特色文化。合肥文脉起点很高，文化积淀很深，成就卓越。 《李鸿章全集》是中国历代官员中个人著述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达2800万字。合肥人才辈出，肥东、肥西是清代淮军将军县，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就是肥西人。
寿县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楚汉并轨。楚国晚期在寿春建都17年，把楚国各个时期各种文化的积淀都带到了寿春。汉文化对寿春的影响，最突出的体现是《淮南子》。 《淮南子》是一群学者的著作，也是一位政治家的著作。在我国学术史上，《淮南子》有着重要地位。当时的淮南王刘安处境艰难，但又不甘心，于是和门客们坐而论道，论治国之道、治学之道、修身之道，编撰出博古通今的《淮南子》，他们的学识、心境、全部思考都浓缩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当时中国汉文化思想学术的精华在其中都能找到，汉文化在这里结了一个大果实。楚国的国都迁到这里，汉文化集大成也在这里。所以，这里的文化是楚汉并轨。
岳西具有独特的文化。一是佛教禅宗文化。岳西的佛教历史久远，从北魏到清代，时有高峰。岳西司空山是中国禅宗发源地。二是山寨文化。岳西县境山寨多，最早可以查到宋代，已经查了100多个山寨。虽然大别山其他地方也有山寨，但这个地方山寨密集，逢山必有寨，寨寨有故事。三是皖赣鄂民居文化。岳西处于三省邻近之地，也是三省文化汇集之地，当地民居文化也受三省影响。四是生态文化。岳西全县2398平方公里，都是好山好水。五是民俗文化。岳西高腔已列入非遗文化目录，在民俗文化当中首屈一指。岳西家谱多，很多正史里面没有的资料，在家谱里能找到，是一笔珍贵遗产。
龙舒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西汉时代的文翁和三国时期的周瑜。文翁治蜀，史上闻名。文翁是舒城人，他最大的功绩是中国公学教育创始人，是中国科举制度形成的源头，也是世界文官制度形成的源头，他不仅对汉文化有贡献，对世界文明史也有贡献。还有能吏朱邑，蔡东藩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就记述了朱邑的故事。舒城还有许多廉吏之才、能军之才，史志书中记载的舒城古代人物就有60多位。
(作者单位：省地方志办公室)作者：朱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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