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孙子兵法》（新华社 赵晓明/图）
有“百老汇中国第一人”之称的王洛勇，用英文朗诵《出师表》而走红中国网络。《出师表》是一代又一代中学生诵读的文言文名篇。没有想到，换个语言来呈现，仍气势恢弘。王洛勇读的《出师表》，让人想到中国璀璨的文学遗产，可以极大地丰富世界文学宝库。中国文学外译大有可为。
然而，这种潜力还没有转化成软实力。目前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有待提升。我目前的职业并非文学研究，对此也不精通，被世界文学课老师叫去做中国文学讲座，提到的多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品，而非冷僻的例子。我常提问有多少人读过《西游记》，几乎从来没有人举手。问有没有人听说过，才偶尔看到一两个人怯生生地举手。
在亚马逊网站，我看到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先生所译的《西游记》英译本——最为畅销的版本——读者评论不足一百。其他中国文学名著的“西游”之路也并不顺利。以四大名著的其他三本为例：写作此稿时，赛珍珠译《水浒传》仅有十条评论，戴乃迭译《红楼梦》有12条评论，C.H.布雷威特-泰勒、罗伯特•黑格尔合译《三国演义》读者评论为31条，唐诗宋词英译更是惨不忍睹，评论常为个位数。亚马逊的评论说明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文学经典在外面的惨淡地位。
中国读者对西方经典的了解要多得多。上世纪90年代，萧乾和文洁若翻译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曾在中国引起轰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译，既成为文化界热点，也引起了公众关注。两年前，我重译了威廉•福克纳的《喧哗和骚动》，发现连这本美国人都觉得晦涩的书，在中国依然有不少读者。
显然，我们在文学进出口方面存在“贸易逆差”。当代作品的情况可能还好些。莫言、刘慈欣等人的得奖，让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坛地位跃升。可是在美国我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却难有《奥德修斯》《堂吉诃德》等世界名著同样的影响力。若有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世界文学组织，到底产生逆差的文化失衡和贸易壁垒都在哪里？它重要吗？
我觉得逆差还是令人担忧的。毕竟经典文学著作里，能读出一个国民的灵魂。我鼓励西方高校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西方人若看明白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就更可能理解一个中国人。人类相互了解得越多，盲目仇恨或恐惧就会随之减少。阅读世界文学，能有效增进对他国人民的了解。被提炼的概括，被过滤的分析，都会挟裹偏见，曲解原意，造成国与国、人和人之间的误解。文学赋予理解以血肉和皮毛，让人更为真切地接触一个不同的文化。增进理解不能口惠而实不至。理解不只是态度，也需深思和努力。西方学者，可通过了解中国文学而受益。目前这种了解还比较片面和狭隘。我问过多个美国文学教授，他们对于中国文学作品，最多提到的，竟然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体现不了中国古典文学最优美的一面。很少有人提到唐诗宋词元曲这些可归入东方正典的文献。为什么《孙子兵法》不恰当地占据了西方世界文学课堂上的注意力？我问过一位文学教授原因所在。他说《孙子兵法》不需要加脚注就能看懂。同样“不需要加脚注”的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论语》，它被接受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而我们的“四大名著”之类作品，对读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常识要求比较高，需要大量脚注才能“再现”，故而遭到冷遇。中国名著原原本本再现，是不是译介中的首要任务？我表示质疑。《西游记》，里面连“八戒”“三藏”“悟空”这些名字，都难以再现。如果拘泥于饱满地再现，则必然需要加入过多解释，这会干扰阅读的快感，让人没翻几页就失去了兴趣。要想让人接受，需要有所放弃，得给译者比较大的自由度。等这些名著“走出国门”之后，西方人有一定认知了，再回头将翻译深化。这种翻译和接受的过程必将迂回曲折，不能指望一次“完美的”翻译，一次而永久地解决名著走出去的问题。
另外一种“迂回”，是“曲线救国”。由于美国文化强势，很多机构或个人考虑翻译中国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这可能是短视行为。美国文学整体上是自负而内视的，这种习性致使美国文学与世界“失联”。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秘书贺拉斯·英格达尔(Horace Engdahl)曾称，“欧洲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而不是美国”，因为“美国太孤立，太孤岛化。他们的翻译不够多，也不参与文学的大型对话。这种无知很有限制性”。欧洲，尤其是法国，对于中国文学显然感兴趣得多。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不妨取道欧洲、南美，转入美国。
解决“逆差”问题的责任是相互的。中国学者应筚路蓝缕，继续开拓，继续下西洋，把更好的中国文学介绍给西方。这需要苦干也需要巧干。中国经典走出国门，学院派总希望“原汁原味”，完整和完美地再现。可是这常常是对他人期望过高。我和多部中国作品的英文译者徐穆实说到我的中国文化外译的想法。他不认同我对《西游记》这部作品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判断。他说很多人并没有读过原著，而是通过卡通、电影、电视了解我说的“文学形象”。如今信息爆炸，如果中国学生自己都没有耐心去读中国古典名著，我们凭什么去强求外国人？
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理解他的反馈：如果中国青少年可以通过大众文化了解中国经典，为什么对西方人不这样“欲擒故纵”？迪斯尼塑造的木兰形象，成功地把我们一个经典人物，变得家喻户晓。我们不要老是抱怨他人的塑造“扭曲”了我们的经典，而应考虑退两步进三步，最终把了解的蛋糕做大。木兰电影对于花木兰形象的普及，是再好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译本都无法做到的。这是一个当今文化传播必须面对的现实。
还有一种考虑，或许和文化背景关系不是太大，而是简单的战术微调。美国很多大学的世界文学课课本，是那种摘选作品的选本（anthology)。这些选本多为美国白人学者所编，他们自然选择自己熟悉的所谓“死去的白人”（dead white guys)的作品。中国文学想更多地进入世界文坛，或许更紧要的事项，并非译出更好的《西游记》，而是做好的选本，比如在选本中选入《西游记》中的第一章或者比较典型的《三打白骨精》的章节。没有好的中国文学选本，中国作品和作者还只能在“死去的白人”中争抢有限的位置。
另外一种思路，是与现代思维关联，从中国经典中读出些现代性来。经典作品之所为经典，是因它们具有一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特质。我的一位朋友P. J. 拉斯卡（P. J. Laska)，是一位哲学家和诗人，也是《道德经》的痴迷者。他提前退休，翻译了《道德经》。他从《道德经》中，提炼出反资本主义的信息来。他认为《道德经》所言的天道和无为，是以自然状态和生态系统，对抗资本主义形态下人对物质的囤积。他从《道德经》中看出了近来流行的极简主义生活内涵来。如能这样去解读和理解，能让中国经典再次伟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