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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北京市首推“禁摩令”,22年后的2007年,广州经过15年“渐进式”的推进,开始在市区全面实施禁摩令。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州在城市发展中遭遇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街面“两抢”等棘手问题,成为此项政策制定的主要动因。

因为灵巧和快捷,摩托车载客曾占据了广州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官方统计,广州曾经有约10万摩的司机,而这还是保守估计。禁摩令后,“十万大军”面临去与留的艰难生存选择,而他们车座上的乘客,也在不断的变动中找寻着与这个城市重新建立联系的方式。原南都记者袁小兵采写于2007年的这篇特稿,选取一位摩的司机和他的老乡乘客,细腻状绘了分属不同阶层的两人禁摩前后的变化,以及各自的“异乡寻梦记”。他们,只是偌大城市里的横切面之一。

截止到2014年,全国禁摩限摩的城市已达204个,与其相关的争议与是非从未中断,广州也不例外。从曾经的奢侈品到时髦与财富象征,再到贫穷和罪恶的指代,广州摩托车三十年的兴衰史也是一部城市发展史。而围绕禁摩的话题和争论,也凸显出城市发展、国家转型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众多复杂面相。

——地平线.荒岛

文︱袁小兵、杨传敏

摄影︱卢汉欣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两辆摩托车怒吼着,在地铁站出口前的小花园里来回驰骋,进行一场惊心的“猫捉老鼠”游戏。40岁的四川农民陈国文驾驶着他的红色摩托,跃过5级台阶上到花园平地。马力大一倍却身躯笨重的警用摩托上不去,只好从另一方向绕道,终把陈国文驱赶下来。陈绕着花园转了一圈,再次跃上台阶。又一轮追逐开始。

拉锯了十多分钟,双方都有些厌倦。最后,陈国文的坐骑一溜烟钻进了小巷。警察没追,他知道在狭窄弯曲的巷子里,搭客仔如入无人之境,而警用摩托就像一只大笨熊。

1月30日,广州市区“禁摩”1个月来,陈国文遭遇到第5次追车。广州正下定决心,把79万辆摩托车和它们代表的贫穷与危险,从这座GDP屡创新高却被治安恶名缠身的现代城市驱逐出去。禁摩半个月后,有关方面即宣布,街面“两抢”、交通事故、交通堵塞等警情分别下降了三成、四成、五成。但在近期举行的广州市与广东省两会上,不断传来民众对禁摩后出行不便、出行成本提高的抱怨,成为舆论焦点话题。

6年前,广州禁止外地摩托进城,装修工陈国文把他的四川牌照摩托卖了——那时他是一个遵守广州官方规约的人。但从2003年起,为了让女儿留在这个城市读书,他彻底颠覆了原有的“守法”形象。他买了一部广西牌照摩托,“以梦为马”,做广州忠诚的搭客仔和地下生活的长期情人。一次竞逐中,这部车被警察扣留。后来,他骑上一辆无牌摩托呼啸来去,试图与森严制度讨价还价。

陈国文坐在家里抽闷烟,在往日这应该是他在外面搭客的黄金时间

“微笑!发自内心地微笑!”当陈国文被交警狼狈追赶时(他当然笑不出来),他的长期客户——四川老乡、25岁的护士李林正牢记护士长的训话,在医院三楼神经内科的住院病房里忙碌穿梭。粉色的护士服,一尘不染的木地板,鲜花,低语,提示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即使离死亡更近,也远比街头动荡的摩托生涯从容安详。

又是一个加班日。黑幕来临,李林拖着疲惫之躯走出医院大门,想早点回到家里与丈夫团聚。今天,摩的依然悄无踪影。最多时,门口有17名司机老乡,看到她就笑着打招呼,然后在15分钟内把她送到家门口,这种情景持续了3年。他们宽阔的后背和带些夸张的川音让她觉得安全。但现在,他们就像露水一样突然蒸发。禁摩令彻底斩断了他们之间的关联,给了他们各自所属阶层之间的脆弱纽带最后一刀。一方开始向左,一方向右,渐行渐远。

李林曾经是陈国文的长期客户,他们是四川同乡,却代表了这个城市中不同的阶层

同乡

在禁摩过渡期的最后一天,1月15日,交警从天而降,抓住了正要搭客的老黄。他的摩托车被拖走,需要交纳3项罚款才可赎回,它几乎是这辆旧车的价值了。老黄为了显示他的愤怒,把3张罚单撕个粉碎。

第二天中午,他踱进老乡陈国文租住的院子里,拍着胸脯说他是当着交警的面这样做的,获得了老乡们的喝彩。然后,大家坐成一圈打牌赌钱,对付突然无所事事带来的焦虑。广州的阳光依然照进这个四川人的聚落,孩子们嬉闹照旧,但禁摩令已然改变这里的生活。

头一天,一个名叫小勇的男子搬离小院,黯然回乡。他响应政府号召,把摩托车送进报废工厂,却发现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没有这个城市需要的技能。37岁的唐洪把摩托给弟弟搭客,白天在一家建筑工地干活,晚上做另一个工地的保安,每天在家只睡5小时。他的姨父、42岁的张林,则把摩托锁了起来,进入一家小区做夜班保安,静观事态变化。

陈国文不想改变,但在1月16日这天,无处不在的警察让他如惊弓之鸟。清晨他骑上摩托,才知道一夜之间变了天地,沿途看不到几辆摩托。李林在医院门口跟他打招呼,他正左顾右盼,李林又“嘿”地喊一声,他才猛然发现,挤出一丝笑容。

一名熟客托他把7岁女儿送去学校,途中他看到交警追拿一部女式摩托,吓得赶紧把车寄存在保管站,徒步20分钟把小女孩送到目的地。甚至经过一个熟悉的路口,没看见交警如往日般查车,他都据此推断:街上到处是便衣。于是,他拒绝了一切向他招手的男子,只搭女客。最后,他连女客都不敢搭,回到院子里抽烟。

1993年,为了寻找失去音讯的小舅子,陈国文只身来到广州。第一天,两名摩的司机就用行动告诉他,这座城市恶善并存:一人纠集同乡把他痛殴一顿,并抢去他兜里的两百多元钱,因为他胆敢因没有找对地方而拒付车费;另一人则给他支付了当晚的住宿费,还给他10元钱和一大块面包。“我只知道他姓朱,但我一直忘不了他。”陈说。

找到亲人后,陈国文留了下来,先后干过3年搬运和8年装修,并很快把老婆、女儿接来长住。他的哥哥和弟弟也在广州打工,父亲病逝后,老家只剩下母亲一人。

2003年,出租屋400米之外新建成一家医院,陈国文开始和一群老乡守候在此搭客。他们团结一心,阻止其他搭客仔的蜂拥而至。一天,他们把一个不听话的本地搭客仔打得落荒而逃,从此控制了这个码头。

同年夏天,来广州1年多的李林从二沙岛一家医院调入这家分院,每天在宿舍与医院之间来回。公交车站离医院有一段泥路,僻静、破烂,没有路灯,路旁有一栋烂尾楼,正是犯罪分子觊觎的地方。一个下雨的清晨,李林独自经过,挎包差点被一名摩托男子抢走。那男子掉转车头,想进行第二次飞夺,李林捡起一块石头,竟把对方赶跑。

如果没有同伴一起下班,李林就尽可能坐医院门口的摩的。双方都高兴地发现彼此是老乡,唐洪等人还与她同是四川内江人,只是一方来自农村,一个长在县城;一方是农民工,一个是大学毕业生。

李林有着四川姑娘特有的白皙皮肤和姣好面容,2002年之前在成都一所高校度过了3年开心时光。她担任了校学生会干部和礼仪队队员,课余时间卖出过不少减肥茶。毕业前半年,她就已经和广州的这家大型医院签约。“在四川盆地待太久了,我渴望去一个遥远的城市,”她说,“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

活计

陈国文等来的是一连串不安的消息。

在纸牌上与老乡竞技一番后,傍晚他骑上摩托再次出门,想与警察一较高低。医院门口碰上老乡高佬,一个身高1.85米左右、身材壮实的搭客仔。对方告知:刚接到电话,交警正追过来,回吧。

高佬在四川搭客仔群体里声望很高,不仅在于他每天能跑几百元,还在于他有着一般搭客仔不具备的特殊关系,8年搭客生涯里很少被抓,但今天他只跑了十多元钱就罢手了。

陈国文回家蛰伏了几个小时,晚上10点,终按捺不住,潜到地铁站。D出口的树荫下,尚有几个熟悉身影在游弋。这里是四川另一群搭客仔打下的地盘,却不复见昔日飞骑整齐、呼啸来去的盛况。

那时候,一群脸色黝黑的汉子骑着摩托一字排开,热切盯着黑乎乎的地铁站出口,每一个出来的行人都能引起他们的骚动。高佬更是不停把引擎打开,让坐骑像匹蓄势待发的战马。交警随时出现,但搭客仔自有对付的办法,或入小巷,或爬台阶,均能轻松摆脱。

一次,交警使用合围战术,欲堵住小巷出入口,高佬加大油门,冲开横堵的警用摩托前轮,终于杀出重围,被老乡们众口相传。“那个堵我的交警是个队长,年纪大了些,所以没有再追我,”高佬有些得意,“我们靠摩托吃饭,他们却是公家人,不会全力追的。”

他的一个同伴,嘲笑陈国文固守的医院是“阴沟”,而这个地铁口是“大海”。长期风口浪尖般的对立状态,使他们至少在脸上表现出对制度和警察的蔑视。当又一次,一名戴眼镜的交警把他们撵入小巷,站在地铁口无奈守望时,那些搭客仔很快出现在另一处,示威般举着胜利者的手势。

“我们不怕交警。”高佬说。他们能在警用摩托靠近前,辨认出那是要抓他们的还是只是路过的,还能叫出每一个值班交警的名字,“一个名字几百元,都是罚单换来的,呵呵。”

禁摩后,他们怕了,怕无孔不入的便衣。“我们认识这个区99%的便衣,只怕广州市的(便衣)。”

1月19日,陌生的便衣不期而至,“老五”的摩托车被当场扣留。“他长得比我还矮,能耐却比高佬还大,头天车进去了,第二天就能拿出来。但这次看来,是来真的。”陈国文说。

禁摩后,搭客仔普遍把起步价提高到5元,还是客源不断。据称,“老五”在15天禁摩过渡期里挣得了5000元。

陈其实也曾算是有点“关系”的人。一次被便衣抓住,他当场给这个辖区的交警队长打电话,几年前他在队长家做过装修,一直小心保留着对方的电话。这个电话使陈获得了最轻的处罚,但几天后,队长打来电话说:以后别找他了,影响不好。

“老五”失手的当天,陈国文又听到一个惊人消息:附近一名搭客仔被交警追车发生意外翻车死亡。这使他想起2004年一个夜晚,他刚把客人放到火车站,就追来了两部警用摩托。他把车速提高到90迈,却在拐弯处重重跌倒,抱着摔伤的膝盖一跳一跳挪到路旁。交警看这情形,对他警告说“赶紧走人”,然后匆匆离去。

陈国文说:“前几年发生过一次交警追车死亡事故,报纸上登了,后来交警就不再怎么追车,想不到一禁摩,又开始追了,这样下去,太危险了!”

他开始不得不在寒冷的夜间出行,以躲避制度的制裁,但同时亦面对另一种危险。

他曾在夜间两次被客人用刀劫持。第一次,他用挂在左护架上的铁锁打翻一人,警察直到1小时后赶到,气得他连笔录都没做就走了。第二次,他假装央求把手机里的卡取出,一闪身抓起地上一块石头,把对方吓跑了。后来他再也不想在夜间出来,报纸上不断有搭客仔被抢被杀的报道,同院子的张林则在一天早上,赫然看见一具搭客仔的尸身横卧街头。

1月20日晚上,从外搭客回来的陈国文突然上吐下泻,昏睡了2天。妻子劝他去医院,他说:“这是肠炎,拉空了肚子就没事,我心里有数。”半年前一次同样病症,他去李林所在的这家医院,医生告诉他要做700多元的检查,他拒绝了,只买了几十元钱的药服用,竟也很快康复。

2天后的夜晚,陈国文吃了些饭,虚弱地靠在床头,看着一旁做工的妻子和女儿。30瓦的日光灯似乎只有15瓦的能量,一台需要转动室外天线才可勉强收看的小彩电,每晚带给全家人欢乐。“我住在这里7年,屋外的电缆至少被小偷偷了20次,灯光这么暗,可能是现在换的电线太细了。”接着,他抱怨说,“妻子的工厂不知什么时候正常开工,现在只好从老乡手里接活干。”

他瘦弱的妻子不说话,用镊子把五彩缤纷的小“钻石”嵌进一个模板,组成心形图案,作为手机的装饰品。每个模板有578粒,她和放假的女儿从早上忙碌到晚上12点,可以完成20板,挣得30元工钱。

13岁的女儿能讲一口地道白话,在一所民办学校念初一,每学期需要1340元,最近听说下学期起还要涨200元。她正考虑及早回家乡念书,因为政策不允许她报考广州的高中。看到父亲劳累病倒,她劝说父亲还是先找个正规职业,然后在春节搭客。因为在她印象里,这个节日警察不追车,本地人还有利市给,父亲的日最高纪录就是在去年春节创下的270元。

第二天一早,陈国文骑上摩托又上路了。一天两包烟,每月房租水电300元,三张嘴要吃饭,女儿要上学……都是缠在心头的结。就算换了正规职业,这些结也不能解开。

一名交警看见了他,追车过来。

由于外面“风声”太紧,陈国文(左二)和几个平时搭客的老乡聚在一起打牌消磨时间

摩的

李林到广州上班的第一天,没有看到预想的小小欢迎会,同事们只看了她一眼就各自忙碌。“护士长问我:‘你会听广州话吗?’我说:‘不会。’她又问:‘你每分钟能打多少字?’我说:‘没测过。’她说:‘我们要经常加班赶资料的。’我想,广州就是这样务实的城市:我需要你的能力,你能帮我做什么?可是刚开始我并不理解。”李林说。

她如愿来到了这座远离家乡的城市,可是举目无亲,耳边皆是白话,坐公交车几次不留意就坐过了站。她发现,广州不是她的家,她想回到自己的家中。

但3个月后,她用一口虽不流利却很勇敢的白话解开了这个心结,实践证明,语言帮助她迅速融入这个城市。同城的一名中学时期女伴说她是“口香糖”——“虽然温软,却怎么也嚼不烂。”

2003年,李林与一同进入医院的一名大夫相恋,对方也是四川人,长得高大帅气。“我曾以为他应属于那种耀眼型的女孩,最初没在意,把他名字都喊错了。”她笑着回忆往事。那年春节后,男孩发动攻势,一天把她宿舍窗户上摇摇欲坠的玻璃换了下来,让她颇有好感。“我觉得这样的男生很man。”

广州的糟糕治安也在为他们的恋情升温而助力。调来新医院后,为了不像其他女同事那样经常遭遇抢劫,男孩经常护送女孩上晚班。而下班后的归途,李林则是在老乡的摩托坐垫上寻找安全。

“我们医院足有一半的女同事被抢过,仅急诊室护士长今年就被抢了3次,一次被拉倒在地擦伤,一次把脖子扭伤。”李林说。在她所在的神经内科,不时能见到被歹徒拉倒在地的女同事,前来检查脑部是否受伤。

这些抢劫全部是摩托车作案,几乎都发生在医院附近。为此,大部分女职工上完夜班后,在值班室里睡到天亮再结伴回家。

2005年,23岁的李林与这名男孩结婚,“我们四川人喜欢找四川人。”她和中学女伴都笑着说。可是繁复的工作和不定时的加班挤占了她大部分时间,连中午都是在制作病人档案中度过的。丈夫每天准时下班,18点20分,他就回到了家里,饥肠辘辘地等待李林。但李林舍不得打的,那需要23-25元,而坐摩的只要12元,比公交车快25分钟。

第一次坐摩的爬升又长又陡的鹤洞大桥引桥时,李林吓得闭上了眼睛,但很快习惯并依赖上了这种交通工具,而坐公交车之前、之后不仅要各走5分钟、候车10分钟,封闭的车厢也让她觉得浊气熏人,相比之下,摩托车上呼吸到的都是新鲜空气。

“车开到70迈她都不怕。”陈国文评价这个女老乡说,“她很活跃,大家都挺喜欢她的。”

这些搭客仔会告诉她,早上7点、下午1点和晚上是医院附近抢劫高峰期,挎包里不要放太多现金和身份证、银行卡,坐摩的时不要把包背在肩上,而是放在正前方的坐垫上。

李林则对这个老乡群体充满了好奇,会问他们住在哪里,老婆孩子在哪里,做什么职业。“我喜欢观察生活,和他们每个人都会聊些家长里短。比如有人说他女儿脑子笨、学不好数学,我就说要注意方法,多鼓励。”李林说。

一天,一名搭客仔说他妻子也在这家医院里,做的是清洁工,希望她能照顾。李林知道这是客气话,但她渐渐发现,她和这些生活在另一世界的老乡们已建立起一种乡情式的信任。一次,她下车后没有零钱,说好下回给,但直到多日后才恍惚记起,对方也不催,等到李林窘迫地问起此事,才笑呵呵说明。汽油涨价后,李林主动提出,把路费从10元加到12元。

2006年10月的一天,李林搭上一名老乡的摩托去商场,路上,对方回过头开玩笑说:“今天轮也轮到你坐我的车了。”这时前面有辆小车突然停下,摩托猝然拐弯倒地,摩托车后架伸出的钢筋刺入李林左小腿,鲜血染红了裤腿。老乡把李林送进医院后,李林叫他离开,他表示要留下来照顾她,李林说:“你再不走,我老公来了,你就走不了啦。”

后来在医院门口,这名老乡见到她就说,要免费搭她上下班。她笑着说,以后再不敢坐摩托了。再后来,老乡喊住她叫她等等,他去买些礼物表示歉意。她又笑着回绝了。

禁摩后,李林突然发现,除了陈国文等几人外,其他老乡都突然消失了。那个让她受伤的老乡,据说都受到了其他老乡的谴责。“他也不见了,可能回老家开卡车去了吧,记得他曾这样说过的。”李林说。

李林的丈夫一直反对她坐摩的,认为那样危险,潜意识里可能还觉得那样不雅致。李林受伤后,他责怪妻子应该记住摩托车牌号,再打120叫救护车,怎么还坐这辆摩的去医院呢?

“他是心疼我,但对待摩的,我们的思维方式确实不同。”李林说,“他从来就不坐摩的。”

梦想

穿过让李林心怯的那条僻静马路,绕经一片工地,迎面是一个破败小村落,它似乎被急切扩张的广州城遗忘多年。菜地尽头,就是陈国文和8户老乡租住的3层旧式砖房。

广州的冬阳照进院子里,是个适合“摆龙门阵”(四川方言,聊天的意思)的天气,但一个女人尖锐的嗓音打破了宁静。她是清远人,受房东之托看管这个院落,也是10家租户里唯一讲白话的人家。

她怒气冲冲地责问一个男子是否打了她的儿子,男子除了骂一声“鸟”外,不屑与之争论。但她激起了四川女人们的公愤,低声讨伐说,“她一直看不起我们”,“其实她不也是外地人吗?”

继而,大家纷纷罗列出各自在这座城市遭受的歧视。张林妻子说,她来广州做环卫工近10年,过年过节发的东西越来越少,工资也没有达到784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她妹妹、唐洪妻子也是环卫工,一次不慎把水溅在一名妇女脚上,被骂得泪水涟涟。她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凭本事找钱,还是被本地人看不起。”她把一大原因归咎为不会讲白话,“我嫂子会讲,别人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样。”

陈国文妻子一向轻言少语,这次也加入倾诉队伍,说工厂老板想提她做领班,但她文化低,不会做报表,当面被老板刻薄一番,“那个滋味真难为情,我就希望女儿能读好书,不要像我这样。”

男人们的话题则是跟“制度”有关。一人说,他曾因没带身份证两次被收容,花了600元才赎出。陈国文说,一天晚上,十多个人闯进他家,把他妻子身份证搜走,逼迫他们办理暂住证。

同是四川人,同是来广州寻找梦想,李林却几乎体会不到他们的这些内心苦楚。她一来广州,户口就跟着迁来,所有社会保险齐全。她比陈国文晚来10年,陈用了十多年时间都没有摆脱城市边缘状态,她只花了3个月。

此后,李林恋爱、结婚,享受爱情的幸福。在家人协助下,她离开拥挤的集体宿舍,把生活搬进一个挖有人工湖泊和溪流的大型住宅区,一套125平米的三房,客厅是陈国文出租房面积的两倍。她和丈夫的月收入加起来,已经达到这个社会万众渴望的中产阶级标准。

工作上,李林也开始崭露头角。她很快被提为护理小组长,率领护士、试工护士和实习生各一名。她所在的科室被评为全省青年文明号,她被推为号长,下有一名副号长和一名秘书协助。她的甜美笑容出现在病房里,一口流利的白话很能哄得这些平均70岁的病人开心,他们都亲热地喊她“李姑娘”。

就像对广州的每个角落了如指掌,却依然无法感受这个城市奥妙一样,陈国文搭载李林3年,在医院和住宅区穿梭来回,也对李林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因为那显然不是他的世界。李林同样如此。有时她会好奇地打听这些老乡的生活,但一直不曾走进他们家里去看看,虽然陈国文的住处离医院只有400米远。

双方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这不重要。他们只是一种简单的老乡关系。一天夜晚,陈国文走进这家医院,为妻子能得到第二天的专家门诊而通宵排队。他没有找李林帮忙,担心引起对方的反感。

双方其实有意保持一种距离。李林坐在摩托上,把挎包放前面,既是应对潜在凶险,也是在分隔两个人的近距离相处——它不是LV品牌,足够普通,却足够在咫尺之间的两人中划一道鸿沟。她总觉得摩托仔递来的头盔很脏,带着街头的风尘和底层的汗臭,要用餐巾纸擦了一遍才会戴上。

这个距离其实是贫富分化背景下,两个正在分离的阶层之间的关系:看似挨得很近,其实隔得很远。

广州是一座公认比较宽容、平等、低调的城市,富人们穿着休闲服,抽与陈国文一样的6.5元一包的本地烟,不少白领住在城中村内,乘摩的上下班、约会和吃大餐。但近年来,陈国文仰头看到,一群群以“财富”“荣耀”“帝景”为标榜的楼盘拔地而起,用围墙把身边鄙陋的城中村隔开。

城市的政策制订者也渐渐不喜欢他这样的穷人,或者说,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已经没有穷人。这个冬季,先是传出“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员进城”的声音,接下来全城禁止电动车和摩托车通行,据说得到了广大市民尤其是白领阶层的欢迎。

李林的女同事们对禁摩的心态很复杂,终于不见令人胆寒的摩托,但走过医院门前那条马路去公交车站,又让她们担心遭到其他形式的抢劫。“那些被摩托飞车抢过的同事,后来反而都选择摩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搭客仔是让人放心的。”李林说。

一些人开始骑自行车上下班,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很多道路没有自行车道,需不时与汽车并行,险象环生。而的士很少来这里,再说也贵。

禁摩给这家医院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门诊量下降。陈国文分析说,附近居民有个头疼脑热之类的,不能像以前打个几元钱摩的就来,便投诊社区小医院或自己买药吃。禁摩也让一些人对摩的心生惧意,怕交警追车造成意外。地铁口已经张贴标语,号召民众“共同抵制搭客摩托车堵塞出入口的行为”!

但随着绝大多数搭客仔的消失和官僚制度的必然松懈,进入1月下旬,陈国文的生意开始转好,一天能跑到近百元,高于禁摩前收入。他不再守候在那家医院门口,而是在全区道路上不停跑动,惶惶然不敢停歇。

2月1日,“老五”从交警处取回扣留的摩托车,继续不改初衷。唐洪的二舅子在摩托被盗后返乡,这几天也回到广州,重新寻找城市梦想。陈国文在2月10日这天,被老乡邀去短期帮忙装修。再次操起以前吃饭用的家伙,回首往昔,陈国文说:“来广州没错。”

1个多月来,李林除了每天晚25分钟回到丈夫身边外,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更忙了,她还要代笔科室的年终总结,被大内科请去继续策划今年的春节晚会,并将一身盛装地担任主持人。广州白领的忙碌、焦灼、规范、稳定、体面,在她身上都能体现。

有时,陈国文守在医院门前,看着这座阳光灿烂的花园式建筑就想:“我赚钱为什么就不能像她那样轻松呢?”坐在摩的上迎风疾行的李林,却生出对搭客仔的羡慕:“我的生活圈太窄了,能有这样的自由多好啊!”

两个人都误读了对方的世界。

这天傍晚,李林加完班走到医院大门,一辆摩托车呼啸着掠过,消失在暮色中。她才想起好久没有见到这帮老乡了。曾经热闹的人行道上冷冷清清,老乡们粗糙的脸膛、他们的坐骑,和李林颠簸在摩的后座上的3年时光,一起消失在这个冬季。

她挥手上了一部不期然出现的出租车,向灯火深处驶去。

排版:韩柯

本文原载于2007年2月13日《南方都市报》,经作者授权发布。

地平线会员简介

袁小兵

袁小兵,江西余干县人。做过15年记者和背包客,现长居大理,经营“洱海醒来”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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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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