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初次买自行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距本村不远的一所乡村小学当校长，那时候的手表，自行车在乡村依然还是稀罕物，仅有一些单位的职工、种田人手头宽裕一点的才会买这两种物件，一个村子里同时拥有这两种物品者，寥寥无几。
当年，村里人称自行车叫“洋车子”。最初我是从电影中看到的，几个汉奸，肩上挎着盒子枪，骑着洋车子耀武扬威的样子，这个片段牢牢地印在儿时的脑海里。偶尔在乡村土路上见到自行车，为了看个究竟，和小伙伴们要跟着追上一段，边追边喊“骑洋车子带洋货，烧了腚眼别找我……”骑车人冲我们笑了笑，脚蹬得更快了，直到骑车人走远了听不到了，我们方停下来。这首儿歌，是谁编的，是忌妒嘲弄过路人，还是出于好奇，至今我不清楚。
70年代初，我们全村只有村里的小学刘校长有一辆自行车。刘校长是外乡人，从他家到我们村约有四十多里，据说他是吃商品粮的国家人员，村里人对他另眼相看。他的这辆自行车，其实也就是褪了漆的三角架装上两个轮子，失去前后挡泥板，外形显得简单粗糙，车圈上锈迹斑斑，唯有车把子还有些电镀的光亮，除了铃不响其它都响。不知车主人是为了赶时尚，还是为了实用，车梁上总系着一个油乎乎的帆布包，这可是当年自行车的标配。刘校长也是厚道之人，与村里的一些人处得像亲弟兄一般。他的这辆自行车成了村里的“一匹好马”，一旦谁家大人孩子头疼脑热，用急赶个路，刘校长这个人还挺好说话。大伙都说老刘讲究，人缘好，出手“阔绰”。
我不止一次骑过刘校长的自行车，久了也就掌握了它的脾性。掉链子，跑气，嗑钢珠……并非是新鲜事。
一次，我骑着刘校长的车子到中心小学参加教研活动，他嘱咐我要带上气筒，一旦跑气，随时可以打气。临行前，我把气筒绑在车后，果真如此，气筒真的派上了用场，一个来回十多公里，我打了四次气。刘校长的小屋里有个条筐，里面盛满了各种自行车的零部件及板手、钳子之类的。平时经常会看到他在那里修车子。久之，他学会了，补胎，换钢珠，紧车条，拧螺丝等技术。经过日复一日地敲打，足不出户，那辆车子照常上路。我和刘校长共事了五六年，他的这辆自行车一直伴随着他。后来，村里人都买了自行车，一些人竟然上门找刘校长帮忙修车子。
80年代，自行车仍很抢手。别说飞鸽，凤凰，永久三大名牌，就是一些不知名的车子，只要是新车，普通人也很难买得到。后来我托在县城五金公司当经理的大伯给我买了一辆环球牌自行车。接到大伯的信，兴奋得半夜没睡好觉，天刚蒙蒙亮，我就挤上开往县城的班车。骑上崭新的自行车，飞奔在回家的路上，自己的体能潜质被充分地唤醒释放，那种感觉，有在草原上策马的洒脱，也有小伙伴们互相追逐的浪漫和激动。
自行车骑到家里，我也学着别人的样子，用胶带把三角架裹得严严实实，该上油的上油，该包的包上，有时就会情不自禁在场上转一圈。每次骑车回到家里，我把它擦一遍。那个年代，自行车，是小物件大财产，要正儿八经砸钢印办执照，上路必须挂牌照。我的车子，一年365天，约有200天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的乡村土路上，这条路走的人太多了，来来回回，好像永远走不完。路渐渐地走老了，经过风雨的剥蚀，我的自行车也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几年过去了，也就忽略了办牌照这件事。一次出远门开会，还就碰上了“警察叔叔”，没话说，下来吧，一番口舌，也无济于事，只好老老实实掏钱。警察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多少年后我换了新车，这辆服役期满的自行车，证照齐全卖给收废品的小贩。
村里人爱面子，有的人喜欢讲排场。相亲，走个亲戚，有的不会骑自行车也要借一辆车子推着，这样做不是为了过车瘾，而是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据说有一对爷儿俩送新亲，每人都推了一辆新车，陪客的几位很客气。先茶后酒，喝茶递烟时，话音娓娓，劝酒时文雅热情，酒至酣，来者提出天色已晚，要打道回府。“没有事，就这二十多里路，反正您爷俩都骑着车子，月亮地一会到家了。来，再来一杯！……”陪客人脸上堆着笑，话说得轻松，也没有故意灌醉人的意思，一桌人，大概一半是醉了。岂知这爷儿俩不会骑车子，他们怀着侥幸推自行车过来，就是为了装装面子。据说，这爷俩三更天才到家，幸亏是夜间，他们的狼狈相无人看到，他俩都摔了几次跤，脚踝骨也被车拐碰得流了血。现在听起来，这个故事有点滑稽可笑，但在当年类似于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
十多年没再摸过自行车，谁会想到我们进入了一个不骑自行车的年代。乘公交，打的，开私家车，步行，骑自行车者少之又少。偶尔见到几个老人结伴骑行，他们一半是赏景，一半是为了健身。其实，说起来自行车何其便利？省资源，零排放，不拥堵，还健身，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却如一个濒危物种，让人依稀看见一个汽车王国里，“洋车子”似乎是一个老古董，它和人们愈行愈远。
一生中换了几辆自行车说起来有点模糊。时间与生活彻底变了，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机动车风驰电掣的时代，唯有那辆环球牌自行车还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