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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张宇 苏天翱 喻贤璐 整理

黑衣人:新闻深喉与职业线人

随着媒体的发展,新闻线人应运而生。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线人的定义有着多种观点,综合对比后,刺猬君认为,新闻线人指的是不属于媒体,但为获取相应报酬或出于其他目的,而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的人。

前不久,上海电视台揭露的“福喜”事件就是得益于线人的爆料。刺猬君曾在福喜事件曝光后第一时间访谈过潜入福喜工厂的暗访记者,从而了解到上海电视台在此次报道中正是通过线人提供的线索及资料,才有效地对上海福喜公司向麦当劳和肯德基提供过期原料的事件展开一系列调查。

而8月14日二审开庭的“世奢会”诉新京报名誉权案现场,新京报提交并播放了对线人的采访录音,同时公开了匿名信息源“唐路”的身份。在媒体与“世奢会”的系列名誉权案件中,匿名爆料人的身份一直是关键问题。

在微博江湖,“御史在途”的名字相当响亮。三年前,他曾通过微博声讨长沙县警方拘留殴打讨薪农民工,并为此与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对赌官帽”,声名大噪,而最近,他又开始挑战更高级别的官员,提供了很多爆料。

线人的三种类型

业界曾有人将新闻线人划分为三种类型:职业新闻线人、副业新闻线人、客串新闻线人。

1职业新闻线人

职业新闻线人的人数不多,但以爆料养家糊口。他们一般会配备所需的装备,如摄影摄像器材、录音设备等,且拥有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和敏锐的新闻意识。他们了解各报纸的版面设置和出版流程,已经能够按照各个媒体的要求提供新闻线索。有的还会发展二级线人网,从发展的线人处获取新闻线索,再将线索提供给媒体从而获取相应爆料费,然后将爆料费的一部分分给二级线人。

刺猬君曾经在广东的一家媒体实习时,就认识一名职业新闻线人老王。老王认识很多摩托佬和的士司机,每当有突发事件时,他会很快从二级线人处获得线索,然后经过一定的经验判断或信息核实后,将线索报给所在城市的各家媒体,既有纸媒,也有电视台。为了尽可能多的拿到爆料费,老王需要使得多家媒体都采纳他的爆料,且发表相关稿件。

老王有一辆面包车,每次有好的新闻线索时,他会把各家媒体的记者接上车,直接把记者送到现场。老王自己也有单反,每当到达现场时,他也会拍摄很多照片,并跟周边群众了解相关信息,然后与记者们交流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他还会用手机拍摄视频,回家后自己做剪辑,再投给电视台或发布在网上传播。

老王也会自己跟踪一些新闻线索,比如他曾跟过一个倒卖死猪肉的线索,经常开车跟着送货车很久以找到接货点和接货人。每次爆料,老王基本上都可以从每家媒体那里拿到50~200元不等的爆料费,若有五六家媒体同时采用,他每次爆料的收入可达300~1000元。

2副业新闻线人

副业新闻线人有着固定的工作与收入,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们可以及时获得一些媒体需要的新闻线索。其中一种是医院、交通等提供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因为职务的特殊性可以解除更多社会突发事件,提供新闻线索不以爆料费为目的,多是出于正义感而揭发黑幕。

但他们比较注意收集新闻线索,只提供给自己喜欢的媒体,并希望运用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3客串新闻线人

还有些人会客串新闻线人,他们多是由于亲历某些新闻事件,如遭遇强拆、诈骗等,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者出于其他目的而对某件事情进行爆料。 在所有新闻线人中,客串新闻线人占的比重最大。

由于新闻线人所处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其对事实的把握难免会有些偏颇,这给记者把握线索的真伪增加了一定难度。

历史上的新闻线人

在中国,新闻线人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此时,“小报”作为一种与官方的“邸报”相对立的报纸,由于缺乏官方力量的支持,在新闻线索的发掘上就要依靠一些特别聘请的“报探”。这些人大多身兼朝廷下层官吏之职,利用身份便利进出在各地录访朝廷的政治活动和政策信息赚些外快。

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报探”,单从其行为特征分析,已经可以算是新闻线人的前身了。有研究认为由于小报实物仍然没有发现,所以“报探”只能算是新闻线人的萌芽,但其实,小报本身的体量和频次、“报探”制度缺乏常态化的特点也都在证实这个观点。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与之而来的是一大批近代报刊。早期为满足国际新闻的版面,报刊在各国多设有通信员,负责国际新闻的供稿;二次鸦片战争后,70年代《申报》建立,各家报纸对于新闻线索的争夺愈发激烈,进而开始聘请“抄案”,后改称为“包探”,这部分人群不属于报馆编制,其工作内容也从早期的以官府公堂审判的消息逐渐演化为到“新闻密集地”去打探消息,行为方式同新闻线人已无太大区别。

到民国之后,国内涌现出的一大批“名记”——邵飘萍、黄远生、林白水、张季鸾等,都在有意识的使用新闻线人进行采访报道,如邵飘萍便常利用“耳目”进行信息搜集工作。

但有研究显示,在五四运动之后,新闻线人的发展便进入停滞状态。新闻多为革命和政治服务,报纸的宣传功能被强化,加之新中国建立后的办报体制承袭苏联,新闻线人为通讯员所替代。

新时期的新闻线人

从 1982 年开始至 2003 年是新闻线人快速发展期。步入快速发展期的标志是新闻线人快速发展,规模和队伍快速增大,新闻热线版面大举扩张。1982 年元旦《羊城晚报》24 小时新闻热线的开通具有标志性意义,但此时的新闻线人仍然无报酬之说,新闻线索仍需依靠热心市民。而到了1994 年,《浙江日报》记者万润龙为了抢到“3·31”“千岛湖惨案”的线索向线人支付了 1000 元,在国内开辟了向新闻线人支付报酬的先例。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晚报热与90年代中期都市报、晨报热,两次热潮的直接结果就是许多城市出现了不止一份报纸,而这就意味着竞争的日趋激烈。新闻线人也进一步发展。

以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为背景的新闻线人热潮持续发酵,90年代末南京的报业大战让各家媒体在应对同质化竞争时愈发重视新闻线人所带来的价值,开通新闻热线进行有偿新闻线索征集已经是必行之事。同一时期,新闻线人的职业化趋势也在逐渐推进。

进入新世纪,新闻线人的发展日趋成熟。2003年对于新闻线人的发展注定是极具意义的。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新华社在伊拉克的新闻线人贾迈勒那条领先世界所有新闻机构10秒的消息为他赢得了社长总编辑奖;而当年创刊的《新京报》,更是以万元奖金奖酬谢新闻线人。新闻线人开始以职业的形式获得社会的认可,新闻线人公司也开始浮出水面。至此,中国的新闻线人制度也日趋成熟。

自媒体时代,全民皆线人,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消息来源。例如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就是有人用微博爆料提供线索。而前不久炒得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也让线人姜朋勇成了风云人物。

国际上著名的新闻线人

“水门”事件新闻线人“深喉”。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当时《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在一位新闻线人“深喉”的透露下,一起撰写系列文章报道了这一事件,最终迫使尼克松政府任命独立检察官调查此案。出于职业操守的要求,《华盛顿邮报》为“深喉”保密33年。

“五角大楼文件”相关线人。20世纪70年代,《纽约时报》记者靠线人获得一份美国国防部有关越战的高级机密文件,并公之于众。国防部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纽约时报》交出幕后“泄密者”。但法院最终裁决该报享有报道“五角大楼文件”的权利,也有权不把线人名字告诉政府。

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线人。伊拉克战争中,新华社运用线人伊拉克人贾迈勒,及时、准确地报道了伊拉克战况。2003年3月20日,当巴格达上空响起防空警报时,他于北京时间10点30分36秒发出消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响起警报》《伊拉克战争打响》等一句话新闻,先于美联社、路透社十余秒,使新华社成为第一个报道战争打响的通讯社。贾迈勒也因此获得新华社最高奖——社长总编辑奖。

“凯利”事件中的新闻线人。2003年,BBC记者撰文称布莱尔首相曾授意情报部门杜撰假情报,愚弄公众把英国拖进伊拉克战争。BBC的报道使得英国政府陷入了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布莱尔认为BBC的报道缺少消息来源。在强大的压力下,BBC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向英国国防部透露了部分来源。最终导致武器核查专家凯利博士割腕自杀身亡。

“获得报酬”并非线人爆料的唯一目的

很多学者强调“新闻线人”是媒体有偿征集新闻线索的结果,认为线人是为了获得相应报酬才进行爆料。然而,很多时候,“获得报酬”并非线人爆料的目的或唯一目的。

在刺猬君看来,其实有很多线人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水门事件”的线人费尔特当初提供新闻线索给《华盛顿邮报》就是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而一些线人本身就是新闻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希望通过提供新闻线索来借助媒体力量促进某个问题的解决以维护自身或他人的利益。

新闻线人本就是源自于对新闻线索、对信息的需求而产生的。对于欧美西方国家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环境中,新闻线人在现代新闻业诞生之后不久便应运而生,媒体记者为争夺头条独家而耗费财力聘请新闻线人,抢夺资源早已司空见惯。

把视角放回到国内可以发现,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让新闻线人的发展历史感十足;而媒体的市场化背景,则让新闻线人朝着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新闻线人的问题

首先,新闻线人缺乏人身保障,风险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尤其是职业的新闻线人,在工作一旦遇到险情,一旦被危及到生命安全……谁为他们埋单?他们做出的牺牲应该如何定性?新闻线人挨打、被扣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于爆料人提供的信息的真实与否,媒体有核实义务。如果媒体没有核实清楚,刊发不真实不准确的消息,主要责任在媒体,新闻线人只能负次要责任。但微博上爆料的虚假信息也比较多。媒体人魏武挥认为,微博爆料人没有核实真实性的义务,“记者讲专业主义,探求事实真相,他们有天然的义务和伦理核实真相。但是爆料人没有责任和义务,他们更像是举报者,拥有举报的权利。”

2003年7月,曾有新闻线人向多家媒体爆料,说有一起大卡车翻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发生,许多都市类媒体对此极为关注,纷纷派出记者直奔出事现场。最后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司机乘客都安然无恙,只是卡车上的一车猪纷纷落了水。成都晚报记者事后写下了《淹死16头猪引来15个记者 交警吃惊报料人也惭愧》的消息。

有的线人在揭露黑幕时,为了使新闻单位相信自己,往往冒着危险去作一些先期的调查核实工作,比如对揭露对象进行全天候跟踪监视,用偷拍、偷录、偷摄等非法手段获取凭证。甚至有的为获取证据方便,还不惜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获得的证件,这些行为已经违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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