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冲要无双地,
九塞尊崇第一关。
这是雁门关北门嵌镶的砖刻对联。上联三关指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为长城外三关。下联指“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雄关,北依雁北高原,南屏忻定盆地,群峰挺拔,依山傍险,是古代中原农耕民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天堑,历代镇守边关的咽喉,千古兵家征战之地,也是历代为无数文人墨客吟咏题颂的神往之地。
一座雁门关,半部华夏史,可见雁门关历史的悠久与文化的厚度。《雁门关志》载:“勾注山,古称陉岭。岭西为西陉关,岭东为东陉关,两关石头边墙联为一体,历代珠联璧合互为倚防。雁门关明代前址西陉关,东陉关倚防;明代后址东陉关,西陉关倚防”。由此可见,雁门关的关城在明代是有变化的。古雁门关北口为白草口,南口为太和岭口。明代以来雁门关北口迁为广武口了。雁门关东西两翼分别延伸至繁峙、原平。雁门关整体布防概括为“两关四口十八隘”,古代在这设隘口十八座。雁门关作为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争最为频繁,知名度最高,影响面最广的古关隘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关。
雁门向北,就进入塞北的大漠了。雁门关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在此与匈奴作战。汉朝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经率兵和匈奴在此作战。李广就曾任过雁门太守。宋辽之战,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雁门关就是宋与辽对峙的主战场,现在景区内还立有杨六郎的塑像。据传雁门关北口白草口原名败草口,就缘于杨业兵败此地绝食而亡。宋夏之战,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经此视察麟州屈野河西边防。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此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取得著名的雁门关大捷。而以雁门为名的雁门郡,也历经秦、汉、隋、唐,前后多次改复置废,至唐肃宗乾元三年,前后共一千多年。雁门关因其独特的军事地理要冲和奇异的山河风貌,历来为文人骚客所咏诵。诗仙李白云“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把雁门关平川走沙、胡天飞雪的壮丽景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中唐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就出身雁门田氏,系唐朝中期将领、军阀、藩镇,安东副都护田守义之子。史载田承嗣骁勇善战,跟随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屡立军功,迁左武卫将军,率军攻陷洛阳。安史之乱平定后,归降朝廷,拜魏博节度使。而后田承嗣割据一方,不听朝令,魏博镇俨若独立王国。唐代宗实行姑息之政,用心笼络,下嫁永乐公主,授予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封雁门郡王。汉书名碑《鲜于璜碑》主要叙述鲜于璜的祖先世系及其生平仕历。鲜于璜初举上郡孝廉后,曾为度辽右部司马、赣榆令、太尉西曹、安边节使等,终官雁门太守。他为官乏善可陈,过世后却为现代书法爱好者留下一套名碑,也不失为一个美谈。
今天,我们有幸让藏友从日本回购的“雁门郡之印”重见天日。这是书法、金石史上的一大幸事。那么,这方官印是什么年代的呢?这方古印背后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雁门郡之印”为铜质、鼻钮,方形,纵5.5厘米横5.5厘米,通高4.3厘米,重261.6克。印背镌刻“雁门郡之印”五字,为楷书款。从印面印文风格和鼻钮的形式来判断,当为唐朝的中期的雁门郡官印。
雁门设郡,要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史记·匈奴传》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唐朝于天宝初年设雁门郡。《旧唐书》卷三十九记载,“代谢中都督府,隋为雁门郡,武德元年置代州总管,管代、忻、蔚三州。代州管雁门、繁畴、崞、五台四县……天宝元年改雁门郡,依旧为都督府,复为代州……。”唐朝建国之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雁门郡为代州。天宝初年(公元742年)复置雁门郡,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为代州。由此推断,唐朝雁门郡建置存续为公元742年至公元758年之间,前后共16年。所以,该印当为唐中天宝至乾元年间的雁门郡官印,其“年龄”应该有1360多岁了!
对于印章的研究,从元明文人印初兴以来,至明清时期,印学流派纷呈,而近代更是景象繁荣,名派林立。秦汉印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他们高举“印宗秦汉”的大旗,一时使得除秦汉以外的印章备受冷落。尽管浙派鼻祖丁敬提出了“早知唐宋元朝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的口号,但追随者却也寥寥可数。直到晚清瞿中容《集古官印考证》首倡隋唐官印考释研究之先河,继而民国金石学家罗振玉大力搜求辑其印文成《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书。该书共收官印225枚,其中隋唐官印25枚,成为研究隋唐以后历代官印的必备书目。上世纪七十年代罗福颐所著《古玺印概论》,从古印书体、名称、钮制、材质、类别到古印的由来、古印时代、用印遗迹、印文排列方式等诸方面做了全位的研究。其中对隋唐官印从印文、形制方面详细并举例说明,归纳精准的鉴别要点。当代孙慰祖先生所著《隋唐官印研究》一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具权威性研究隋唐官印的专著。该书总结前人隋唐官印研究成果,广泛罗列新近发现文献资料,通过由官而私,由内而外,由前而后,由实物到文献的多层面考究,对隋官唐印分期考释,其体制的形成,材质制作工艺均有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鉴定隋唐官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考和系统的指导,同时也丰富了金石学、书法篆刻学、考古学的学术内容。据孙慰祖《隋唐官印研究》介绍,目前发现的隋唐官印仅三十余方,其中大多数仅仅只见印文。可知隋唐官印非常稀见,学术研究也滞后秦汉印。但通过几代学者筚路蓝缕,使中国印史这一薄弱地带逐渐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来考略“雁门郡之印”,从学术上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雁门郡之印”印文释读
“雁门郡之印”印面五字,分作两行排列,第一行“雁门”两字,第二行“郡之印”三字。印文为小篆阳文,边框粗细与印文相同。印文结体严谨,线条屈曲盘绕,笔画圆润,篆法婉约秀美,线条流畅自然。章法上,根据字的笔画简繁艺术性地做伸缩挪移处理,匠心独具。“雁”字笔画多,占用空间大,“之印”笔画少占用空间小。为追求印文布局上整体的匀称,笔画最少的“之”字,通过盘曲笔画的形式使印面平衡。这种屈曲处理既不突兀,也与其他字十分协调,画面也更加美观。比较“之印”二字的篆法官形,风格在唐官印大多比较接近。再看印文与细边框的搭接连接安排得也极为精妙。印文与边框三向均是有笔画搭连,雁门右边全空无任何笔画搭连,可见篆印者安排无程式化的匠气,其余三向边框均有三笔与边框相连,这样顺势而为,顺“印”自然,珠联璧合。“门”字的大块留白和“门”字上部中间横画斜插可谓点睛之笔,使严谨端庄的印面增添了无限生动活泼的美感,仿佛两柄神剑化作门栓,紧紧锁住雁门雄关。
"雁"和"鴈",古代通常混用。汉许慎《说文解字》里解释,雁者,鳥也,从隹从人,厂声,读若鴈。雁字形声兼会意,雁是一种鸟,隹,人(亻)表意,厂(an)表读音。甲骨文隹的字形也和鸟的字形非常接近。可见"鸟"和"隹"在造字时时常互换,比如鸡的繁体字"鷄"也可以写作"雞"。因为大雁在迁飞中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是按人字或一字有序排列行进的,所以在古汉语古诗词中,“雁序”又表示兄弟之秩。而每年大雁南飞都是定期的,从白露开始,到寒露结束,仿佛佳人守约一般。所以,古人又多以鸿雁来比喻爱情,如“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据研究,唐朝铜官印制作方式大致可分为焊接法和整体铸造法。整体铸造法印风,能于浑厚苍茫中见精微,流动中见迟涩朴茂,有水墨淋漓之趣。焊接法官印又称“蟠条印”,是先铸好印体,印面内凹成腔,再根据文字造型蟠绕焊接在印腔内而成,其特点线条便于操控,雅洁劲挺。二者呈现的印面效果最明显的区别是笔画相交处的衔接形态。焊铸法笔画相交处大多会出现分离的状态,有的甚至出现位置的偏移,如"金山县印、武夷县印"等。整体铸造法由于铸造工艺的原因,笔画交接处衔接点明显粗大于笔画,且内夹角边缘均有明显的内弧线,给人的视觉效果非常牢固,整体印面熔为一体,如"万年县印"。"雁门郡之印"笔画交接处衔接点饱满,较笔画更加粗壮结实,故此制作工艺当为非常典型的整体铸造。
唐代由于经济社会的高度繁荣,其各种艺术也达到了一个巅峰昌盛时代,诗歌、绘画、书法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篆书这一古老的书体在唐代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是在汉魏以后出现的篆书发展高峰,书法史称之为“篆书中兴”。代表书家有:李阳冰、卫包、唐元度等。唐代“篆书中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唐承隋制,科举取士,国子监专设书学为品学之一,立博士为教。当时既要学习古今不同的字体,也要明了字体的源流正变。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结束了北朝以来文字混乱的局面,开始了唐人尚法的风气,也使人们对篆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后,朝廷还专设校书郎一重要职位,担纲者都是饱学之士。据《大唐六典》载:“时有校书郎正字之官,其职责是掌管典籍校刊,文字刊正工作,校刊整理的书籍共有五种字体,第一是古文,已废弃;第二种是大篆,只在刊载石经使用;第三种是小篆,用于印玺,幡碣;第四是八分,用于石碣,碑碣;第五是隶书(指当时通行的楷收),用于典籍、表奏,公私文疏。”于是便形成了唐初至唐中这一时期所谓的篆书中兴。篆书名家有成就的都是小篆,《唐六典》明确入印采用小篆,这样名家的书风自然影响了当时官印私印文的风格。
有研究者认为,隋唐官印的区别之一在于“之印”与“印”之不同。唐代官印与隋代官印关于辞例有无“之”字的区别,罗福颐先生的认为,唐代官印多有“之”字,不用“之”字者多半为隋印。但在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中晚唐封泥中发现有加“之”字的,也有无“之”字的。罗福颐的观点就要辩证地来看了。从仅存数例隋官印中确未见“之”字,有加“之”字可以认定为唐代官印的观点还是要仔细考究、认真商榷的。孙慰祖先生在《隋唐官印研究》里提出保守的观点:“左侧‘县之印’三字风格一致,唐代官印是统一制作,还是有本所依,还需史料进一步证实,而且此类现象在中唐较为常见。”笔者以为从《唐六典》明确入印采用小篆这一要求,从逻辑推理对于最能代表执政权威的信物的文字应该是统一。既然外形形制,尺寸大小,印文辞例有统一的定制,印文更应该统一。也就是说带“之”的肯定唐朝的,不带“之”未必是唐朝的。
“雁门郡之印”形制和背款的考究
为了将隋唐官印从形制上与其它官印中区别出来,罗福颐先生通过对故宫旧藏几方的隋唐官印研究,归纳出隋唐官印的基本特征:一是加大了的鼻钮,二是有些有背款有印文铸出、印文篆书。隋唐官印的区别在于,隋印印钮“明显保留着汉晋鼻钮形式,钮顶呈半圆形,鼻厚而宽,孔穿较小,也是半圆形,整个外形完全是汉晋鼻钮的放大。”而“唐代官印的钮制与此有较大的差别,钮变高、薄、窄,孔穿随之变长,向后发展经五代至宋,逐渐形成橛钮,则完全失去鼻钮的形态。”由此,汉晋隋唐官印印钮的变化脉落已非常清晰:隋朝鼻钮加大,至唐朝早朝印钮变高变细,而到了五代宋变鼻钮为橛钮。官印制度的变化,学界关注的大多是印面的大小。隋唐官印的尺寸的增大,一般在5-6厘米之间。据孙慰祖先生研究唐官印印面平均尺寸为5.5厘米左右,“雁门郡之印”尺寸为5.4厘米,符合唐印官制。现就故宫博物院藏“中书省之印”与“雁门郡之印”背款做一比较,中书省之印可谓是公认的中唐官印标准器。其印面尺寸为5.7*5.6厘米,“雁门郡之印”尺寸为5.5*5.5厘米。二印尺寸相差无几,形制基本一致。
隋唐官印的鼻钮有一个从粗大到高细的变化,鼻钮也标注出具体尺寸。根据孙慰祖先生《隋唐官印研究》中隋官印和唐官印中的标注的通高数据计算,隋印平均通高3.25厘米,唐官印平均通高4.21厘米左右。“雁门郡之印”鼻钮与之比较,“雁门郡之印”通高为4.3厘米,略高于唐官印平均值。由此可见,“雁门郡之印”钮的高度、厚薄、宽、窄,孔穿的长度完全符号唐中期官印的形制。
焊铸法“金山县印”
整体铸造法“雁门郡之印”
我们仔细观察这方印的鼻钮会发现,鼻钮的绳口隐隐约约能看出有磨损的痕迹。这说明鼻钮不仅是方便盖印时把握力度,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吏为了使用和携带方便,确实是用绳子拴系着鼻钮的,类似当今时髦女孩的手机链。用放大镜还可以看到鼻钮绳孔内侧,沉淀着微量的泥沙,已经和锈斑锈蚀融合在一起了。
隋唐官印除了印面尺寸、钮制、印文用印制度方面不同隋唐之前以外,还有一个显著标识,就是官印在制作过程中出现的背款。秦汉时代,官印基本不署款。这也是后来文人篆刻款识的滥觞,隋唐官印背款大多凿刻,内容大多为印面释文和制作、颁发印章年月的文字。诸如隋“广纳府印”印背上镌有“开皇十六年十月一日适”,唐中书省之印、武夷县之印、平琴谢之印均有释文背款。这些背款文字有的凿刻一行,有的分两行,大多为楷书。学界对背款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为释文加年款的定为隋代,一种为单有印面释文的定为唐代。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唐代官印未发现有年款的,隋代官印也有无款的。格式上有做一排凿刻的,也有做两排凿刻的。故宫博物院藏“中书省之印”背款分两排凿刻“中书省”三字已剥泐不清,“之印”两字清晰可见,与“雁门郡之印”背款“之印”比对,字体风格大小及凿刻的位置如出一人之手。不知当时是否是官方严格要求的定制,但从多件唐官印中发现此背款至少也可以认为是当时的制作习尚,或许也是约定俗成。
“雁门郡之印”皮壳及锈色
唐代百官“皆用铜印”,是一种明确的制度。铜印由于长期埋藏于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经过长时间的酸化腐蚀及氧化锈蚀。因此,铜印的锈斑是由内向外一层一层长出来的。细观“雁门郡之印”贴骨锈坚固细密,红斑绿锈层次分明,贴骨处黑锈,黑锈之上为红锈,再之上呈绿锈,绿锈有明显的结晶斑。在一百倍放大镜观察锈色绿、蓝锈色很有魅力,它给本有着沧桑之美的铜印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从皮壳包浆来看当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土,其坑口具有典型的北方特征。南方的坑口红绿锈居多。这种红斑绿锈层次分明,由黑而红,由红而绿,锈而结晶,当属北方的坑口。唐代官印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品相非常难得。
结合存世的公私馆藏隋唐官印进行比勘,“雁门郡之印”印面印文风格,形制特征,结合背款和锈色,都完全符合唐中朝官印特征。使用时间约为中唐天宝(公元742)至乾元(公元758)年代。唐朝官印由礼部掌管,从印的颁授、铸造、置印、改铸到废印缴销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规定作废或不用的官印要上缴,一律交礼部员外郎,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再销废。因此,唐代官印传世非常稀少。
匹马向何处,北游殊未还
寒云带飞雪,日暮雁门关
一路傍汾水,数州看晋山
知君喜初服,只爱此身闲
如今的雁门关已不是苍凉的边塞,中唐的雁门郡也离我们远去了一千多年。安史之乱,田承嗣反复降唐又叛唐,这枚雁门郡之印回放了一千多年前那次盛世的战乱。仔细把玩这方斑驳锈迹的“雁门郡之印”,我们仿佛听到那远古的勾注山下金戈铁马中的千年厮杀声,仿佛听到了王昭君“汉恩自浅胡恩深”的不尽哀怨,仿佛听到了范文正公“衡阳雁去无留意”的浅浅低吟,仿佛听到了杨业慷慨赴死、绝食而亡的无奈悲叹……往昔不可追,远去了鼓角争鸣,暗淡了万光剑影,唯这方雁门郡之印还在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发展更须努力。(玉平 半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