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门|江上芦苇
“226”事件后，日本政府由于对军方的酷暑，将对中国的外交态度从“天宇声明”转变为军方吞噬整个中国野心的“光电三原则”。
至此，中国已经让无可让，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日本的优势在于军国体制、工业体系以及技术兵器，而劣势则在于孱弱的国力经不起消耗。作为作战策划和指挥中枢的参谋本部，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按照日本参谋本部1936年制定的《昭和12年（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日一旦开战，日军应于华北方面使用2个军（5个师团，视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和华北五省；华中方面，使用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相互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则使用1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这个计划要求海军一开战即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以协助陆军占领主要地区。整个作战指导思想为避免打持久战和全面战争，力争把战事控制在局部，并速战速决。整个计划，共动用14个师团。
至七七事变前夕，日本陆军共有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54个飞行中队）及相当于步兵旅团的守备队等，共约38万人。同期的中国军队则庞大得多，拥有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以及其他技术兵种，总兵力约200万人。
从账面看，中日陆军兵力对比超过5：1，中国在数字上占优。但从实际战力来看，中国方面的情况就不太乐观了。日本陆军虽然现役兵力不大，但却具备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有能迅速抽调编组的预备役兵73.8万人、后备役兵87.9万人、第一补充兵157.9万人、第二补充兵90.5万人，总计448万余后备兵员。除此之外，还有第一、第二国民兵役。其补充效率，远较以抓丁为主要手段的中国军队为高。
由于兵员充实，故在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各师团不仅编制满员，且大都附有若干装备轻武器的补充大队。这种补充大队不列入战斗序列，但可用于随时补充缺员。据日军文件，每师团平时11858人，战时21800人，有的甚至达到25200人。
与编制完善、员额充实的日军师团相比，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编制架子虽大，但技术兵器不足、战斗兵不充实的问题。如暂编第5师，据曾任师长的郭汝瑰回忆，该师对上级报称员额7000余，而师内编制薪饷名册才不过3000出头——就这3000出头，还是各团均谎报多人之后凑出来的数字。
作为一种普遍风气，国军各经理单位（师、团、连）罕有不吃空额的，师一级单位吃10%以下算相当廉洁，吃掉15%算正常，如暂5师这样吃掉60%以上虽属罕见，但也绝不是特例。
一个师的战斗兵通常不超过编制数的40%，而战斗损耗即主要集中在这40%之内。按照日军的经验，损兵三成就是苦战，损兵五成就可视同全军覆没。但国军吃空额，恰恰就习惯性地吃在战斗兵员额上（技术兵种和机关兵、勤杂兵由于岗位特殊性，一般不会用于吃空额。只有吃战斗兵的空额，在平时毫无影响，在战时亦易以阵亡报销，最是方便好吃），基层连队缺额1/3以上算是常态。所以国军师一级的战斗力，通常还要较理论数据再打一个五到七折。
九战区高参兼作战科长赵子立，在总结1938年武汉会战经验时就指出了中日两军的战力差距：“一个战斗力强的师（两旅四团），在战略战术都没有错误的状况下，才能与日军一个联队（团）打成平手。”也即是说，师一级战斗，国军在表现极好时也只能四打一。若换成暂5师这样的队伍，被日军一个大队（营）撵着跑也很正常。
从会战层面看，中日两军的战力差距也同样巨大。以武汉会战为例，日军仅动用了9个师团又5个支队，国军却动用了109个师。但会战的结果却是，总兵力投入5倍于敌的国军，既未能保住武汉又未能取得歼灭性的战果。
所以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战争计划，敢于在以一敌五的劣势下首先挑起战争，至少从正面战场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可算是精准而合理的。但作战课的参谋们却漏算了一点——由于兵力上的绝对劣势，日军很难对中国军队实施有效的合围和大规模的歼灭，最多是不断地击破和削弱它。但偏偏这个对手又具备超强的补血和恢复能力，因而战争绝无可能迅速地结束。
卢沟桥枪响之后，日方高层一直对是否全面开战，打到什么程度犹豫不决。从最初的坚持不扩大，到最后被自家的最后通牒逼迫着下达动员令，经典地演绎了一次日本特色的“下克上”决策。而在动员过程中，又处处存在着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的幻想，导致“自北向南，以河为限；牛刀杀鸡，速战速决”的正确战略思想自始至终都未能按部就班地执行。这一系列失误，使日本失去了在战争初期迅速击垮中国的可能，被迫以孱弱的国力投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并最终输掉了战争